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摘》：现如今西方似乎将世界大战定义为“全球军事集团热战”。在算法战争、气候危机等非传统威胁叠加的今天，应如何定义世界大战？

赵文亮：世界大战这个概念呢，确实是20世纪特有的现象。它的本质是形成了全球性的军事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对抗状态，是热战。核心特征有这么几个：第一，主要的参战国结成了两个全球性的军事同盟进行对抗；第二，作战行动在多个地区全面展开，不仅是陆战，还有海战、空战等；第三，战争的结果会导致国际秩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不能算世界大战。冷战是美苏争霸、东西方对峙，虽然有局部热战，虽然很危险，但它是个整体对抗，还没有发展到全球规模的热战状态。

至于说“新形态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算法战争主要讲的是战争形态的演变，比如AI介入决策、数据驱动作战等等。但这些变化本质上还是属于战争形态的进化和作战方法的改变，它没有改变战争本身是你死我活争夺的本质。气候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贸易战是国家间的一种经济冲突手段。这两者都不是传统的军事冲突形态。所以我觉得现在谈“新形态世界大战”，目前还不成立。

《军事文摘》：您在您的著作《中国二战史研究七十年（1950—2019）》中对二战的研究做了非常系统的梳理，现在西方学界是如何归因二战起源的呢？

赵文亮：二战起源问题学界讨论很多。西方主流观点主要有这么几派：一是凡尔赛条约埋仇说，认为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惩罚太严厉，割让领土、巨额赔款、限制军备、剥夺殖民地等等，极大地伤害了德国的民族自尊心，为纳粹上台和煽动民族复仇情绪提供了土壤。有个非常讽刺的例子，希特勒通过国会纵火案清除异己后搞所谓的“全民公投”，连关在监狱里的德国共产党人都投票支持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第二是绥靖政策助长说，批评英法在战前对希特勒步步退让，想牺牲小国利益换取和平，避免战火延烧自身，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极大助长了法西斯的野心，这叫“损人害己”。第三就是苏联伙同德国挑起战争说，指责苏联和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解除了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后顾之忧，二者还瓜分了东欧势力范围，加速了战争的全面爆发。苏联解体后解密档案，甚至双方如何划分利益的秘密议定书都公诸于世了。

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时代的大背景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时代，各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他们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挑战老牌帝国的既得利益，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这个语境下是很有解释力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和重新瓜分世界的诉求，是战争的深层次根源。另一个关键点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纳粹德国宣扬日耳曼民族优秀论，日本鼓吹大和民族优秀论，贬低其他民族，甚至把一些民族（如犹太人）妖魔化，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在法西斯国家内部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成为驱动侵略战争的心理引擎和精神毒药。它把民族自尊放大成了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敌视。

《军事文摘》：有人说二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基于您的研究，您认为二战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有哪些？

赵文亮：二战影响太大了，最深远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彻底终结了欧洲列强主导世界历史长达几个世纪的时代。二战前的世界强国英、法、德在战后全面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两极格局由此形成。与之相伴的是旧有的全球殖民体系在战后快速瓦解，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走上了独立之路。亚洲这边，特别是中国，我们常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不仅是精神上的，在国际地位上也是历史性转折。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巨大牺牲和伟大贡献的认可，奠定了战后的大国地位基础。这个结构变化对现在的国际格局依然有深远影响。

第二点，是推动了国际治理模式的重大革新。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虽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它确立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就是“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不论大国小国，理论上在联合国大会都是一票，这与一战后的国联那种“绅士俱乐部”式的等级制有本质区别。经济上，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由美国主导，但也建立了一套相对规范的、包含了当时发展中国家意愿的国际经济规则框架。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反思：对我们中国而言，实际上中国是战后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为什么这么说？正是战后确立的总体和平环境，为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我们今天的立场是清晰的——我们要做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参与者、改革者，推动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去颠覆它、推翻它。

《军事文摘》：中国战场牵制70%日军、印度提供几百万兵员、巴西远征军参与意大利战役，但西方二战史仅较少篇幅提及这些贡献。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梳理研究南方国家二战贡献有何意义？

赵文亮：这些情况确实存在。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国家当时大多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者落后国家，其军事实力和战场参与度相对主要大国弱一些，这很自然。战场参与度弱，不等于其他方面贡献小。比如中国战场，虽然中日军力差距巨大，中国直接歼灭日军数量不如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多，但我们的战略牵制作用极其巨大。胡德坤教授就做过非常系统的研究。中国的坚持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北进”，拖延了日本的“南进”，并使德日两个法西斯东西会师、夹击苏联的企图破产。更重要的一点，正是因为中国战场死死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才使得英美苏能够确定并坚定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部署。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国内研究这个问题的成果不少。

据有关材料，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属印度军队扩张至惊人的876.4万人，其中206.5万为印度本土士兵，成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重要人力支柱。在1945年2月的第三次缅甸战役中，70万印度士兵（占盟军总兵力70%）参与反攻，对解放缅甸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印度人在二战中大多以“英印混合师”的方式参战（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大多是印度人），且主要承担后勤与支援任务（如运输、工兵），很少出现成建制印度军队在前线大规模作战。巴西组织了远征军，有两三万人参加了意大利战场多个战役的作战，是南美唯一成建制参与欧战的部队，但其作用也不像主战场那么显眼。西方主流二战史书写中对这些南方国家的贡献写得少甚至没提，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欧美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西方战场和欧洲战场，苏联学者也主要是强调苏联的作用。其次是传统的二战史研究重心，本身就放在了左右战局的核心战场——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这些战场客观上对整个战争进程和结局作用更大，研究多一些也属正常。但问题是写得过度集中了，对非核心战场着墨太少。第三，相比欧洲战场，其他战场的作用相对较小也是事实。第四，80年代以前，南方国家自身的研究也不够深入，成果不多，国际学术交流又少，语言也有障碍，西方学者了解有限。

但现在情况变了。梳理研究南方国家二战贡献一是可以维护历史公正和正义。通过梳理这些贡献，纠正西方主流二战史书写中的偏见，还原历史的真相和全貌，让世界了解包括南方国家在内的各国民众在战争中所承受的苦难和作出的巨大牺牲，这样对各国贡献的评价才能更加客观公正。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和铭记，也为了警示后人珍惜和平，防止某些势力篡改、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二是增强南方国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深入挖掘这些贡献并传播出去，能激发本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三是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全球化。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垄断，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公正、包容的国际历史叙事体系，能够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二战本身也是南北国家合作抗击法西斯的胜利，树立南方国家贡献有助于在当今时代推动多边合作与交流，让南北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多领域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全球挑战，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四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当前世界面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地区冲突两大严峻问题。回顾二战中南方国家与法西斯抗争的历史经验，对今天我们应对霸权和强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即使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为了维护核心利益，也必须坚持通过和平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像当前的地区争端，深刻反映出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和平对话、国际合作解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军事文摘》：有人认为“二战最大遗产是对战争的恐惧”，但2025年全球军费创历史新高，AI武器颠覆了决策作战周期，局部冲突愈演愈烈。二战能给我们当下的时代带来怎样的经验启示？

赵文亮：二战最直接的遗产确实是战争本身带来的巨大恐惧。它造成的惨烈后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战争是人类无法承受之重。但是，战后虽然建立了联合国并确立了一系列国际规则，但战争的根源并没有完全铲除。现在全球军费高涨，新型武器如AI武器发展迅猛，局部冲突不断加剧，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二战的教训给当代的启示我认为非常关键。

第一，必须高度警惕极端民族主义。二战告诉我们，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孕育战争的温床。当爱国主义狂热尤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的爱国主义狂热发展成极端民族沙文主义，鼓吹本民族优越论，敌视甚至仇视其他民族，并试图通过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时，就像当年的纳粹德国那样，世界大战就迫在眉睫了。因此，防止这种思想死灰复燃至关重要。

第二，必须给科技套上伦理的笼头。战争从来是科技的强力推动者，如二战推动了核武器的出现。现在AI武器又在飞速发展，特别值得担忧的是AI介入军事决策链甚至武器系统。比如有说法，有些国家可能把AI用于核指挥控制预警系统，设定当探测到有“敌方”的核打击已发起且无法拦截时，AI系统就自主启动核反击。这个非常可怕！核大战一旦爆发就是全人类的灾难。AI武器如果失控或者被滥用，就像当年的核技术一样，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像管控核武器那样，在研发和使用AI武器上制定严格的国际规范和法律，确保符合人道主义原则，防止重蹈二次大战的覆辙。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要慎之又慎，不能被科技带着走，忘记了战争的根本性质是人命攸关的大事。不能把决策权交给AI或机器就走人。

第三，必须强化多边机制和国际协调。二战最终是靠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力量胜利的。这表明，面对全球性的威胁（今天的恐怖主义、气候危机、大流行病、核扩散风险），单一国家无法解决。联合国是战后最重要的国际协调平台，虽然它需要改革完善，但它的核心地位不容否认。大国尤其要带头遵守国际规则，摒弃霸权行径，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共同维护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国际秩序。只有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管控冲突、消除战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