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腹地自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一直处于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处或边缘地带，为何到二里头时代却一枝独秀，开始以独立、核心、引领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其后大中原为何能够继续成为商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并逐渐聚合为一个整体，进而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核心区域？

其一，中原的崛起与周围其他地区的持续衰弱或相对落后，是彼此共生而又对比强烈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此前繁荣兴旺、分布在东部平原低地的鼎文化系统的全面衰落。这一过程始于龙山—二里头时代，原本更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渐次衰落，与中原的相对兴盛形成鲜明对照。

其二，随着资源增加和生产能力增强，青铜时代的中原具备强大的混合型经济基础和获取多样化生业资源的优势。中原腹地除文化上兼有东西两边的特征，经济上也属于粟、稻混作农业区，除了传统上占优势的小米种植和家猪饲养，龙山到二里头时期，局部区域的水稻和牛羊等食草家畜在食物结构中的占比都有明显增长。随着环境变迁、社会发展，中原地区在综合性生产能力和多种生业资源获取方面，其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并成为夏王朝在此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

其三，青铜时代的中原具有全方位获得战略资源的区位优势。作为地理中心和四方通衢之地，中原腹地获取资源的区位优势不限于上述作物和家畜等，还包括早期国家建设、发展需要的其他战略资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夏商王朝能从邻近的晋南地区获得充足、稳定的铜、盐资源。这两大资源对于支撑夏商王朝的兴起和发展不可或缺。

其四，中原地处“天下之中”，容易汇聚四面八方的优秀文明成果，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经融合和再创造，不断形成新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共同体，最终成为推动中华文明趋向一体化的核心力量。这种融合创新优势的形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其后的商周时期则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其五，逐鹿中原的激烈竞争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动力。作为“天下之中”，中原乃“四战之地”，容易受到周围几大文化区族群的冲击；同时，区域内不同集团、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青铜时代中原的崛起始于二里头代表的夏王朝。夏王朝经汇聚四方精华、再加融合创新，创造出当时独步天下的青铜文明。夏王朝使中原腹地快速成为文明的高地，同时成为各种势力竞争的旋涡中心，吸引区域内外各强势族群不断参与到逐鹿中原当中。优胜者如相继而起的商周王朝，又不断把中原文明推向新的高度，并把“文明高地”扩展到整个大中原。

其六，夏商周时期随着王朝中心统辖范围的不断扩大，大中原区东、西两部分能够在生业资源和其他战略资源、经济与人口、对外关系等方面互相补充、支持，在地缘战略上互相支撑，从而在剧烈动荡的局面中，反过来又能在黄河中游肥沃的河谷平原地带，拓展出一片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和“王畿之地”。西周到汉、唐的东西两京制，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这种地缘优势的充分体现。

（原题《何为中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中原文化区的新认识》，摘自《考古学报》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