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政治不是一种取得特殊利益的权力，而是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专业。这决定了中国人的选举观念，诚如墨子所说，官员选举不能任人唯亲，必须选贤任能，只有这样执政者才能承担起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治理好国家。

1、先哲眼中政治是一门专业

墨子以裁缝、屠夫等职业为喻，雄辩地论述说：现今王公大人有一只牛羊不会杀，也定要找好屠夫；有件衣裳不会做，一定去找好裁缝。这时虽然有骨肉之亲，无功而富者，以及仪表堂堂的人，若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让他们去做。为何？因为担心损失财物。这时王公大人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马不能治，也一定要找好兽医，有一张坏弓拉不开，定要找好工匠。这时虽有骨肉之亲，无功而富者，以及仪表堂堂的人，若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也不会让他们去做。为何？因为担心损失财物。这时的王公大人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但一到他治理国家就不这样了。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功而富者，以及仪表堂堂的人，就加以任用。如此看来，则王公大人爱自己的国家，还不如爱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只牛羊吗？这样不明大体，就如同任命一个哑巴当外交官，一个聋子去当乐师一样啊！《墨子·尚贤下》：“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罢，同‘疲’，意为疲弱——笔者注）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喑，yīn，哑——笔者注）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

齐国人王斗曾用相似的比喻，劝齐宣王施行贤能政治。齐宣王自认为关心国家，爱护人民，愿与贤能共治齐国。王斗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大王关心国家爱护人民，比不上喜爱一块纱。”宣王感到大惑不解，王斗说：“大王派人做帽子，不让身边的宠臣去做而让裁缝去做，为何？因为专业裁缝才能做好这件事。现在大王治理齐国，凡不是身边受宠信的人一概不用，所以我说大王关心国家爱护人民比不上喜爱一块纱啊！”齐宣王醒悟了，马上选拔了五位贤士，齐国因此大治。《战国策·齐策四·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縠，hú，有皱纹的纱——笔者注）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縠也。’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显而易见，王斗明确认为政治具有专业性，如同不能随意让人当医生、裁缝也一样，也不能随意让亲信参与国政。

《墨子》在《尚同》诸篇中强调，不仅各级官员要选贤任能，国家元首也是一个职业，也要由智慧贤明的人担任。《周易乾凿度》引孔子语：“《易》有君人五号：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大君者，兴盛行异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也。”公元79年，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章帝在洛阳白虎观召开由大臣和诸侯参加的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最后由章帝本人决断。班固根据相关资料编成《白虎通》一书。可以说，该书代表了汉人的政治观念。《白虎通》开篇即讲：“天子者，爵称也。”天子是同公、侯、伯、子、男一样的爵称，代表了一种社会职位。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认为，这表明天子和一般有爵禄的官员一样，都要拿着俸禄承担治理责任，不能坐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夏商周三代以后世人不知这个道理，所以才出现了较多压迫掠夺人民的君王。他在《日知录·周室班爵禄》中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2、功次制度是一种“自用之道”

既然各级官员都是一种需要贤能担任的专业职位，又如何选贤任能呢？关键是通过依法赏罚，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自愿地为公共服务，这就是古人说的“自用之道”。至秦汉，这种贤能政治发展为功次制度，即依据量化的为国家服务指标功和劳，依法选拔官员。

“自用之道”是一种天下为公，每个人都主动自觉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制度设计。它依据人情趋利避害的特点，以公正赏罚为手段，实现“以我之大私”成就“天下之大公”。《慎子·因循篇》重视遵循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律，并将其应用到治国理政。作者指出，所谓因循，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民情。人们没有不愿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的，要强行改变人们为自己做事而变成为我做事，那就不可能找到合适的人才。因此，古代帝王对不肯接受俸禄的人，就不任用他们做臣子。对于俸禄不多的人，不要求他们担当艰巨的任务。人们如果不能竭尽全力为自己做事，那么君主就不任用他们。所以，君主要善于利用人们都尽力为自己做事的特点，而不要强求他们去为我做事，那天下就没有不能为我所用之人，这就叫做因循民情。文中说：“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中国古典政治学黄老经典《管子》提出破坏人们自觉主动为国家服务的六大因素，包括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它们将导致整个国家的衰败；如果国家受上述六种因素左右不依法赏罚，就有人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法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获取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为臣民所听从；有触犯法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取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能为臣民所听从，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主动为国家效力了。人民不肯主动为国家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要统治我们了。《管子·重令第十五》：“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

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依法赏罚重要如此！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将赏罚称为“二柄”。它从《周礼》的“八柄”演化而来。《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论大宰的职责包括：用八种权柄辅助王统御群臣。第一是授予爵位的权柄，以使臣尊贵。第二是授予俸禄的权柄，以使臣富有。第三是赐予的权柄，以使臣得宠幸。第四是设置官吏的权柄，以劝勉臣下的善行。第五是赦免死罪的权柄，以使臣得免死之福。第六是剥夺的权柄，以使臣贫穷。第七是废黜的权柄，以惩罚罪臣。第八是诛杀的权柄，以使罪臣遭祸。“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这“八柄”中，前五项属赏的范围，后三项属罚的范围。

春秋时期，西周的“八柄”变为管子所说的“六柄”。据《管子·小匡》“六柄”为杀、生、贵、贱、贫、富。文中“六柄”写作“六秉”，但《国语·齐语》中记为“六柄”。

至战国，贤能政治中的赏罚理论与实践走向成熟。《韩非子》中有《二柄》一篇，从赏罚的定义及赏罚在国家安危中的重要作用，赏罚如何循名责实落到实处，以及元首公正公平、无为而治的智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韩非子·二柄》首先定义了“二柄”，“二柄”就是刑和德。什么是刑和德呢？杀戮就叫做刑，奖赏就叫做德。人臣害怕刑罚而想从奖赏获利，因此元首充分利用刑罚和奖赏，群臣就畏惧君主的威势而追求君主的奖赏。可是世上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们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能从君主那里窃用刑罚治他的罪；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人，他们又能从君主那里窃用奖赏赏赐给他。如果君主不能牢牢掌握赏罚的威势和权力，任由大臣窃用权柄，中央政府就会大权旁落，国家就可能如齐简公、宋桓侯时一样被人篡夺。“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国家要将奖惩制度落到实处，就要循名责实，以实际功业为标准执行赏罚。所谓形和名，就是事实和言论。循名责实要求人臣陈述他的主张（名），君主根据其言论而授予他职事，再专就职事责求相应的功效（功）。功效与职事相当，事情和他的言论相当，就奖赏他；功效和他的职事不相当，职事和他的言论不相当，就惩罚他。“刑（刑，通‘形’，形成，表现，引申为功效——笔者注）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贤能政治选举官员，最大问题是有人利用贤能的名声获利，君主随意选拔人才，国事就要失败。所以国家元首不要随意表现自己的好恶，防止下级迎合上级，要真正做到抱素怀朴，无为而治，只有这样，选举官员才会公平公正。“人主有二患：任贤（这里的‘贤’，指空有贤能虚名的人——笔者注），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效，表现——笔者注）；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见素，显现本来面目——笔者注）。”

从领导者的智慧至实施贤能政治的理论、方法，《韩非子·二柄》的论述面面俱到，可说是尚贤制的一篇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