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实施赶超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因此为世人所瞩目。

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不能以西方为师，即使引入西方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也要根据现实情况加以改造运用，否则将是灾难性的。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革命之所以经历那么多挫折和苦难，根本原因就是党内一些人迷信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迷信苏联经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叙事，在中国发现了农民中蕴蓄的伟大革命力量，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他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路，激活了社会各阶层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得以在较短历史时期内取得飞速发展。

不幸的是，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底层逻辑依然是：相对于传统中国，今日之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是先进的，所以它在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先进的，因此我们要以近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为师；为了证明引入西学的合法性以及西式现代化的普世性，学人甚至编造历史，以证明中国会按线性发展的逻辑归向西方的怀抱——今日国人普遍相信：中国过去也如欧洲一样自给自足，封建诸侯林立，政治专治，重视党争，拥有民族国家……这些西方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史实或要素我们也有，未来或现在之中国最多只是西方的2.0版和3.0版，

这种逻辑是错误的和危险的，也没有任何现实基础！

一个人血压高，并不能说他能力高。同理，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并不能说它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必然领先，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中讲“异类不比”，夜晚的长度不能和绳子的长度相比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图片说明：一个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领域的发展，犹如德国名城科隆的这座房子，多是层层累积起来的，他国不加甄别、全盘照搬的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房子上的数字显示，第一二层建于1727年，第三层建于1914年，第四五层建于1954年。

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方比中国先进。实际上，包括科学技术在内，东西方的现代化路径大相径庭，其现代性特征也迥异。西方现代化是在海外殖民和国际战争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现代化是在国家赶超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内生性工业资本积累发展起来的；西方诸多国家本身就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再加上海外殖民获得的超级利润，使其得以建设高福利社会。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人身份认同已被普遍消解。十九世纪无产阶级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外化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垄断大资本对世界上所有人的掠夺——其目的不能得逞，国际垄断大资本就会毫不留情地发动战争强行掠夺。长期在法国从事新闻报导的郑若麟先生敏锐地观察道：“马克思认为，无产者因‘无产’而无私利，所以各国无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在法国的20多年生活却给了我另一种感受：全球化进程清楚地表明，一个富裕国家的‘无产者’早已蜕变成发展中或落后国家中真正无产者的‘剥削者’；全球化使有产者对剩余价值的盘剥，从一个国家内部转移到国际上，形成一国对另一国的盘剥；阶级斗争也同样全球化了。今天的世界除了阶级划分，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分野。”（郑若麟：《法兰西的选票：真实经验中的西方政治观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0-31页）

任何一个在西方细致考察过的人都应该看到：中国不可能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中国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建立起高福利社会。中国农民为了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更不太可能如西欧农民一样过上小国寡民式的田园生活——今天已有数以亿计的农民住进了高高的楼房。

图片说明：法国布列塔尼大岛（Île-Grande）对面的小镇远景。这里仅有一座较高的多层楼房，显得与周围景致十分不协调。欧洲农民通常住在内部现代化的独栋房子里，有些房子十分古老。村子周围则是大片的草场和森林，夕阳西下时，会形成一望无际的绿色波涛。

既然中国不可能实现欧美式的现代化，我们怎么可以照搬适用于西式现代化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呢？

这次考察欧洲，我和欧洲友人细致讨论到这一点。

当他们听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观念仍是以西学为师，第一反应是十分惊讶，因为中国的许多社会实践西方甚至闻所未闻，怎么可能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经验呢？这不是愚蠢吗！要知道，西方社会也在普遍反思殖民化时代形成的二元对立话语，那是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建立的逻辑基础。一些学者意识到现代化是不同族群互动的过程，不能用现代与传统两分的形式描述“西方特色”。

图片说明：8月3日，我们在德国首都柏林参观了柏林民族博物馆，它是世界上关于非欧洲文化和艺术最大、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收藏始于1794年，当时名为“皇家古物、硬币及艺术收藏”。该馆中许多展示表现出对西方殖民时代以来二元话语构建的反思。

至于造成国人迷信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不容忽视。

一是西方有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它保守而封闭，西方主流社会并不情愿接纳中国人或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他们开始就要以西方学术为师，否则几乎不可能毕业。在接受了西方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之后，能够超越西方学术体系进行全面反思的人就很少了。就算在国外呆上十年之久，中国留学生也不太可能为西方主流社会所接纳，他们得到的观念大体是西方人想让别人接受的观念，所知也多是西方社会的皮毛。

二是，归国留学生几乎不会将西方现代化的事实告诉国人。因为他们一旦承认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不适用于中国，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过去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西学利益集团”，他们用肤浅的骗术绑架了中国学术，甚至中国本土文化研究都要以西学为框架，尽管二者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武汉大学哲学系郭齐勇教授指出：“百多年来，传统学术，从分类到研究方法，都被强势的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标准、规范所限制和宰割。这些规范和标准，以单线进化论为背景，系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移植过来。此一话语霸权，套在中国传统学术上，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文学术的尴尬。”（郭齐勇：《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五期。）

最后，中国本土学术体系自汉以后就变得支离破碎。先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造成经学与子学的人为断裂。然后是宋儒“异端诸子，佛化四书”，造成子学和经学的双双陆沉。这极大增加了我们复兴本土学术体系的困难，致使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中国特色的精神基因长期得不到系统阐发——因为这需要数十年的持续工作。近代史上很少有学者愿意这样做，即使如钱穆这样的学者想做，也很难逃脱宋明理学或两汉经学的窠臼，回归先秦经子之学本来面目。

学术话语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决定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此次游学欧洲期间，德国友人彼得·库内尔（Peter Kühnel）作了个形象的比喻：“学术话语犹如一个国家的领头羊，领头羊选错了，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我对他的话高度赞同。

不能再让西方学术话语统治我们的大脑，不能再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奉若神明，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留学生更当慎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西学利益集团”，本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精神，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学术发展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