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来“帮助”中国“兴学”，史称“退款兴学”。这是近代中美关系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本文仅就这一历史事件作一初步探讨。
一
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美国是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元凶之一。面对中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美国官方公开表示：镇压义和团是当前国内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一定要“最积极地参加军事行动，永远站在最前哨”〔1〕，以便“在新机会的分配中”“取得平等的一份”。为此，美国不但积极参与了列强侵华的谋划，还从本土及吕宋岛抽调了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营和1个炮兵连，另有海军陆战队4000余人，携带30门火炮，加入了侵略联军的行列。〔2〕1901年9月，英、美、俄等11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关于赔款部分，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其中美国分得3293万余海关两，折合美金2244万余元，占全部赔款的7.32％，在11个列强国中排第6位。
1909年，美国开始向中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兴办教育。这一举动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而且多年来被美国自诩为对中国“笃念邦交，义行独倡”的“友谊”的具体体现。为什么在《辛丑条约》签定后仅仅八年，美国政府就作出与庚子年间索赔大相径庭的决定？这并不是白宫的统治者热衷于传播科学文化，而是“太平洋帝国论”的重要产物。
20世纪初年，“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增长，野心勃勃地加紧对外扩张，并且将矛头指向列强争夺的焦点——远东。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所指出的：“到1899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工业国家，而且乐于仿照欧洲各国的方式在军事上运用其新生的实力，美国领导人欲与这些国家一比高低。它要在远近各地区占有殖民地，让太阳如在东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一样，也照耀在东亚招展的美国国旗上。”〔3〕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著名的扩张主义分子布鲁克斯·亚当斯（B·Adams）、艾尔弗雷德·马汉（A·Mahan）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dvelt ）等人创立了“太平洋帝国论”（又称太平洋贸易霸权论），声称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争夺世界霸权主要是在太平洋上，“今天的太平洋将继承大西洋的地位，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舞台”〔4〕。当时“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富源”（即中国），则是这个太平洋帝国的中心；“美国必须在争夺中国市场的斗争中，取得领导的地位”〔5〕。“对于美国来说，这个中国问题，是未来年间的最大问题，一个我们所不能躲避的问题。除非美国控制了中国的一切市场，否则，美国本身就可能会解体。如果能够征服它，美国就会成为更伟大的财富和权势中心。”〔6〕上述言论， 可谓当时美国图谋称霸世界主张的集中反映，它在美国向外扩张、特别是对华侵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与此相呼应，美国垄断资本家发起成立了“美国亚洲协会”，借助公众舆论影响政府，要求在中国建立“美国人的统治和控制”〔7 〕。
但是，当美国积极地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的时候，面临的是“亚洲的觉醒”。如火如荼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对列强的侵略构成了“最大的危机”。如何消弥亚洲人民的反抗，美国统治者在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同时，采取了加强文化渗透的手段。他们除继续扩大传教和所谓的“慈善”事业外，将“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并赋予新的战略意义。“退款兴学”正是这一战略的核心部分。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Edmund J ·James）在呈送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对当时大批中国学生赴日本和欧洲留学，而唯独因受美国“移民法”的限制，很少赴美留学的状况感到不安，认为这样的形势，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在华的长远利益是矛盾的。他说：“在教育现在这一代中国的青年人方面获得成功的国家，将是花费一定气力而能在精神、智育和商业影响方面获取最大限度的报酬的国家。如果在35年前美国能成功地使中国学生涌入的话（看来有一度是可能的），并且在保持这个学生流量始终庞大不减方面已取得成功的话，我们今天就有了最合意的和最巧妙的方法——通过在智育和精神上控制它的领袖人物——来控制中国的发展。……如果派一个委员偕同两个助手到中国去，在教育方面正式代表美国政府，并通过北京政府和各省政府向中国人民发出美国高等学术机构的亲切邀请，向他们提供就像是在他们自己学校一样的各种便利条件。这显然对中国人民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道德的影响的扩大，甚至从纯物质的观念来说，意味着对已花的费用比任何其他方式所能获得的报酬都要大。”〔8〕为此，詹姆士建议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款， 并向中国政府提议将这笔钱（在未来一代的时期内逐年付清），或者说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用于教育在美国的中国学生。
在华进行了40年传教活动的明恩溥，不仅完全同意詹姆士的观点，并且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对他所拟定的计划，西奥多·罗斯福非常欣赏，表示“完全同意”，还称赞说：“那是一个伟大的意见，我要照办。”〔9〕正是根据詹姆士“备忘录”和明恩溥的意见，经与各方协商，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退款兴学”的咨文。1908年5月25日， 该咨文被国会通过。〔10〕由此可见，“退款兴学”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美国规定，“退还”庚款专用于派遣赴美留学生和赴美留学预备学堂。清政府外务部与学部联合制定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计划》和《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决定：
1.设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会派办事人员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负责考选、派遣学生。2.在京城外择清旷地方建肄业馆一所，为各省已经选取的留学生出国预备部，聘请美籍教师任教培训。“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ｈàｎ＠①格。”3.考选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为20岁以下，一类为15岁以下，两类都需国文通达，身体强壮，品行纯正，相貌端庄。此外，前者要求英语水平，后类则要求资禀特异。每年在全国选拔300名送肄业馆培训， 经考核择优50名送赴美国留学。4.在美国已学习两年以上的自费生，经驻美出使大臣或驻美留学生监督推荐，成绩优异，景况困苦者可享受庚款津贴。5.专设驻美监督，管理留美学生。〔11〕
1909年6月，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正式成立。8月，游美学务处第一次招考，640名应试者中考取了47名赴美留学生（另有3名贵族官僚子弟同往）；1910年7月第二次招考，有70名考中；1911年7月第三次招考，录取了63名。这样，用庚款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共183名。
1909年8月，经外务部、学部“奏准”， 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拨给游美学务处。经过一番筹备，1911 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全都迁入清华园，并经清政府同意，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作为专门培养留美预备生学校。学校设高等、初等两科，其中高等科毕业生全部资送留美。从1916年开始，大约每隔一年，还招收一次女生和专科生直接资送留美。从1911年到1929年留美预备部撤销，共计派送留美学生1289人〔12〕，资助自费留学生475人。〔13〕1925年9月，清华正式设立大学部，开始由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全的综合性大学过渡。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1933年后，选派赴美留学生也改在全国公开招考，清华这一庚款学校的特殊使命在形式上随之宣告结束。
清华学堂作为美国精心建立的庚款学校，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严密控制，校内一切事务均须“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1917年8月， 清政府按照美国公使的旨意，颁令成立了“清华学校基金会委员会”，由外务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下设“清华学校董事会”。董事会唯美国公使之命是从，实际上成为美国公使直接控制清华的工具。约占全体教员半数以上的美籍教师成为学校最有影响的势力，中国教师稍有相悖，定遭厄运。例如，教务长胡敦复就因为主张学生多读理工科课程而与美籍教员瓦尔德的意见发生分歧，最后被迫辞职。
清华学校在美国的控制下，办学方向是培养留美预备生，希望清华“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14〕。为此，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完全照搬美国，行政组织也完全模仿美国，甚至有“把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来”〔15〕的口号。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参观清华后说：“清华学校恰象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16〕
清华从1911年至1929年所派留学生中，以学习理工农医等科为主，兼顾文史哲。客观地说，清华留美生出国后多数能够勤奋学习，加上学习条件优于国内，一般说来都学有所成。在1289名学生中，有254 人获博士学位，544人获硕士学位，两项相加，占其总数的60％以上。 回国后，居社会领导地位者也很多。
美国“退款兴学”计划的实施扭转了当年埃德蒙·詹姆士感到焦虑的那种形势，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上升。据1921至1925年的统计，中国留学生中去日本的仍占第一位，计1075人，占总数的41.51％； 但美国已经很快升至第二位，计934人，占总数的33.85％。同一时期，美国吸收中国留学生的人数若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则已占有绝对优势。〔17〕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退款兴学”计划实施不过十余年，中国的“留学潮”就已经被引向了美国。这一趋势的发展，使北京政府也生出许多忧虑，提出“当限制人数，勿使人数过多，潜植一国之精神势力”〔18〕。难怪1925年后，列强各国开始领略美国“退款兴学”的深意，纷纷起而效尤。
三
客观地讲，绝大多数庚款学生是抱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态度赴美留学的，而此时的美国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完成，美国人正在拼命追求工业主义和生产的合理化与科学化，实用主义成为美国新兴的时髦哲学，进步主义则成为知识界奉行的教条。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留美学生也熏染了现代西方物质文明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追求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功利主义及科学救国等不同的思想倾向。
胡适是庚款留美学生中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1910年7月，胡适考取了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 在七年的留学生涯中，自认为最得意处是体验了所谓的“美国精神”。1915年，胡适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在杜威的指导下专攻哲学。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他准备以实验主义“历史的态度”、“实验室的态度”去对待中国社会实际，并想以此作为思想武器去打破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进而发展自己心目中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由此产生了双重的结果，一方面是他能以“历史”的“实验”的态度首倡白话文，参加文学革命，反对封建专制，鼓吹以思想解放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并在中国创立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学术体系；而另一方面是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政治改良。从实验主义的立场出发，胡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养成劳动者对资本家的“阶级仇恨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19〕。
胡适终生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自居，这也是以实验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他倾心地崇拜美国精神，核心是拜服于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他常常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在中国也实现类似于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所以，他对美国对华文化政策欣赏倍至。1947年底，胡适被聘为中美教育基金董事会顾问，他就此专门发表谈话，说美国设立中美教育基金是“具有远见”的，“对促进中美友谊，贡献殊大，中国一般学校固蒙其惠，即特别受到补助者，如协和医院，各教会学校，其受惠者仍为中国人，此固无可厚非”〔20〕。他在为金陵大学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题写的诗句中，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对美国文化侵略政策的态度。诗云：“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道‘欢迎’！”〔21〕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以致使自己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当然，胡适所代表的，只是庚款学生中的一部分，或者说一小部分，大多数的庚款留美学生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走上了与胡适并不相同的道路。他们有的立志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有的还直接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科学社。1914年6月，在哈佛和康奈尔大学读书的赵元任、竺可桢、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等人筹备组织科学社（Science Society）， 并出版了科学杂志。翌年4月，该社正式成立，明确宣布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 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1918年，科学社总社由美国迁回南京，后又迁到上海，更为积极地展开了中国的科学教育运动，并建立了“明复图书馆”。经多方努力，收集各种科学书籍数万册，中外杂志几百种。到1932年秋，该社在全国发展到1400余人。在近代中国出现的许多学术性团体中，中国科学社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学新知识，推动中国自身科学研究的发展，整理传统科学遗产资料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庚款留学生中也还涌现出一大批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施ｈｕàｎｇ＠②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施ｈｕàｎｇ＠②，云南人，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五四运动后，与冀朝鼎等人组织了“唯真学会”。他们注重实际，不仅自己参加体力劳动，并且深入到劳动人民中去，经常到学校附近驴车夫、洋车夫等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去调查和体验生活。1920年“五一”节前夕，他们编印了《劳动者》，在下层民众中散发。1923年，施ｈｕàｎｇ＠②又和冀朝鼎等人在唯真会内成立了名为“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针对当时清华学生中“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救国”的口号，成为清华学生进步活动的倡导者。〔22〕1924年1月施ｈｕàｎｇ＠②等人前往广州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们，美国是帝国主义，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也好，但不要学它。这次会见给他们相当大的影响。他们还见到了李大钊，通过交谈，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此后，他们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政治觉悟不断提高。1924年出国前夕，李大钊又叮嘱他们要注意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特别指出留学生应该热爱祖国，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施ｈｕàｎｇ＠②和“超桃社”全体成员到达美国后，在留学生和华侨中积极展开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当时庚款赴美留学生中思想比较混乱，清华1922级一小部分学生组成的“大江社”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势力较大。他们标榜“国家主义”，在留学生中进行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并伐战争等活动。施ｈｕàｎｇ＠②团结广大学生，与“大江社”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逐渐赢得同学们的信任。不久，他们都参加了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
1927年，施ｈｕàｎｇ＠②在美国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第二年被派到苏联学习，尔后在赤色职工国际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施ｈｕàｎｇ＠②回到了祖国，先是在中央翻译科工作，后被派到香港海员工会，并曾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和省委书记。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在北京艺专被捕后英勇牺牲，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伟大的革命事业，成为清华留美学生的光辉榜样。
四
美国朝野上下都曾对“退款兴学”发出一片赞美之声，津津乐道美国“坚持正义”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如罗脱在致梁诚的照会中说：这表示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之睦谊”。柔克义则宣称，退款一事，“系因两国友谊所致”。还有人说什么美国自动减收赔款，是“在自由的处女地上下种，由爱与真理的滋润生长而成”〔23〕，等等。中国政府尽管也曾对于退款没有能够“本末相权，款归实济”抱有不满，对于美国“退款兴学”的真实用心也并非毫无察觉，但终归还是感激美国的。在致美国的国书中，称颂美国与中国“通好以来，交谊最为敦笃，此次减收，……仁声义向，遐迩同钦”。唐绍仪于1908年11月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教育中的美国精神》的文章，赞美“退款兴学”是“明智之举”〔24〕。汪康年则云：“近来美国以退还赔款，大得感情于我，……以美之此举，义声直震天地矣。”〔25〕这些评论，有些虽不免为故作溢美之辞的官样文章，但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同时，似乎也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造成一种舆论，即美国“退款兴学”是出于对中国的“友谊”。这种舆论，甚至在今天还有相当的影响。
勿庸讳言，“退款兴学”的确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客观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这是因为，“文化活动的价值是普遍的”〔26〕。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来说，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大批留美学生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学成回国后，积极投身于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用他们所学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前面所述的大量事实也充分说明，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和发展中国教育，并非什么“友谊”，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同一时期帝国主义对华赤裸裸的侵略相比，它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在更长的时间里取得更大的效益。通过“退款兴学”培养一批有利于美国在华利益所需要的人才。这批人“来美就读，与美国学生为友，回国后，外交上亲近美国”，“他们将成为一支亲美的力量”〔27〕。“学成归国之中国少年，一日在中国教育、商业诸界具有势力，即美国之势力一日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操纵一切之元素。”〔28〕一言以蔽之，美国政府“打的是永久算盘”〔29〕！对此，我们应当尊重历史，正确评价。
注：
〔1〕《美国外交档案》第736卷，54页。
〔2〕马宇平：《中国昨天与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89，238页。
〔3〕《美国对中国的反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41页。
〔4〕阿·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策之影响》，伦敦， 1900，97页。
〔5〕《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第1卷，231 页。
〔6〕布·亚当斯：《美国的经济优势》，纽约，1900， 转引自《清史研究集》第1集，280页。
〔7〕《美国外交文件》，1897，59页。
〔8〕转引自明恩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纽约，1907，213～237页。
〔9〕〔台〕《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下册，1964，175页。
〔10〕《新教育》第1卷第1期，1919年2月。
〔11〕《学部奏咨辑要（续编）》，学部总务司案牍科编印，宣统元年（1909）春刊。
〔12〕〔24〕〔台〕王树槐：《庚子赔款》，315页、290～291页。
〔13〕〔22〕《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68～69页、78页。
〔14〕《清华周刊》第293期，1923年11月9日，12页。
〔15〕〔16〕《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一九二七年清华年刊》。
〔17〕〔18〕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9，85页。
〔19〕《胡适文存》第1集卷2，亚东图书馆，1930，196页。
〔20〕《申报》1947年12月20日。
〔21〕曹伯言等：《胡适年谱》，674页。
〔23〕Sarak Pike Conger:Letters From China, P. 372—373.
〔25〕《汪穰卿笔记》第1卷，17～18页。
〔26〕路易·多洛：《国际文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0页。
〔27〕M·H·享特：《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重新评价》，668页。
〔28〕《论华人留学美洲之今昔》，转引自《东方杂志》第14卷第11期。
〔2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104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扌右加干
＠②原字为氵右加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