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但新纪元早已开始，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维系帝制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其实就已然崩溃。意识形态崩溃之后，帝制中国的瓦解已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1905年的废除科举，意味着传统中国“立国之本”的消亡，也意味着旧中国的寿终正寝。

●“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一个传统乡绅日记里的“废除科举”

山西太原县赤桥村的乡绅刘大鹏，出生于1857年，1894中举，此后三次入京参加会试未中。为求生计，从1886年起，刘大鹏在山西太谷县一富商家塾中担任塾师，前后近二十年。1905年，废除科举的消息传来，刘大鹏陡然自觉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所，对人生价值也产生了幻灭之感。这些，都被他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1905年10月15日）”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1905年10月17日）”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月课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1905年10月23日）”

“凡守孔孟之道不为新学蛊惑而迁移者，时人皆目之为顽固党也。顽谓梗顽不化，固谓固而不通，党谓若辈众多不能舍旧从新，世道变迁至于如此，良可浩叹。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1905年11月2日）”

“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

“近来读书一事人皆视之甚轻，凡有子弟者亦不慎择贤师而从之，所从之师不贤而亦不改从，即欲子弟之克底于成，夫岂能之乎？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1906年3月15日）”

“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出门遇友，无一不有世道之忧，而号为维新者，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诸君何必忧心殷殷乎？’”（1906年3月19日）”

……

刘大鹏日记里充满了对废除科举的失望，以及对时局走势的忧虑。历史进程的发展，也印证了刘大鹏的忧虑。所谓——“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岂不正是刘大鹏在忧虑维系帝制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随着科举的废除也正在消亡？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消亡，也确实带来了辛亥年的土崩瓦解。

●清廷的困境：废除科举是“救国”的良药，同时也是“亡朝廷”的催命符

刘大鹏所虑，清廷高层并非不知。晚清最后数十年，“救亡”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命题，但许多时候，救国家之亡与救朝廷之亡，往往是分离甚至彼此对立的。在废除科举这一问题上，亦是如此——“兴学堂”已成朝野内外救亡之共识；“废科举”则意味着“帝制”失去了“四书五经”所构筑的意识形态的庇护。

故而，清廷对废除科举曾长期持犹豫不决的观望状态，用当时士子朱峙三的话说，是“迭次提倡学堂、废科举，但现在仍并重”。这种两难的态度，也反映在当时的科考试题当中——1903年武昌府试，曾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矛盾作为试题，让考生各抒己见；1904年会试二场的题目之一，亦是论述设学堂的三项要旨：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者哪一项最为急迫。在科举考试中出题讨论废除科举，可见当日时势之所在。

但站在朝廷利益角度的出题者，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倾向性。上述1903年武昌府试考题，即对“新学堂”存有明显的偏见。考题曰：

“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

“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这是救国形势之所迫；“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这是救朝廷形势之所迫。出题者显然怀有深深的忧虑，故而要求学生作文论述，“试深虑而畅言之”，如何才能将“救国”与“救朝廷”合二为一。

这种沉重的忧虑，尤其真切地反映在清廷科举政策的演变过程当中。1901年4月，“变法上谕”刚刚颁布，两广总督就奏请“变通科举”，并要求朝廷“暂遵”和“按照”百日维新期间的谕旨和章程办理，朝廷没有给予任何答复；稍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重臣亦相继提出“变通科举”，结果与陶模一样，基本上没有得到响应，朝廷仅以强调考试形式要用策论而不得用八股程式敷衍了事。

1902年，新学堂建设虽在推进，改革科举则始终没有引起朝廷的兴趣。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理由有二。第一，科举的存在使读书士子心存犹豫和侥幸，学堂难以解决生源和师资问题；第二，科举的存在使学堂难以获得士绅的支持，经费无法解决。其结论则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但折子上成之后，光绪批示了“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却始终未有下文。

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再次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为了安抚朝廷之心，奏折中婉转地表示：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并不会导致传统中学地位的沦丧：“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张之洞们希望以这种全盘“继承”科举考试内容的方式，曲线完成对科举的改造。而这种策略，果然得到了朝廷的积极响应，应允自1906年起，逐科逐年递减科举考中名额。

按照1904年的设计，清廷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停止科举。但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清廷无奈保持“中立”，其屈辱之甚闻所未闻，其统治合法性亦历史性地降至了最低点，“排满革命”的呼声风起云涌。借此契机，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封疆重臣，联名奏请立刻停止科举。与此前诸次奏请有所不同，本次奏请所列举的理由当中，赫然将“开启民智”提到了极重要的地位——

“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可以说，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切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廷之统治合法性不能发生严重危机，则不能如此“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廷必须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朝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士绅们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被边缘化，大多数转型成了“宪政议员”

虽然乡绅刘大鹏在日记里对废除科举一事牢骚满腹，但在当日，科举的废除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荡，甚至于可以说，士子们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其中原因有二。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入仕的主要路径。数据统计，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的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具体到刘大鹏所在的山西太谷、安泽、虞乡等三县，学者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正因为科举已不再是大多数读书人上升的畅通渠道，所以，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的《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士子们的热烈拥护。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以致于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也是闻所未闻。直到1909年，甚至还因善后待遇过于优厚而引起舆论的不满。

这种优厚待遇，与清廷竭力想要防止士子们倒向革命，有莫大关系。清季预备立宪，其《各省谘议局章程》就有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在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譬如，对奉天、山东、陕西、湖北、四川等省的统计统计，议员中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分别占总数的4.7%、19.1%、43.1%和24%，也就是说，士绅们并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远离政治核心和权力核心，更没有与清廷决裂而走向革命。激烈抨击废除科举的刘大鹏，1908年也当选成为了山西省谘议局议员。

●辛亥前后十年，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阶层，对“改革”的肯定始终超过“革命”

应该承认，1905年的废除科举，第一次实质性地坚定了士大夫对清廷“改革”的信心，对日趋高涨的“革命”呼声起到了有效的阻击。此后，辛亥前后十年，对“改革”的肯定始终超过对“革命”的赞誉。

金观涛教授穷十年之功所建立的包含了约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关键词搜索结果，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正如其《观念史研究》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

“1900年前，‘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相当少。……其使用中有不少是负面意义的，因为在1900年前，革命尚没有正当性，维新仍是一种澎湃汹涌的新思潮。如1898年，‘革命’只出现36次，同年正值戊戌维新，‘变法’一词达1000余次，‘维新’500次左右，‘改革’约180次，都远远多于‘革命’。戊戌政变的发生意味着改革的失败，1899年‘革命’一词急增到140次左右，1901年更急骤上升到200余次。……1900年以后，“改革”与“革命”同样有1903和1906年两个高峰，这对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或改革的两极化态度及大辩论。”

“统计还表明，‘革命’一词的第一个使用高峰出现在1903年，达1400次左右。这一年，邹容《革命军》问世，章太炎为之作序，‘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同年6月，章太炎发表针对康有为的‘驳革命驳议’，论述中国正面临维新还是革命的抉择，只有革命能救中国。……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提到与法国革命相关的使用次数达到200多次，评价也由负面居多变为大加推崇。”

“继1903年高峰后，‘革命’一词在1906年再次勃兴，使用达2800余次。这是因为1905年11月，革命派创办《民报》，由章太炎主编，这份以宣扬革命为宗旨的刊物中，大量使用‘革命’一词。1906年革命派和立宪派进行大论战，‘革命’一词的使用在这一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继1907年‘革命’一词的使用突然下降到1600次左右，1908年又减至700余次，到1909年更减至100余次，呈锐减趋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近十年。令人惊异的是，即使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革命’的使用次数仍很少。事实上，1919年前，‘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1906年‘立宪’一词的使用由1905年的400次左右急遽增加到近2000多次，直追‘革命’的2800余次；在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年‘立宪’使用约800多次，远多于同年‘革命’的500多次。也就是说，该统计现象再一次证明革命和改革之间存在着互相取代的关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1911年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但这一年‘革命’出现200多次(主要用于指涉革命党)，只有‘立宪’400余次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支配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并不一定是革命观念。”

——虽则如此，但历史给出的答案毕竟是“革命”，而不是“改良”，这样一种结局，该如何理解？其历史教训何在？
 
    结束语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经典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曾如此评价废除科举的历史地位：“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科举废除）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

这种评价，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是恰如其分的。“旧中国”寿终正寝之后的第二年，“新中国”亦艰难启程——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新的政权合法性开始围绕着“宪政”而构筑。1905年的废除科举是“破”，1906年的预备立宪是“立”，破立结合之际，正是新旧中国转换的关键。

但清廷没有认真处理好这个关键。一破一立之间，支撑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也就是传统士绅们，本已平静完成自身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从传统士大夫蜕变成了近代宪政政治里的“议员”；如果清廷也能够主动、顺利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从以“孔孟之道”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传统中国，转型为以民主宪政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近代中国，则可以与已完成转型的知识分子完全接榫，从而实现从帝制到立宪的平稳过渡。

但可惜的是，清廷最终拒绝以民主宪政为核心来构筑自己新的政权合法性。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据恽毓鼎《澄斋日记》）慈禧临终前夕的这一反悔，直接导致此后一系列的反改革事件——包括袁世凯被驱逐、张之洞被迫告假，以及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

换言之，“革命”之所以成功，不在于“革命”有多么诱人的号召力，而在于“改革”已死；士绅们愿意接受“革命”，也不在于“革命”是最好的选择，而在于最好的选择、最适宜安置他们的新身份的“改革”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