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二十二号，我邀请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到柏克利加州大学做一次公开演讲，拟定的题目是“社会理论中的历史方法”。弗兰克到达的前几个星期，消息就传开了，所以演讲的那天下午，会议厅里早早挤满了人，听众里不但有拉美研究中心的学者和博士生、还有来自欧洲研究中心、东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中心，以及英文系、政治系、经济系、东亚系、历史系、人类学系和其他学科的教授和研究生，可谓盛况空前。演讲开始了，让在场的人全都惊讶的是，弗兰克的开场白用了这样一段话：“大家都赞美欧洲文艺复兴的科学精神，但你们知道当时的欧洲人利用科学测量手段在于什么?威尼斯的齐奥万?玛利。博纳尔多在他一五八九年的《换算成我们的长度单位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的书里煞有介事地说：‘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5英里，宽度为2505．5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依我看，此人测量得再精确也进不了天堂。 这些科学家为什么对测量有那么大的兴趣呢?他们量天堂，量地狱，量来量去，死了以后还是进不了天堂，注定要下地狱的……”弗兰克越说越长，越说越激动，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主讲题目是什么，坐在一夯的讲评人、弗兰克的朋友王国斌教授(R．Bin Wong)，终于忍不住提醒他说，贡德，是不是该进入正题了?弗兰克方才打住，说了几句表示歉意的话，然后才开始了他的正式演讲。弗兰克随意的开场白明显带有讽刺的意味，这其实也是他的理论倾向的主调，因为这位理论家对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从来都持有怀疑，这种怀疑精神贯彻始终，使他毕生都是一个叛逆者。
弗兰克的名字对中国读者应该不陌生，他是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在六十年代，他关于拉丁美洲的著名研究就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他这次在柏克利的演讲题目与拉丁美洲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围绕他的新作Re0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8），对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方法论盲点，尤其是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做了一次尖锐的批评（此书的中译本最近刚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另名《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弗兰克的讲话风格一贯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经常让论辩对手下不来台，这在西方公开的学术场合是很少见的。我还记得一九九七年在杜克大学听过他的一次演讲，当时听众里有人对弗兰克的议论提出疑问，弗兰克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给我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使那人颇为难堪。弗兰克的尖锐性不仅是个性使然，而且跟他理论上的彻底性有关。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并汇入学术主流，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到马丁?伯纳尔 (Martin Ber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出版后，获得一九九九年世界史学会图书奖头奖，但也马上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弹。作者在书中推翻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他自己早先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阐说，同时又对亚当?斯密、马克思、桑巴特、涂尔于、韦伯和波拉尼等诸多理论家的欧洲中心论和他们书中提出的有限证据，做了逐一的批评，换句话说，《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一四00——一八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在某些人眼里自然十分可疑，但弗兰克在书中举出了大量的有关白银贸易的极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论说，它们给凡是读过《白银资本》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有些证据对弗兰克某些问题的论证还显得不够充分，或许还有对作者更为有利的证据，书中尚未涉及(比如第一手中文资料的缺乏，就是本书的明显缺点)，但不论怎样，读者都无法绕开书中已有的证据去反驳作者的观点，也无法不正视作者提出来的那些重大问题，更何况现有的证据已足以支持弗兰克的主要论点。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谈到了中国，也不在于作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位(即在这一特定时期中国所居的中心地位)，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诸如现代文明如何发生，资本主义如何起源，“西方”和“东方”究竟是一些怎样的知识构成，以及这种知识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世界史的创造，还有,种族的观念怎样替文明等级论发明了一整套(生物)科学依据等一系列问题，都不能逃脱这一检讨。例如，用这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全球的视野在这些领域里是多么缺乏，现有的结论中隐藏了多少关于“西方”和“东方”的成见，当人们开口闭口讲晚清闭关锁国，讲落后的封建社会，讲“亚细亚生产方式”，讲传统的愚昧(好像现代就不愚昧)，这里面既没有全球的视野，也没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视野。这些成见的形成和传播最初起于十八、九世纪西方(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商人、远洋船长的写作，经由康德、黑格尔以降众多思想家的想像加工(因为这些人既没有到过东方，也没有能力使用欧洲文字以外的文献)，继而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各派社会理论的正统，从而获得普适性，变为常识。此类常识经由大众媒体和专家的言说被不断地复制，不断地更新，长期以来渗透了东西方老百姓的自我意识，被人们当做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本书在解释鸦片战争和晚清没落的原因时，就不知不觉地步入成见的陷阱之中。作者将鸦片战争这一改变世界史的重大事件，落实在中国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这样一个问题上，以图让“以史为鉴”的老命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式下，获得民族振兴和现代化的新内容。在这一急功近利的国家主义前提的推动下，作者无法将其眼光从中国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进一步推演自己的逻辑。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人在与大英帝国交战中犯了“错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那么我们能不能问，为什么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犯了错误，而惟独英国人没有犯错误?
《白银资本》一书可以看做是一本世界经济史著作，但对历史研究来说，它的方法论意义绝不应低估。弗兰克提出的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因此，当我们进入十九世纪这个在全球范围发生侵略和被侵略，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领域，并对其中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研究的时候，这种大视野尤其必要。无论对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研究者都不能简单地从当事人的意图和决策是否正确得当，或是否错误失当来评判。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国策研究自然另当别论)，“谁犯错误”或“谁没有犯错误”，就不能不是伪问题。
弗兰克对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挑战，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即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处理如何也能进入到他所说的那个大视野中。表面上看，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和判断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对于史家至关重要的“证据”、“事实”往往在一个特定的命题中才有效，与此命题相抵触的材料则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遗漏，或排除，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对史学研究的宰制；尤其极大地限制了史学家这方面的自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证据”问题往往布满陷阱，史家不可不警惕。
一九九七年六月，适值香港回归前夕，我碰巧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做研究，为我那时刚刚起步的有关十九世纪国际法翻译的研究计划搜集材料。每天早饭时间，我都会随手翻拣当天的报纸，当时英国的各家大报都专门设立了栏目刊载有关香港的新闻和述评，香港回归的气氛在伦敦是实实在在助，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生活在大英帝国寿终正寝的最后几年。可是，每当吃完早饭，一跑到档案馆，我就对时间产生了奇怪的错觉，中英政府之间关于香港和鸦片战争的那些往来公文立刻又把我拉回到十九世纪，让我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故纸堆里重温大英帝国的昔日光荣。
位于伦敦市郊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属于世界一流，分门别类，便于检索，从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各种文献到琐细的个人证件，无不保存得十分完好。在翻阅那一页一页尘封已久的卷宗时，我心里开始产生种种疑窦，怀疑近代史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那些关于晚清政府“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固定陈说是否可靠。最让我吃惊的是，在早期中英官方的外交照会中，英国人如此傲慢无理，而晚清政府如此地不“夜郎自大”，这与我在正统的近代史研究和非正统的史学著作里所得到的印象很不相同。这里不能不说到的一件事是，鸦片战争前后，“夷”字的翻译以及后来它在《天津条约》中的命运，一直是国际外交史和近代史研究中的一段公案，许多关于清政府如何傲慢昏馈的说法，都是拿这个“夷”字大作文章，这就让人忘记了这个“夷”字还有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翻译史，而这段翻译史才是此公案的关键所在。在那些发黄的外交文件中浏览搜寻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了“夷”字的另一个故事(我曾在一篇论文里对此做过讨论，见Lydia H．Liu，ed，Tokens of Exchange)。在十八世纪初，“夷”字曾有各种英译，如stranger(陌生人)、foreigner(外国人)等，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档案里，以上几种译法我都见过(十七世纪耶酥会传教士的拉丁文翻译，有barbarus的译法，但其意义与同源于希腊词根的英文词不同，不具有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原始野蛮”的含义)。英国一八O七年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在他编著的第一本汉英双语字典《华英字典》(一八一五——一八二O)中也还继续沿用foreigner的译法。可是到了一八三O年代，这个译法忽然失效，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ützlaff，也叫郭士立)等人开始力主将“夷”字译为barbarian(野蛮人)，这当然不是没有缘由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英两国政府都没有自己的职业翻译，两国之间的来往公文和照会，一律经由郭实腊等历届传教士居中翻译(这些人的官方身份是“正翻译官”，后来改称“汉文正史”)。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之间所有的公文往来，都必须经过这些“汉文正史”的办公室，才到达对方手中。这些档案让我震惊。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英国政府的决策，依靠的是郭实腊们译成英文的中方文件，而晚清政府依据的英国政府文件也只能是郭实腊们的中译文，因此，两国政府实际上都没有也不可能看到这些公文的本来面目。外交史上的这一奇特事实，对鸦片战争的影响非同小可。郭实腊等人将“夷”或“夷人”等同于barbarian(野蛮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迄今为止，史学家们只注意到传教士翻译官们在制订不平等条约中所做的手脚，但对“汉文正史”办公室在这一期间的经常作用，几乎完全忽略，这种忽略导致“夷”字的翻译文始终没有进入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当英国国会在一八三O年代后期开始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夷”字被死死地等同于“野蛮人”，自然为英国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口实，使他们借机大做文章，例如，在一篇不长的提交给两院讨论的文字材料里，“barbarian”(野蛮人)这个词竟出现了二十一次之多。此类煽动，不能不使英国上下哗然，因为“野蛮人”的说法大大冒犯了刚刚暴发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面子(这对说只有中国人才讲“面子”真是莫大的讽刺)，一时间，必须惩罚傲慢自大的大清国的呼声便成为主导舆论，这对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并谋求战争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言论中，还有大鸦片商James Matheson写的《英国对华贸易目前的状况与前景》(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ain Trade with China，1836)也很典型，此鸦片犯在这部鼓动战争的书里，张口闭口“barbarian”，认为鸦片贸易事小，英国人的面子事大，极力主张要惩罚胆敢称大英帝国为“野蛮人”的中国入。一八六O年火烧圆明园这一震惊寰宇的历史事件，往往被解释为英法联军对中国人傲慢自大的惩罚，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欧洲人的面子因素在这里才是主要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对圆明园的焚烧破坏纯粹是一种象征行为，因为只有打击这个举世闻名的、代表中国最高权力的东方的凡尔赛宫，欧洲人才能最体面地恢复在想像中被“夷”话语所伤害了的尊严，也就是欧式的面子。最后还要提一句的是；郭实腊这个人不简单，他不但参与走私鸦片，还参与了起草和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关于“夷”字的这段公案只不过是个例子，我无意于把鸦片战争这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只用一个翻译事件来解释，那当然不行。这里我关心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外史学界(包括鼎鼎大名的费正清和权威的《剑桥中国史》在内)在讨论鸦片战争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沿袭十九世纪传教士和英国主战派的说法，把鸦片战争的起因或全部或部分地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而对以上有关“夷”字翻译文的大量材料，或视而不见，或三缄其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否表明，近代史研究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刻?《白银资本》的出版给了我们一个检讨的机会。在批评西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社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局限的时候，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说：“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无论我们多么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要我们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在哪里寻找借以建构我们的理论的证据，我们的世界眼光就不会被开发出来。”我想，这一点不仅需要西方学者思考，而且也值得那些接受了欧洲中心论的中国史家们深思。
《白银资本》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其实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加入了一场在国际理论界出现的已持续二十多年的重大变革。若要追根溯源；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和知识考古，可以说是最早在理论上系统清算欧洲中心论的努力，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集中分析近代欧洲语文学家把所谓东方(主要指阿拉伯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如何生产借以控制和征服东方的知识，这一套知识如何以“客观的”、“科学的”面貌构筑了现代知识系统，形成现代各学科的认识论基础。继萨义德之后，马丁?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Black Athena)这一宏篇巨著又从考古研究的角度，发动了对“西方文明”这个神话的挑战，分析古希腊文明中的亚洲、非洲源泉，影响甚大。笔者曾经在一九九二年为《读书》杂志撰写《黑色的雅典》一文，对伯纳尔这部著作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同时把此书与自萨义德开始的新学术思潮联系起来，强调以当代后殖民理沦为代表的这股新思潮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和冲击，已开始改变世界知识生产和流通的格局，使很多学科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史、社会学、科学史等陷入危机，在西方学界引起种种复杂剧烈的冲突。在我写作此文时，经济史领域虽然已有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但尚未出现反省欧洲中心论的重要研究。时隔不过七年，《白银资本》出版了，终于也使经济史领域出现；次大的转折，我认为它和萨义德的《东方学》、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构成了当代学术转型中的三个路标性著作，我想，这些路标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实际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在跨语言、跨学科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中，中国学人能做出怎样的独特贡献”(见拙文“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读书》一九九六年八月)。如果知识界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这些问题，并做出必要的反映和抉择，我相信，未来的学术还会有更大的改观，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知识图景。现在，萨义德的《东方学》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中译本都已出版，遗憾的是；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至今未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在一九九二年曾将这部书的头两卷交给董秀玉女士，希望三联书店能够翻译出版，后来据说是因为《黑色的雅典娜》牵涉的两河流域的古文字太多，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就被悬置起来了，可谓好事多磨。但我还是希望伯纳尔的书能早日出版，使中国读者对这些路标性的著作中所显示的西方学术在近期内发生的重大转型，获得一个比较清晰、完整的把握。
作为理论家的弗兰克，虽然有在世界各地大学执教的经历，但他不属于学院派那种只关在书斋里做文章的学者。弗兰克如今已年逾七十，一生中曾多次跨越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疆域，有一个与普通教授十分不同的漂泊动荡的经历，为此，每当有人问到国籍，他就总是不很情愿回答，老说自己宁愿做世界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在准备出版《白银资本》的过程中，为了弄清弗兰克的国籍，与我联系多次，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功夫向其追问，但直到弗兰克来到柏克利演讲那天，他才在晚饭席间向我透露他的德国籍。当天晚上与我们共进晚餐的还有我校的其他教授，其中一位是著名的人类学教授内德(Laura Nader)，此人与弗兰克有着长达四十年的友谊。席间他们两人不胜感慨地回忆往事：一九五七年夏日的一天，内德和弗兰克到屏立在大学东侧的柏克利山上散步，眼望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弗兰克突然向内德宣布说，他决定不留在学术界，他要去拉丁美洲“打游击”。那时内德和弗兰克都还年轻，风华正茂，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后，弗兰克果真去了拉丁美洲，只随身带着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给他的联系人的名字，还有沃尔夫早期写的有关世界资本主义是如何插手中美洲地区造成那里欠发展的论文。内德则被柏克利聘任，做了人类学系助教授，如今已是非常著名的资深学者。谈到四十年前的那个夏日，两个老朋友情不自禁，拉住对方的手，为时间的流逝而感叹不已。当时我坐在两人的身边，听着这些往事，心里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感动；弗兰克的确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被学院的象牙塔禁锢起来的学者。在六十年代初离开第一世界之后，他先后在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地展开“游击战”，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一九六七)、《拉丁美洲：欠发达还是革命?》(一九六九)、《流氓资产阶级》(一九七二)、《世界性积累；一四九二—— 一七八九》(一九七八)、《依附性积累与欠发展》(一九七八)等重要著作，都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至七十年代，他已经成为“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在智利时，还深深卷入拉丁美洲的政治斗争，参加了智利社会主义政党，直到皮诺切特(此人近日在英国闹得沸沸扬扬)发动军事政变，将其驱逐出境。
弗兰克在那天晚上告别时，对我说了一句：“我曾经有一个梦，梦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错了。”望着满头银发的弗兰克，我觉得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