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夏代的初期，已经出现了铜器的铸造。根据对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发掘所发现的夏代铸铜作坊和青铜器物来看，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已经出现了礼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和装饰器等五大类型，并且有出土于贵族墓，主要是礼器和兵器，造型简单等特点。夏代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和青铜器的出现是当时社会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也证明夏代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重要阶段。
　　
　　
　　夏代是我国第一个进入阶级社会的奴隶制国家，人类文明已由石器时代步入了青铜时代。据史料记载，夏王朝初期就开始了铜器的铸造。“禹穴之时，以铜为兵”[1](卷11) ，“昔有夏后（启）使蜚镰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2]（耕柱），“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3] (宣公三年)。这些都说明夏代建国之初就在各地开采铜矿，用来铸造兵器和礼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夏王朝的国都斟鄩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不仅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物，而且还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作坊，从这些考古发现就可以看出夏代青铜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一.铸铜作坊的发现与青铜器的出土和分期
　　
　　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的附近发现了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以铸铜作坊遗址规模最大。在这里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共有三处：一处位于宫殿区南部四区，面积达一万平方米以上[4] (P128)。一九六三年在这里发现了炉壁残块、铜渣块、范缝扉边铜块、陶范等，炉壁用粘土制成，已烧成红烧土块里面有极少谷粒或植物叶痕，土质坚硬。一般厚1.6厘米内壁黑灰色，有的内壁保留一层或多层的铜痕。陶范亦用粘土制成，经过火的烧烤，胎内有谷粒或草叶痕，使用面敷有一层细泥，十分光平，陶范的背面阴刻有符号。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在这里清理了四处较完整的铸铜工作面[5] (P163)。其形状皆为长方形，最大者长16米，宽6米左右。它是由许多层路土叠压堆积而成，每层路土内有若干片红烧土面和成片的铜绿锈。在路土层中，还有一些分布不太规则的柱洞，并夹有少量的铜渣、铜片、炉壁残块。在这些遗址周围的灰坑中，则有更多的块状铜渣、小件铜器、炉壁残块、陶范碎片和黑色的木炭等。这些多系当年从铸铜遗址中清理出来倒入灰坑内遗存下来的。陶范从一期至四期的均有。数量多，形体大，有的长或宽在10厘米以上。有二期偏早的大刀范，有四期偏早的单线条花纹范。从铸器的弧度看，直径大者为36厘米。有的炉壁可看出炉子的形象。
　　
　　夏代青铜器的发现到目前为止，除极个别小件生产工具是出在洛阳东干沟二里头遗址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在二里头遗址中，小件生产工具基本上都是在遗址的文化层或灰坑之中，而较大的兵器和礼器等则都是出于二里头文化的中小型长方形成竖穴土坑墓葬之中。在遗址中采集的部份青铜礼器和兵器，很大可能都应当是出自破坏的墓葬之中。铜器成组或与其它玉器同时出现的墓葬主要有下面八座：
　　
　　1．二期晚段五区M4 [6] 出铜铃、铜牌饰各一件。该墓位于宫殿区北面，墓口距地表1.05，东西长2.05，南北宽1.16，深距地表2.1米。墓底随葬品丰富，两件铜器放在北中部，大致位于墓主人的胸部。此外在墓室北部同时还出有柄形玉器、玉管、绿松石管和漆器等。
　　
　　2．三期五区MK3 [7] 位于宫殿北约550米，出铜爵、铜戈、铜戚、圆泡形铜器和圆形铜器。与铜器同出的还有陶器、玉器、绿松石等。该墓南北长2.3，东西宽1.26米，坑口距地1米左右，底距地表1.26米。在坑的中部偏南放棺的长方形坑，坑长1.7，宽0.74，深0.12至0.18米。此棺室周围即为生土二层台。墓中的随葬品就放在棺内和棺的上部及生土二层台上。两件圆形铜器和玉钺、玉戈、绿松石饰、骨串珠及海贝等，出在棺内北头；玉铲出在棺内南边。其余的随葬器则放在棺的上部和二层台上，铜爵与陶盉放在南边，圆泡形铜器、石磬放在北边，铜戈、铜戚放在中部东西两侧；铜戈、铜戚的附近各有一堆散乱的绿松石片。玉柄形态饰放在正中。
　　
　　3．三期三区M2[8] 出土铜爵、铜刀各两件。该墓南北长2.55，东西宽1.20，口距地表0.8，现存深度0.85米。棺已腐朽，从四周残存漆皮看，当为漆棺。墓底中部有长方形腰坑。随葬铜器和其它的玉圭、玉钺、陶爵、陶盉、陶盆等，大都置于墓室的西北部。另外，还有散置于棺内的漆器和绿松石片等。
　　
　　4．四期四区M6[9] 出土铜爵一件。该墓 长1.5，宽0.8至0.85，墓口距地表0.35，墓底距地表0.95米。随葬还有玉石器和陶器等。铜爵与陶盉放置于北中部，柄形玉器在中部西侧，绿松石串珠置于南中部。
　　
　　5．四期六区M9[9] 出铜斝、铜爵各一件。该墓南北长2.4，东西宽0.8至0.9，墓口距地表0.35，墓底距地表1.25米。骨架腐朽，仅见有头骨碎片。随葬品丰富，除两件铜器外，还有陶器、海贝、鹿角等。铜斝置放东南角，铜爵置西壁靠南，陶器簋、盉、圆腹罐、大口尊器盖等以及漆觚、玉柄形饰、海贝全都放置于北中部。
　　
　　6．四期六区M11[9] 出铜爵、铜铃和铜牌饰各1件。该墓南北长2，东西宽0.95，墓口距地表0.52，墓底距地表1.10米。随葬品除陶铜器外，还有陶器、玉器、和漆器。陶器爵、盉、圆形陶片大部在南头，玉器圭、刀、戚、壁、管状器、柄形饰等，大多分布于墓 室的北中部。
　　
　　7．四期六区M57[10] 出铜爵、铜铃、铜牌饰和铜刀各1件。该墓室底部南北长1.96，东西宽0.97厘米。墓底有2.3厘米厚的朱砂，根据木板朽灰，推知有木质葬具。人骨已朽，在北部西侧清理有1颗牙，墓主人为头北足南。随葬品除铜器外，还有陶器、玉石器等20件。铜爵出在墓底西侧中部，铜铃、铜刀在墓底中心部位，铜牌饰在东侧中部。玉器刀、戈、柄形饰和石铲、绿松石片等都放在墓底或东西两侧的中部。陶器盉、簋、盆和贝壳、绿松石珠等均放置在北部，圆腹罐放于西南部。
　　
　　8．四期五区M1[11] 出土铜鼎、铜斝和铜觚3件。 此墓是偃师第二橡胶厂建水泥池挖土时发现，墓室已遭破坏。出土的铜器中，铜觚未能追回。
　　
　　对于全国来说，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出土的地点，除以上偃师二里头遗址外，在新郑望京楼遗址[12]、河南洛宁和商丘一带也有少量出土[13]。其中新郑望京楼遗址一座墓葬出土了鼎、鬲、斝、爵、觚等5件成组的青铜器。
　　
　　二．夏代铜器的类别型制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总计约有60多件。按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器（容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和装饰器等五大类。
　　
　　1．铜礼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礼器包括有鼎、斝、盉、爵等四种。
　　
　　铜鼎 1件（五区M1：1） 器作圆形，敛口，折沿，鼓腹，平底；环形立耳，三条四棱空心锥足。腹饰带状网纹。器壁较薄，壁内一处有铸残修补痕。口径15.3，底径9.8，壁厚0.15厘米。此鼎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铜鼎，对于研究青铜鼎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铜斝 3件 均作敞口，束腰，鼓腹，侧附半环形耳，三空心锥足，口沿立两矮柱。根据底部的不同可分为两式：一式圜底斝，标本五区M1：2，圆腹，圜底，口沿柱作齿状。口径14.5至14.8，腹径8.9，高26.8，壁厚0.15厘米。标本五区采M：66，体矮胖，短颈，腹外撇，底部外凸，较细，口沿没小柱。腰部饰细凸线纹四周，并相间圆圈纹三周。口径15.6，底径17，高22.5厘米。二式平底斝，标本六区M9：1，体瘦高，腹外撇，宽平底，半圆形空心锥足，口沿两柱作三角形锥状。
　　
　　铜盉 1件（1986年二里头头遗址出土），肥头瘦足，头作圆顶平底，顶部有椭圆形口，口下有扁平带镂孔的半环形，对应一侧有管状流，下带三条三棱形空心锥足。此盉是铜盉中的最早形式，时代属夏代晚期。
　　
　　铜爵 11件，均作出了长流尖尾，束腰平底，侧有扁平形，下有棱形实足。标本二里头T22三层：6，器体较矮，流比尾略低，底腰呈椭圆形，三足规格不一，两足三棱形，一足四棱形。流尾长14，高12厘米。标本二里头三区M2：1，流尾略上昂，足作较细的三棱锥天，微向内敛，上有镂孔。流尾长14，高14.8厘米。标本二里头七区M7：1，流尾细长，略微向上，口沿处两柱作锥形，腹明显外撇，三足作细长的三棱锥状。腰侧扁平扳饰条形镂孔，腹部一面有两道宽凸线，中间排列五个乳钉。流尾长315，高22.5，壁厚0.1厘米。标本二头三区M3：2，流细长上昂，腹外鼓。上部有长形镂孔，腹部饰有镂孔四个，其四周隆起如兽眼。流尾长23.2，高22.4厘米。
　　
　　铜角 2件，为带管状流的爵。一件为河南洛阳洛宁出土，陕西博物馆藏[14] (第1册图11)。凹弧形敞口，两尖尾上翘，体扁圆形，束腰平底，宽扁半环形和管状长流，底下有三棱形锥足。另一件上海博物馆藏，敞口呈凹弧形两端尖锐，口沿有加厚的唇边，器身狭长呈扁形，底下部有假腹，腰侧有扁形，腹上有一斜置的管状流，流上有钩形棱脊。假腹下设有三个三棱形锥足，其上有一周圆孔装饰，好似联珠纹。
　　
　　2．铜乐器和装饰品 乐器只有铃一种，装饰品有铜牌饰和圆形器两种。
　　
　　铜铃 5件，均作上大下小的筒形，平口，顶附半环钮，侧有竖扉棱，标本二里头九区M4：1，近口部有凸弦纹一周，器表局部粘附麻布痕，可能是包裹好后放入墓内的。口径9，顶径5.8，高8.2厘米；标本二里头六区M57：3，铃身上下有凸弦纹一周。出土时包裹着数层的纺织布。口径8.9，顶径7.8，高8.45厘米。
　　
　　铜牌饰 3件，均作长圆形，中间作成一面略凸的镂孔，两侧各附两个半环钮，以不同的绿松石片镶嵌排列成精巧的兽面纹。标本二里头五区M4：5，中部束腰，近似似鞋底形，兽面纹鼓目，卷云竖眉，圆鼻。长14.2，宽8至11厘米。标本二里头六区M57：4，作圆角梯形，弯眉，圆眼，尖鼻，嘴长利齿，身饰鳞纹，形象威武凶锰。长15.9，宽7.5至8.9厘米。
　　
　　铜圆形器 4件，作圆形，镶嵌绿松石。标本二里头六区MK3：9，作圆泡形，周沿较平，中间隆起，沿上附对称的小圆孔，并镶嵌绿松石，隆起部份有草席痕。直径13.3，沿宽1.2厘米。标本六区M4：2，作正圆形薄片，一面以长方形绿松石镶嵌形似钟表刻度的图案，中间两圈各十三个十字形。此器出土时正面蒙有多层粗细不同的布。直径17，厚0.5厘米。
　　
　　3．铜兵器 有戈、戚、镞三种。
　　
　　铜戈 2件，直援无胡。标本二里头六区M3：2，援中有棱脊，锋成三角形，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近刃处有一道细沟，十分锋利。内较窄，与援直角相接，中部有一圆穿镶嵌绿松石的凸起云纹。援长20.8，宽3.8至4.8厘米，内宽3.9至5，通长32.5厘米。标本二里头三区采集：60，呈窄条形，援内相连无明显分界，戈身从内向援逐渐变窄，向前聚成尖锋，援中起棱脊，援面从脊开始向两用人才侧斜抹，近刃处有一道细沟。锋刃十分锋利。内较平，前部安必，中部有一个方穿，穿后有四道凸起的竖线，线后有四个较长的横齿。长27.5，援长19.5，宽3.1至3.8厘米。
　　
　　铜戚 1件（二里头六区M3：1） 作长条形，身中部隆起，横切面呈长椭圆形，刃部略外侈，形似长条窄身斧，内扁平，上有一方穿，内与身之间有向外伸出的齿形阑，身宽3厘米，通长23.5厘米。
　　
　　铜钺 1件（二里头三区C：1）作长长方形，一端略宽为平刃，另一端中间略微凸起，饰带状的网纹一周，其下有一圆穿孔。顶面呈有折断痕迹，表明还有更长的内。宽6.1，刃宽7.6，残长大3.5，厚0.5厘米。
　　
　　铜镞 10余件，大致可分为三式：一式尖锥形镞，横切面呈梯形。标本二里头五区H73：1，铤部已残，长4.8厘米。二式圆叶形镞，铤作三角锥形标本二里头五区T12B三层：1，长5.2厘米。三式双翼镞，标本二里头五区H66：13，圆脊，翼后有倒锋，长圆铤。长6.75厘米。标本二里头二区T119四层：70，圆脊，翼无倒剌，铤圆形粗大。长7.15，宽2.25厘米。标本二里头三区T4三层：1，身作三角形，棱脊，两翼内凹，棱形铤。长5.25厘米。
　　
　　4．生产工具 数量多，有锛、凿、刀、锯、钻和鱼钩等六种。
　　
　　铜锛 2件，均作扁平长方形，一面刃。标本二里头三区T212F2：10，一面较宽，剖面呈梯形，单面弧刃。上宽2.4，刃宽2.9，厚0.5，长11.4厘米。标本二里头四区H57：27，体扁平，一面略斜，刃和柄端略窄。宽1.7厘米，长5.3厘米。
　　
　　铜凿 4件，均作长条形，一面刃。标本二里头采：61，剖面呈梯形，上宽0.2，刃宽0.6,长9.2厘米。标本二里头五区T7E三层：11，通体呈方柱形，顶端有锤击痕。长5厘米。
　　
　　铜刀 9件，基本上作扁薄长条形。根据刃背的不同，可分为两式：Ⅰ式直背凸刃刀。标本二里头三区M2：4，短柄，前端略窄成锋，刀柄略窄呈长方形。长18.4厘米；标本二里头五区Ｔ203五层：3，长柄，背前略凹，刀身前窄后宽，圆尖后翘，柄后减细成方首。宽0.9，长4.4厘米；Ⅱ式曲背凸刃刀，标本二里头三区M2：3，长柄，尖部圆钝微上扬，后背略方，柄部微曲。柄部两侧饰平形凸斜线纹，其中间每面有六个凹槽。刃长14.3，通长26.2厘米；Ⅲ式直背斜刃刀。标本二里头六区M57：2，短柄，尖部略上扬，柄部微收呈方形。出土时柄部留有朽屑。通长34厘米。
　　
　　铜锯 1件（二里头四区H57：84），扁平长方形，一端较窄，下侧带锯齿。
　　
　　铜钻 1件（东干沟H561：1）作锥形，尖部锋锐。
　　
　　铜锥 1件（二里头五区H66：1）体扁平，向一侧弯曲，四棱向聚成尖锋。长8. 6厘米。
　　
　　铜鱼钩 1件（二里头五区H82：9），由细圆锥的尖部弯曲而成，另一端凹下可以系线。
　　
　　三．夏代青铜器的特点及其铸造工艺
　　
　　通过对以上出土夏代青铜器以及铸铜遗址的发现和类别型制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夏代青铜器的特点。
　　
　　首先、二里头贵重的青铜器基本上都是出在型制较大、随葬品丰富的奴隶主贵族大墓之中，表明当时贵重的铜器手工业产品皆为奴隶主贵族所有，当时的青铜铸是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中，夏代王都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应当是由王室官吏经营管理的。
　　
　　第二、夏代青铜器的种类主要是礼器和兵器，表明在奴隶制度下的夏代铸铜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用来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在我国奴隶制国家里，奴隶主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目的是使奴隶主的利益通过祭祀得到祖先和神灵的保护，又通过战争来扩充土地，掠夺更多的财富，并用武力来镇压奴隶的反抗。因此，在奴隶主控制下的铸铜手工业必然是用来为他们自已的利益服务，主要生产奴隶主贵族作祭祀用的礼器和打仗用的兵器。
　　
　　第三、从铜器出土的数量、种类和器形看，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夏代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早期阶段特征。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1、夏代铜礼器的组合十分简单，主要是以铜爵为主，在出土铜礼器的十一座墓中，就有九座出有铜爵，而且有两座墓出土铜爵两件。在墓中铜爵都是单独出现，只有一例是爵与斝相组合。另外也有单独一件斝或一件盉的，也见有一座为鼎、斝、觚三件一块相组合的；2、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十分有限，全国所有夏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有三十多件；3、造形一般比较简单，不少小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如扁体四棱的铜锥、短小扁薄的铜刀、锥形和圆叶形的铜镞、上端无銎的铜凿、铜锛等，均应是仿制石骨蚌器而作成；4、铜礼器的器壁极薄，其型制仍处于原始的雏形，如束腰平底爵、圆腹平底空心锥足鼎、束腰平底或圜底空心锥足斝等，均是同类铜器中最早的形式；5、夏代铜器未见铭文，大多数都为素面，只见有部分铜器上有简单的纹饰，如鼎腹的带网纹，斝腹的圆饼纹，凸弦纹和圆圈纹，爵腹的乳钉纹，爵扳上的镂孔，铃上的凸弦纹，曲内戈内上的云纹，直内戈内上的竖线纹，环首刀柄上的斜线纹和镂孔。此外，还出现了铜牌饰上的兽面纹。各类器物上的纹饰加起来不过十余种。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其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我们从一些时代明确的铜器看，就其夏代铜器本身来说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主要出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和四期。在二里头文化一期还没有青铜器的出土，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才见有铜铃和铜牌两种铜器的出土。二里头文化三期开始出现铜容器爵，兵器戈、戚，工具刀、锛、凿，还有圆泡形器和镶嵌圆形器。铜爵是仿陶爵形制而成，窄流尖尾，平底，矮三角形锥状足；个别爵瘦高、腹部镂孔如兽眼。二里头文化四期铜容器增加了鼎、斝、觚，兵器增加了钺，铜铃和镶嵌牌形器十分盛行；铜爵流尾增长，足部加高，流近口部有低矮的齿状柱。铜牌窄长，束腰变直腰。
　　
　　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上，二里头大规模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既表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就是在当地出土的，又说明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经颇具规模；铜兵器中消耗量较大的远射程武器铜镞的出现，进一步说明当时青铜器铸造已经能够解决大批铜锡原料的供应；从铸铜坊遗址坩埚和大熔铜炉的发现，表明当时的铸铜技术已进入冶炼与铸造分工的阶段，夏都铸铜作坊使用的铜应当是从外地冶炼好运送来的。二里头铸铜遗址内大量泥范的发现，表明当时铜器的铸造使用的是泥质范模。泥范的使用，制作方便，大大提高了铸造的效率。以上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铸造比较简单，使用范模只用两块就行了。但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容器就较为复杂了，已经采用了至少四块以上的多合范的范模技术。这里不仅要有若干块外范，而且要有若干块内范。以泥范制作出中空、弧腹、壁薄均匀的礼器和乐器，显然是对泥范的分型、制作、烘烤与套合等多种复杂技术得到了解决。这些都要经过长时间的生产实践和不断改进才能办到的，表明铸铜手工业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已经达到了相当熟练的水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铜器和长圆形铜牌饰，其上的纹饰均是由绿松石镶嵌而成。这些镶嵌铜器是我国铜嵌玉石器物的代表，既反映了当时熟练的铸造工艺，又反映了当时熟练的金属镶嵌技术。
　　
　　二里头铜器化学成份的合金比例，经电子探针方法的定量分析，一件铜爵含铜92%，含锡7%；另一件铜爵含铜91.89%，含锡2.62%，含铅2.34%；一件铜锛含铜98%，含锡1%；另一件铜锛含铜91.66%，含锡7.03%，含铅1.23%[15]。这种铜锡含量的比例和后期相比，显然是铜多锡少，但是它说明了当时已初步掌握了铜工具铸造中铜、锡（铅）配制方法。因为铜工具与铜容器的用途不同，它不仅需要有硬度，而且需要有抗张力；加锡（铅）的合金就增加了硬度，但抗张力却减少了。生产工具的含锡（铅）量如果超过２５％，就容易破碎，没有使用价值。
　　
　　夏代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和相当数量青铜器的出土，是当时社会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重要阶段。青铜比红铜熔点低，硬度高，可塑性强，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制造出多种用途不同的器具，在奴隶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为我国夏代以后青铜器发展奠定了雄厚的铸造技术基础。
　　
　　
　　
　　注释
　　
　　[1]（东汉）袁康 . 越绝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 墨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 左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中国考古学会. 偃师二里头遗址［J］.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 .
　　
　　[5]中国考古学会. 偃师二里头遗址［J］.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1984，（1）.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 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J］. 考古，1976，（4）.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 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头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1983，（3）.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J］. 考古，1986，（4）.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 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1992，（4）.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器［J］. 考古，1991，（12）.
　　
　　[12] 新郑县文化馆 . 河南新郑望京楼出土的铜器和玉器［J］. 考古，1981，（6）.
　　
　　[13] 天津市文化局文化组. 天津市新收集的商周青铜器 ［J］. 文物 1964，（9）.
　　
　　[14] 中国青铜器全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J］. 考古，1978，（4）.
　　
(张剑，男，1938年生，四川资中人，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