在中国立身处世，无论做官经商，文治武功，搞教育，三教九流，甚至拉帮结伙玩江湖、做强盗都得重义气，讲良心.千万别嚷嚷什么穷人、富人，底层、精英主义厚黑学，营销不接民气，逆天悖理的封建糟粕和损人利己捣鬼术。

夫子之道，“为政为大”，官学一体，“君师合一”，立足于当官、做文章，搞技术和商务，尤其“知识分子”更应该选人伦，明教化，鼓励歌功颂德做好人，敦促居庙堂高者诚意正心，像“父母”一样责任无限爱民如子，体恤苍生。这种说法、做法既符合“中国特色”，也是与本土人文生态相适应的法理安排，不仅道义上符合“政治正确”，老百姓也认为理所当然，本该如此。

现在有一帮文人动辄好与“国际接轨”，弄些水土不服的所谓“公仆”职称，搞得说法与做法严重错位而且令人反感，不讨好。所谓公仆和当下流行的“知识服务、外包代理”更是不伦不类，想用学理取代天理，用博弈论取代成人成己老传统，把人际关系搞得既不合人情，也不讲规矩，连人民与政府，教师与学生都像花钱雇来的管家和卖买人，谁对谁都心机重重，相互防着算着，这不但追加了有偿服务和交易成本，也了败坏了社会风气，糟踏了“君师合一”的好名声。

从接受心理和习惯上讲，在中国做人做事，都得学会相互成全，和乐共生，你好我好大家好。孔子说“人人皆可成圣贤”，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毛泽东说“六亿神州尽舜尧”。 在文化心理上，中国人大都笃信“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认可天下好人多，鲜有教人作奸犯科干坏事，并不在意洋腔洋调的一神教“有罪推定论”。同样，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宣更是主张光明正大，扶弱济贫，歌功颂德，礼赞好人好事。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

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现代社会资本为王，与其匹配的上层建筑就是物竞天择，赢者通吃的“达尔文主义”。认定人人都是见利忘义的“经济人”，是“恶之花”。因此，自会鼓吹享乐，脱离群众，躲避崇高，刺激客户“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认钱不认人。（注：按二八定律，穷人总是多数，没筹码搞投资，纳税做庄家）。

反映到文艺美学就是求快、图爽，喜欢阴暗叙事！不相信世间有好人（性恶论即生发于此），文艺家都像“狗仔队”，热衷窥阴揭秘，猎奇扒粪，唬人吓人搞夸张“过瘾”，认定“我是流氓我怕谁”！伤痕文学之后谈反思，反思之后搞寻根，然后是所谓“解构主义”，一地鸡毛！劳伦斯、胡兰成、苍井空、木子美……前赴后继。一时间“黑社会”平反昭雪、“裤裆趣味”翻云覆雨，没完没了，乌烟瘴气！直弄得一些不务正业的街头混子也“篡位”做起了文艺家、律师和媒体人，正所谓“文艺圈里坏人心，个个都像西门庆”！

数十年“文艺界”混成了名利场，艺术家“入伙”娱乐圈。看似旗号多多，什么意识流、先锋主义，概念艺术……很个性、很前卫！但无非阴阳怪气骂社会、愤世嫉俗“毁人不倦”，男盗女娼专与公序良俗抬杠学洋标配，装名士卖丑搏出位，“扮酷”而已！

据坊间传闻，北洋和民国很自由，知识分子耍横很拉风，没人敢管。时下文人热捧章疯子骂袁世凯，刘文典发狠踹老蒋，吴宓怒砸狗肉店，胡适翘二郎腿，摆谱拿架子……，一时生猛火气大，没人敢惹，很爽！但实情却是当时天下纷扰，主权未定，老袁地位来路不正欠火候，老蒋忙拜把子“圈粉”搞统战，各路庄家都想攒人望，不愿得罪人。未曾想，胡适、刘文典们都是聪明人，装疯卖傻也得审时度势，倘是天命所归，叔孙通制朝仪，江山定于一尊，谁还敢犯上坏规矩，失礼乱来，不掉脑袋也得脱皮！

几十年啦，别看文艺圈很火爆，无非比烂、比邪乎，比谁能装神弄鬼不要脸！言论自由，肉欲绽放，文化泛滥，其实就是精神颓废丢了魂！所谓文艺主流就是体制内“搅局挖主坟”，吃里扒外想“闹独立”；江湖上浑水摸鱼耍无赖，“玩的就是心跳”，都不是啥好鸟！想想看，提升软实力、撑“正能量”能靠这伙人吗？不慌腔走板使坏，出妖孽才怪！

（汉心，著名文化学者，香港《亚洲经济导刊》社会评论主笔，专栏作家。2005-2008年两度入选“百名华人知识分子”，著有《人的境况》《梦游者随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