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在现代民族平等思想影响下，中国史学界曾提出一种观点，要求打破皇朝史体系，重新构造新型的多民族中国史模式。这种貌视各族平等的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历代的中国史构筑模式，从不是单一的汉族中国史，而是多民族中国史。本文拟对多民族中国史模式的设计理念、体制及利弊三大问题作一分析。
一、中国、四夷、天下、大一统与天下史模式的确立
历代多民族中国史框架设计的总原则是大一统思想。讲历代的多民族中国史模式设计理念，应该从“中国”、“天下”说起。
“中国”在近代是国名，而在古代则是一个地域称呼，意谓“天下最中心的国家”。“中国”不是正式的国名（历朝各有国名），但它可以代指在中土立国的各个朝代。这是古人的一种“世界中心”论，是一种典型的坐井观天观念。“中国”概念来源于古人的“天下”观[1]。中国古代称“世界”为“天下”。人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人一睁眼看见的是“天”。 “天”之下，人类生存的这块土地，就是“天下”。近代人认为，世界（地球）是圆的；而在古代世界，由于自然科学的落后，多认为世界是方的，人称“盖天说”。中国古人认为，“天下是方的，以所站立点为中心看周围，太阳升起的地方叫东，太阳落山的地方叫西，人的正面称南，人的背面称北，于是形成东、西、南、北、中“五方”概念。用“五方”配民族，就形成了“五方民族”观[2]。
“天下”既然是古人凭想像对地球的泛称，“天下”是一个“回”型结构，“天下”的实际地理范围也就是一个永远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国”地盘不断地向四周扩大，“四海”不断地向外扩大，“天下”的空间范围也相应地越来越大[3]。“中国”的地盘，有一个由小到大的放大过程。在商及西周，“中国”仅指京师。据考证，“天下”一词，首见于《尚书·召诰》“用于天下，越王显”。此时的“天下”，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四方。以后，“中国”不断地向四周扩大，春秋时指“中原”，战国以后指“九州”。如此，随着“中国”空间的放大，“天下”也相应地扩大到“日月所照，风雨所至”的普天之下[4]。
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天下”的人群，分为“中国”与“四夷”五大部分。人类来到世界上，不同族群之间，由于种种差距，总会产生矛盾。华夏族与周边民族，因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利益的不同，不时产生冲突，从而构成一对矛盾对立体。华夷关系好，就是“天下一家”；华夷关系恶，就是“华夷之防”。“四夷”是“中国”的参照物。没有“四夷”这个他者的确认，就没有对应的“诸夏”、“中国”概念。
“五方民族”观是华夏族以本族为中心，逐步认识周围民族而形成的“天下”区域观。华夏族是东亚大陆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是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他们在交往中发现周边民族的语言、风俗不同于华夏族，而且普遍低于华夏族，于是不免产生一种自大心理，他们骄傲地称自己国家为“中国”，又鄙夷地称周边民族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于是形成“民族五方”观。战国时赵公子成说：“中国者，盖聪明绚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术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5]所谓“中国”，意谓“天下最中心的国家”。“国”是城邑，这表明华夏族是定居的城邦国家。所谓夷、蛮、戎、狄，最初可能是从其生产、生活方式特点而来的。夷，在甲骨文为“人方”（人侧立）、“尸方”（人蹲踞之形），这有别于华夏人的“危坐”。蛮，和蛇有关，此为南方民族的图腾。戎，兵械也，是一种武器，说明此族好战。狄，远也，驱除之于远方，也有强悍有力、行动疾快之意，说明是一个骑马民族。“五方民族”不是“五大民族集团”，而是古代小“中国”人形成的一种“世界”观，意谓“天下”分五大地区，民族也分五大类。显然，将华夏族以外的民族区分为四种是十分笼而统之的泛称。
据考证，“五方”概念早在商朝已经出现。商朝虽没有“中国”概念，但因“中商”、“大邑商”居于中，已有“中土”或“土中”概念；而四方诸侯称“四土”，周边各族称“四方”。“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初年，1963年在陕西出土的“何尊”，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到了西周末年，夷夏冲突越来越严重，民族自我意识也就越来越强烈，从而“孕育出一种文化的天下观”[6]。讲西周末年形势的《何草不黄》诗，称“四夷交侵，中国背叛”[7]。这是现存汉文献第一次出现“四夷”一词，同时也是第一次出现“四夷”与“中国”对应概念。《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也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8]。此时的“四夷”仍是一个泛称。经过春秋几百年的攘夷，原来杂居中原的夷狄不是被消灭或同化，就是被逐往边远地区。到了战国，戎狄退居边陲，中原完全成为诸夏的世界。“四夷”开始和方位搭配，有了具体的名称。战国时成书的《管子·小匡》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这种固定的搭配应该是战国时人根据战国以后的实态，将天下秩序概念化和规则化的结果。”[9]
五方之民是有区别的。《礼记·王制》谓“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由于“五方之民”不同，“天子”的政策是分而治之，“中国”直接管，“四夷”间接管。对于降服的四夷，实行“修其政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政策。大意是说，“不要随意改变其风俗，但要对其进行礼义道德教育；不要随意否定其适宜当地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但要做到政令整齐统一”[10]。这种分而治之思想，几成了后世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源头。
以“中国”控制“四夷”，拥有“天下”的控制权，做“天子”，声教到达四方，是每一个有为之君的最高理想，号称“王者之事”。这种思想，就是后世所谓的大一统思想。中国的天下大一统思想，本质上是农耕民族的一种“世界主义”。梁启超称“虽其所谓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为鹄也”[11]。这种“世界主义”是建立在“和平主义、伦理主义基础上的”，是非强权的，有别于近代的“世界主义”[12]。
中国的“天下”大一统观念产生很早，起码在周代已产生。《诗经·小雅·北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可能是最早的记载。春秋时，中国人已有一种以天下为怀思想。孔子学生子夏说“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3] 。大一统思想的高潮是战国时代。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兼并战争的发展，一统趋势的出现，人们的“一统”意识越来越浓。他们首次对中国早期历史进行了整合，《尚书》是个代表。此书对早期中国历史作了理想化的重构。《尚书·益稷》有“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禹贡》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这种理念，为后来国人所接受。从此，三皇五帝开始，中国便以“一统”形象出现。以后成书的《大戴礼记·五帝篇》则对五帝时代作了进一步想像性重构，称颛顼时“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帝喾时“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帝尧时“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禹时“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尚书》的大一统思想，表现为首次将“小中国”按自然分野划为九州，在“中国”与“四夷”关系上，提出了“服事观”。《尚书·禹贡》将四夷按与“中国”的远近关系，分为“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每五百里为一服。服者，服事天子也。同时期成书的《周礼·职方》则分得还要细，共有“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蕃服）。在处理华夷关系上，总的原则是“协和万邦”[14]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15]。稍后成书的《礼记·王制》则提出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汉初产生的《公羊传》则完善了大一统理论。《公羊传》的核心思想是极力推崇大一统观念。《公羊传》的理论到了汉初的董仲舒，发展到了顶峰。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就将大一统理论上升到了公理的高度[16]。这种理想的、虚构的大一统观念，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支配了人们的思想。秦始皇首次统一“天下”，在实践上强化了人们的认识。到了汉代，国家元首，“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17]。唐代，四夷则公然推太宗为“天可汗”。这天子、天可汗，就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真正的最高元首。世界主义的“天下”体制，使得传统中国看起来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有人称为“超国家类型”。
“天下”观念在史书上的反映是编纂“天下史”。古代中国人写的国史，如“二十四史”，就其模式来说，是一种“天下史”，或“五方史”。“天下史”模式的特点是，以“中国”为主体，以“四夷”为附庸。“四夷”除今天中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外，还包括今天的东亚邻国。这种历史，在当时中国的“小中国人”看来是一种“天下史”，而在今人看来则是一种真正的多民族中国史。个别老先生出于善心，称传统中国史包括四夷，“直以祖国周边各藩属诸国与国内各民族等量齐观而不加区别，然则正史中《四夷传》之失误，竟贻友好邻邦对我之讥评者此也”[18]。这就有点不可思议，古代中国人观念就是如此的，岂能怪古人不加区分呢？！
“天下史”的创立者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及其不朽名篇《史记》。从中国民族史编纂角度来说，《史记》的位置有两点是醒目的：第一，它确立了“天下”人同根同源理论。司马迁以炎黄为“天下”的共同祖先，称“四夷”也是炎黄子孙，这是司马迁从传说和历史中提炼出来的多民族一统理论。在《五帝本纪》，司马迁称黄帝有很多子孙，“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就成了“四夷”或“四裔”。讲到东周时的几个非华夏族国家的祖先来源，称“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越王勾践，禹之苗裔”，“东越王，勾践之后”，“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史记》确立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一元论。顾颉刚称“假黄帝之大神为人间之共祖，此固我国民族史上一嘉话矣”[19]。这种同根同源、炎黄为共同始祖理论，今天看来并不科学，但对中国民族一统心理的构建有助。
第二，它确立了多民族中国史撰写模式。《史记》是第一部写多民族历史的综合体史书。《史记》重点谈了汉族史，详细谈了汉族形成的几个历史阶段。《史记》有《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及汉以后的几个本纪；又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它们所表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汉族形成的不同阶段。同时，《史记》又对周边少数民族，按东西南北方位，作了扼要的叙述。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按地区写了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历史。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就是一部“早期中国少数民族史”。
《史记》是第一部多民族中国通史，它是大一统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史记》是我们寻找中国历史文化之根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得《历史》，也是一部以希腊为主，包括西亚的“小世界史”。
二、历代史家笔下的国家一统与分裂
《史记》以后，多民族国史撰写形成传统。《史记》以后的多民族史撰写，按统分情况，可分为三种：
1．一统史模式
继《史记》而作的《汉书》发展了民族史传的撰写。班氏尽可能地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新资料，大大地扩充了民族传的内容。《汉书》有匈奴、西南夷、两粤、朝鲜、西域传。《西域传》是《汉书》的成功篇章。西域是汉武帝时发现的，按理《史记》应该写得十分漂亮。但由于种种原因，《史记》是以《大宛传》的形式写的，虽然也写了西域，但总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汉书》正式立《西域传》，这是一个进步。《西域传》分上下两卷，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况。《匈奴传》与《史记·匈奴列传》相比，增加史料近五分之三，写匈奴历史及汉匈关系更详尽。
《后汉书》有东夷、南夷、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传。东汉时代的突出民族问题是西羌，所以《后汉书》的《西羌传》写得比较出色。《三国志》有乌丸、鲜卑、东夷传。《宋书》有夷蛮传、鲜卑、吐谷浑传、氐胡传。《魏书》有高句丽等传、西域传、蠕蠕传等。《南齐书》有芮芮、河南、氐、羌传、蛮东南夷传。《梁书》有诸夷传。
唐代修的几部史书，于少数民族有统一的称呼，一般称四夷。如《隋书》有四夷传（东夷、西域、北狄），《晋书》有四夷传，《北周书》有异域传，《南史》有夷貊、海南诸国、西南夷、东夷、西戎、诸蛮、西域、北狄，《北史》有高丽等传，《旧唐书》与《新唐书》有突厥、吐蕃、回纥、北狄、东夷、南蛮、西域传[20]。
宋元以后，有内外之别，内称“蛮夷”，外称“外国”。“外国”一词，首先出现于北宋初年。《旧五代史》有“外国传”，记契丹、吐蕃等。王溥《唐会要》有“外国类”，记80国事。元修“三史”也有外国传，《辽史》称“外纪”，《宋史》、《金史》称“外国”。《元史》、《明史》、《新元史》，也有“外国传”。今人或许感到奇怪。其实，“外国”一词，其内涵与范围是发展的。“外国”是一个相对于“内国”即自己国家而言的术语。就当时中国境内的几个政权来说，不属其统治的国家与民族，都可以称“外国”。中国的基本文献是用汉文写作的，是站在汉族政权立场上说话的，所以称少数民族政权为“外国”。其实，少数民族政权也是如此的，如《辽史》、《金史》，就将非其族类的高丽等列入“外国”行列。如果用近代以后形成的“外国”概念来理解历史上的“外国”，显然是不当的。“外国”概念的出现，是少数民族政权强大的产物。因为这些政权强大了，中原王朝控制不住了，它们不再是天子的下属了，所以才称之为“外国”。
明清时期，开始区别层次、种类。国内少数民族称“土司”、“土夷”、“藩部”，宗主国称“外藩”、“属国”，有朝贡关系的称“外国”、“朝贡诸夷”、“山海外夷”。明人所修明史，有四夷传。明代人写当代史成风。明人所修明史著作，多有民族史传。郑晓《吾学编》有“四夷考”、“北虏考”，何乔远的《名山藏》有“王亨记”，吴士奇《副书》有“土夷”、“山海外夷”，刘振《识大录》有“四夷”，查继佐《罪惟录》有“外藩”、“蛮苗”、“胜国”、“外国”，张岱《石匮书》有“四夷”、“朝贡诸夷”[21]等。
2．分国合写模式
中国自东汉以后，再次进入分裂时期，先是魏、蜀、吴三国，西晋后则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局面，最后是南朝与北朝对峙。唐以后有五代十国。如何写这段历史问题，便摆到了史家面前。陈寿作《三国志》，首创分国合写模式。所谓分国合写模式，就是三个国家分头写，但又合在一部书中。陈寿生活于统一的西晋时代，这是他成就《三国志》的空间背景。
到了北魏，十六国地区已经统一，于是北魏人写十六国史，就不是一国一国来写，而是采取了分国合写方式。崔鸿的眼光比较高明，他站在北魏立场看十六国史，觉得十六国“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不太理想。于是，他决定仿陈寿《三国志》，将十六国史合起来写，成《十六国春秋》。
而唐人写十六国史，态度就不一样。唐人修的《晋书》有“载记”，写了十六国历史。这是正史写少数民族政权历史比较特殊的一例。“载记”“述偏方僭乱遗迹者”，是一种从正统观念出发，专门写“非正统”政权历史的体裁。简言之，它是一种专门记载中原地区“不合法”政权历史的一种体裁，不同于边陲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历史。《晋书·载记》的基本史料来于《十六国春秋》，但它的写法明显不同于《十六国春秋》，表现出唐人和北魏人视眼的不同。
宋人修五代十国史，也是用分国合写模式的。先有《旧五代史》，后有《新五代史》。这是宋代大一统国家视野的结果。
3．独立成史模式
对于十六国、南北朝各政权来说，断代史最为合适。故而，当时此类史著最为发达。据统计，分记十六国各朝史有29种。南朝宋、齐史7种，梁史5种，陈史3种，共22种[22]。
唐人修南朝史与北朝史，也采取了分国写的模式。在原有《宋书》、《齐书》、《魏书》基基础上，补修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
元人修宋、辽、金史，采取了分头写模式。元人修三史，曾为“谁为正统”问题，展开了80多年的争论。或主张只修一部《宋史》，以宋为本纪，辽金入载记。或主张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最后，三国都是割据政权、正统失落说占据上风。皇帝直接拍板，“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三史分修，终于有了今天所见的《宋史》、《辽史》、《金史》。从民族史撰写角度来说，三史分修，自是一大进步。
此外，几部典章制度史中，也有四夷传。自《通典·边防典》后，《通志·四夷传》、《文献通考·四夷门》、《西汉会要·蕃夷门》、《东汉会要·蕃夷》、《三国会要》39－40、《南朝齐会要·蕃夷门》、《南朝齐会要·蛮夷封》、《南朝梁会要·蕃夷门》、《唐会要》卷94－100、《五代会要》卷28－30、《宋会要辑稿·蕃夷类》、《清通典》87－100、《清朝文献通考》卷293－30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1－336、《续通典》卷147－150、《续通志》卷635－640、《续文献通考》卷237－250[23]。
三、多民族中国史撰写模式的正负面效应
历代的正史撰写，基本是按大一统思维的“天下史”模式来写的。这种模式有其优点，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帮助。
中国多民族一统国家的形成，主要是历代各族政府文治武功的结果。“天下观”所体现出的恢宏气魄，“天下一家”所体现出的文化、民族包容精神，正是今天中国多民族凝聚力的理论基础。汉人没有民族报复传统，有的是民族融合传统。在这种理论支配下，为争中国“天下”的领导权，各族统治者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斗争，和和战战，但不打不相识，终使中国各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几千年形成的兄弟关系，不是一般人所能拆开的。有容乃大，中华民族于不知不觉之间，融合成一个数亿人口的大民族，正说明这个道理[24]。
中国历史上的较量，主要发生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汉族王朝和以游牧为主的北方民族王朝之间。申友良的研究也表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和生产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但是他们又是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主要是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这两大类型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历史活动的总和。”同时，“历史上中国国内民族之间统治地位的变化和更替，并没有导致北方游牧民族游离出中国之外，也没有因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使中国灭亡。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内民族之间统治地位的变化与更替，不是征服和侵略，而是各民族之间在政治权力上的更替与转移。中国的历史是由以中原农业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和以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方民族王朝组成的。在我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时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有时是几个政权并存，但其经挤文化的整体并没有改变”[25]。
中国历代史著写中国多民族历史，是中国多民族一统国家现实的反映。古代的“天下”范围也正是今天的中国范围。没有古代的“天下观”，没有古代的“天下史”，中国的凝聚力是不太可能形成的。陈育宁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称：纵观中国历史，各民族间虽然兵戈不绝，阋墙不休，但却又始终相互依存，往来不断，最终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呈现着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壮大和加强的，它既是我国古代各民族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产，也是当今各族长期共同奋斗的结晶。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来自于各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26]。
另一方面，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代史家也功不可没。这里反映的是历史及其文本构筑理论。前人往往喜欢把历史编纂称为历史记录。我的看法，“历史记录”不如“历史构筑”更为科学。历史记录给人以被动的感觉，像秘书一样，不许加工，只有做录音机的份。记录给人的感觉，文本与历史实际是一对一的。而历史构筑则认可史家的人为加工。根据一定的目的，选取几个镜头，就可以组合成一部历史。虽不全面，便谁也不会说这不是历史。历代的多民族历史构筑，就是历代史家对民族文化历史系谱精心构筑的结果。史著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强化作用。一代又一代的民族历史重构，强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多民族一统观念不断延续、不断强化，实践，体认，再实践，再体认，如此反复，终于形成了中国这个多民族一统国家。
但这种模式也有其负面影响，概括说来有三：
第一，降低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史的位置。匈奴、突厥、南诏、吐蕃、西夏、大理、北元等少数民族政权，都是十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构成了相当大的威吓[27]。但中原人写这些政权历史时，却采取了降格的办法，将它们列入载记或四夷传、外国传，以此突出中原王朝的位置。这是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的。20世纪以来，在民族平等思想影响下，多民族中国史编纂模式越来越符合历史实际[28]。
第二，少数民族历史记录信息量不足。历代史家在写大一统国家下少数民族政权历史时，多是从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和战关系角度入手的，所以对这些政权的内部情况写得不是太多。这或许是了解不够、材料不足所致，但主要还是体例限制的结果。为了突出大一统格局，不允许多写少数民族政权历史本身。不写就不可能留下详细历史资料，这给我们今天改写中国民族史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如《史记》写少数民族历史就有不足之处，对周边少数民族情况的了解不够深，所以在某些记载上显得含糊。如《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地方可千里”，这些就是不确切的记载。对一些了解不多民族的记载，语焉不详是通病。这个问题，在多民族中国史写作中是经常出现的。
第三，忽视了少数民族文献的存在，压制了民族史传的独立发展。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主要的是汉文典籍，人们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也主要是从汉文典籍入手的。这是事实，但如果目光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中国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献，它们也是了解中国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某种程度上，它们还可以弥补汉文典籍记载的不足。一般说来，本民族人用本民族文字记载本民族历史，总要详于外族、外文记载。“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传、外国传以及本纪、列传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写了，某些史学家引经据典得出的高论也难免不成为上面这样的笑话。”[29]由于翻译工作跟不上，我们对少数民族民族文献的了解很少。近年来，国家民族委员会动员全国力量，对现存少数民族古籍作了摸底调查工作，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同时，出版了汉文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保护与利用工作有了较大的进步[30]。
（作者系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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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永恒的巨流》，台湾：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81。
[2]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所，1944。
[3] 相关成果，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田倩君《“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大陆杂志》1966，31卷1期；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2年，5卷8期；葛方文《中国名称溯源》，褚亚平主编《地名学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4]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4～315页。
[5] 《史记》卷43《赵世家》。
[6]戴敏敏《一种历史透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天下观》，文化中国网，第22期。颜世安目前正在进行《西周至春秋：华夏民族凝聚过程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7] 《诗经·小雅》。
[8] 《左传》卷1。
[9]戴敏敏《一种历史透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天下观》。
[10]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
[1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
[12] 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122页。
[13] 《论语 ·颜渊》。
[14] 《尚书·尧典》。
[15] 《尚书·大禹谟》。
[16] 详参葛志毅《论大一统与严夷夏之防》，《管子学刊》1997年1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6期。
[17] 《礼记·曲礼》郑玄注。
[18] 王钟翰《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序》，见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
[19] 顾颉刚《史林杂识·黄帝》，中华书局，1963年。
[20]以上正史四夷传，今多收入《欧亚研究汉文资料库》第二窟。相关研究有，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
[21]有关明代几部当代史著作情况，可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2]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1～232页。
[23]今收入《欧亚研究汉文资料库》第四窟，国学网。
[24]相关成果有，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25]申友良《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6]陈育宁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7]申友良《中国北族王朝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年；林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希隆主编《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
[28]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田继周等《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8本，1996年；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财经出版社，2000。
[29]葛剑雄《普天之下：中国历史的启示》第一章《昔日的天下观》，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
[30]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60多卷，100册，目前正在出版之中。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共100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