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实质和思想基础、皇民化运动的发展阶段、皇民化运动的内容构成、皇民化运动的社会危害性等。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为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实行了皇民化运动。对这一运动，海峡两岸的学者都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皇民化运动的实质和思想基础
什么是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有时又被称为“皇民化教育”，指日本通过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培养台湾民众成为天皇臣民、隔绝台湾与中国文化联系的教育活动。这一运动试图彻底毁灭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文化传统，把台湾人民塑造成日本统治下的“皇民”，为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效力。“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强制同化运动，它严重侵犯了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和自身利益，日本殖民者妄图把台湾人塑造成对他们俯首贴耳的畸形‘日本人’。他们的倒行逆施，对于广大的台湾同胞来说，只能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１还有学者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是日本殖民当局一贯施行于台湾的种族同化政策在‘战时体制’下的疯狂发展。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掠夺台湾人民的经济资源，而且极其野蛮地侵犯和践踏了台湾同胞十分珍视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独立精神，破坏了台湾同胞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仅如此，‘皇民化’作为一种复杂而残忍的‘洗脑’机制，它对于台湾人民的精神荼毒与戕害，更是遗患于后世。”２有学者认为，皇民化就是同化。但从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皇民化似乎比同化的意义要更强烈些，是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可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这主要体现在日据当局反复强调的所谓皇民标准上，如要求台湾民众坚信大日本国乃是神国，提出要像日本臣民那样忠君爱国等。
皇民化运动的思想基础是日本人所极力维护的皇道。皇道是一种具有鼓励性的政治神学，这一学说认为，天皇是日本过去和现在真正的活的化身，并且是所有人应该追随的道德完美的典范。同时，强调应使日本避免追随外来的主张学说，如西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坚信只要能主宰自己，日本民族就会重新获得自尊，就能够向西方的政治信条展开“圣战”。“‘皇道’成为压倒日本人热衷于西方精神和经济征服的惯用语。不仅是军事方面，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都为日本人提供了思想和感情上的方向。此外，它使日本人对于由于恶意攻击和自以为是而强加给他人的痛苦，感觉迟钝。”３皇民化运动还与日本传统的“八荒一宇”、天下归一的理论相联系。这一理论确信，日本天皇将永远是一个站在文明开化最前沿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具有领袖资质的政治领袖。由此，主张“今日之日本不应限于日本这一小范围，更不应停留于东洋的日本的地位，也不应止于世界的日本的地位。这是日本承担世界使命的时代。日本要成为中心，成为主体，成为指挥者，日本正进入领导全世界的时代。”４即是说，普天之下，每个国家各得其所，同时又都要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
二、皇民化运动的发展阶段
以往，不少研究者都将台湾实施皇民化运动的时间界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其实，皇民化运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施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日据初期至１９３７年为渐进皇民化时期，这一时期，日据当局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台湾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皇民熏陶。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台湾总督府通过制订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要求“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同时，举办各种活动，企图灌输大日本臣民意识，以便从思想上消除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为皇民奉公运动时期，日据当局试图彻底落实日本皇国思想，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通过要求台湾民众参加各种奉公会团体，从而将这场运动推向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
“皇民化”这一恶毒的“灭种”政策，虽然在七七事变后才开始大规模推行，但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占据台湾后即开始着手规划的一种预定的政策。日本自从统治台湾以来，就开始在许多领域推行皇民化运动。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９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抵达基隆港后，在对文武百官的训令中强调台湾是日本帝国的新版图，是还未接受皇民化之地，从现在开始，须以爱育抚宇为主旨，使其沐浴皇恩，乐意归属日本。此后，他多次表达了这一主张。早期，考虑到台湾人的强烈反抗情绪，日据当局还不敢全面积极地推行皇民化运动，但普遍实施的日文教育、广设神社强制台湾人参拜等，都可视为皇民化的一部分。有台湾人士认为，日本真正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是从第八任总督田健次郎开始。他于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废除差别教育，实施日台人共学制，实施所谓一视同仁的同化政策，并设置通婚制度。第十六任总督中川建藏，于１９３２年修正地方自治制度，设立州市议决机关、乡镇咨询机关，加速了皇民化运动的进程。对皇民化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小林跻造。众所周知，早期的台湾总督都由军人担任。自１９１９年起，为改变所谓的国际形象，改派文官任台湾总督。七七事变前，为适应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６年９月重派军人任台湾总督。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任了总督。上任不久，小林跻造在一次内部演讲中忧心忡忡地说：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日本国防的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日本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台湾民众缺乏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国防上便犹如处于火山口上。强调必须排除万难，不断致力于教化事业，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别无他径。小林跻造针对日本政府的整体侵略扩张战略及台湾所处的地位，提出治理台湾的三大基本方针，即南进基地化、工业化和皇民化。南进基地化，指日本应把台湾作为向中国华南及东南亚扩张的据点和桥头堡；工业化，指日本应把台湾作为军需物资的供应地，大力为侵略战争服务；皇民化，在于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帝国的臣民，以便受其任意驱使。为此，日据当局力图通过灌输国民精神、振兴普通教育、匡励语言风俗等手段，来“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小林跻造任内，还修改户口规则，规定台湾民众改日本姓名的办法，强迫其改姓名。此后，台湾总督府在于七七事变之后制定的“皇民化”方略中，进一步提出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内台一如”的境地。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于１９４１年６月下令成立皇民奉公会，从而使皇民化运动达到高潮。“推行皇民化运动最积极的时间，是从１９４１年末开始，这也是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开始的时候。台湾人一方面要忍受战争的苦楚，一方面又必须为大日本帝国的光荣牺牲奉献。”５
日本人竹内清于１９３９年在台湾新民报上刊发一篇评论，指出：“皇民化运动不是今天才有，早在四十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但依我看，自从领台以来未曾有过像自中日事变迄今这样热烈强调并进行…‘皇民化’是意指‘日本人化’，但本岛人已经于四十三年前成为日本人了，因此只说‘变成日本人’，所指的内容过于薄弱。因为真正的意思是‘变成为忠良日本人’，所以问题不但是本岛人的，也是日本人的。内地人未必是完成的日本人，同样在新隶属之民本岛人当中未完成的人尚多，是当然的事。”另一位日本人尾崎秀树针对竹内清这番话指出：“皇民化的原先计划，应该是领台以来，更严密的讲，是从差别政策改为同化政策以来，日本统治者所预定的计划。日本的统治，若依照原来所定目标结出日台同化的果实，就不需要在七七事变以后才拼命地去推行‘皇民化’运动。这事实证明，现实的情况与‘皇民化’的理想有一段距离。借用当时的流行话：若同化政策是意指成为日本人，则‘皇民化’的意思是‘成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统治者所希望的‘皇民化’的实态，不是台湾人做为日本人活，而是做为日本人死。因此‘做为忠良的日本人’的意思是指发现‘做为日本人死’的道理，并为它奋进。”６显然，皇民化运动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早在日据初期就已开始实施。只不过到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扩大侵略战争，这一运动逐渐被日据当局推向了极致，其为殖民运动服务的指向性愈益明显。
三、皇民化运动的内容构成
皇民化运动的内容十分芜杂，举凡日据时期的许多统治措施都被纳入了皇民化运动的范畴，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的明确的区分。不过，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以下一些内容值得人们关注。
（一）大力推行日语
日据当局强调，皇民化运动实施的有效办法，有待于国语（日语）的彻底使用。在他们看来，推行日语不但便于贯彻政令，使日本人和台湾人之间易于进行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而且随着汉语的被强行废止，还可使台湾人逐步忘掉故国。所以，据台初期便不断对台湾民众进行日语教学实验，推广日语的工作也在一定层面上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建立起了庞大的日语推广系统。
日据当局把日语定为台湾的“国语”，强令各级学校的所有汉语课程一律停开，所有报纸的汉文版一律取消，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同时，发布种种禁令和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使用日语。１９３３年，提出“国语普及十年计划”，要求在１０年之内，使５０％的台湾人能掌握日语。花莲地方当局规定，公务人员在公众场合不使用日语的一律解职。罗东郡三星庄竟然发布规约，强调凡不学日语者要处以缴交“过殆金”的惩罚。日据当局还制定了“国语常用家庭认定制度”。凡被认定为全家都讲日语的所谓“国语常用家庭”，由州知事发给认可证书、证章及门标，“以示优异”，由当局予以表彰，并给其成员以各种优先权。在普通学校中，规定台籍教师一律穿和服、讲日语；学生在学校和家里必须讲日语。为了鼓励台湾民众学习日语，日据当局极力排斥懂汉语的中国知识分子。１９３７年，日据当局又公开提出：“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对于不懂日语的人，外出乘车往往遭白眼，并被鄙视地说：“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面去。”甚至认为其无资格乘车，拒不售票。
日据当局大力发展日语讲习所、简易日语讲习所、日语保育园等设施，即便在偏远村庄也设立了日语讲习所，强迫“国校”教师来义务上课。就连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婆也被强迫去上课。１９３６年，全台湾的日语讲习所达２１９７处、学生１３１７９９人，简易日语讲习所１７３５处、学生７３４１５人。至１９４０年，前者达１１２０６处、学生５４７４６９人，后者达４６２７处、学生２１５７９４人。战争末期，更设立许多日语夜间讲习所。在各种讲习所学习的学生总数超过１００万人。在原住民聚居地区，也大力开展日语普及活动。１９３９年，原住民区域的日语讲习所达２６５处，学生１７９２１人，日语普及会１１处，会员４１５人。从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日语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据台湾总督府统计，１９３７年日语普及率为３７、８％，１９４０年为５１％，１９４４年则达到７１％。７
（二）进行奴化教育
日据当局始终把奴化教育作为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内田嘉吉坦言，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台湾人成为日本的善良臣民，即以同化为目的。东乡实也说：“大体上，即以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同化于日本为其根本方针。”由此，强迫学生接受日本国民训练，大力丑化中国，消除学生的故国观念，提倡敬仰天皇，了解日本对东亚及世界之神圣使命，以期树立“忠君爱国”观，并培养勇猛、好胜、服从的日本式国民性格。
七七事变前，台湾的初等学校分为专收台湾儿童的公学校、专收日本儿童的小学校和专收高山族儿童的教育所。开办学校的目的，正如后藤新平所说：“不过为普及国语（日语）的起见而已。”据一位台湾人士回忆：“在公学校六年中，正直日本在台湾推展皇民化运动，学校课程完全以皇民教育为主。学校教导我们是堂堂的日本人，并灌输我们日本帝国子民的观念。日本国旗一定挂在运动场的东北方，每天朝会时我们都要唱日本国歌，向东北方的宫城遥拜，向天皇示敬。每个礼拜都有一堂修身课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皇民，上课时老师举的例都是日本故事，读的地理也都是日本地理，包括台湾。我还记得当时的地图上台湾和日本一样涂的是红色，朝鲜也同样是红色，因为这些都是日本领土。”８为了强化同化教育，从１９４１年度起，日据当局将小学校、公学校改称为国民学校，其教育原则是“以皇国之道为准绳，进行国民基础锻炼”。同时，规定中等学校的教育目标是“锻炼中坚有为的皇国国民”。高等学校“以皇国之道为准则，锻炼国家有用的人材”。师范学校“以皇国之道为主旨，体会皇国使命，培养不辱皇国国民资格的人物”。根据“内台一如”的要求，强调台湾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方针都必须与日本本土学校的办学方针一致。
这一时期，各级学校中的皇民化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新庄东国民学校为例。每天朝会，照例要升太阳旗，要求学生听着歌颂日本皇室万世兴盛的国歌，以注目礼望着太阳旗如太阳般冉冉上升。大约在太平洋战争一周年起便开始唱“随军征海”歌——这是一首表达决心随时随地为天皇献躯效忠的歌。它接在国歌之后，据说由于悲壮至极，在唱完国歌后再唱这一首歌时，歌唱者不由得会慷慨激昂起来，会产生愿为天皇不惜献出生命的一种情绪来。为达到这个效果，大政翼赞会便指定它为仅次于国歌的“国民之歌”，规定在各种集会时必须齐唱！由于差不多天天听、天天唱，所以，必须效忠天皇这件事，便铭刻在幼小的心灵上。然后轮到校长做精神训话，最后由高等科２年制——最高年级长，带领全体同学大声喊叫誓词：“感谢皇恩浩荡，敬皇祖神祗，成为很有礼貌的学生；不撒谎、不作假，成为心地坦荡的学生；能说一口好国语，成为很守规矩的学生；身心保持洁净，成为爱好清洁的学生；炼成健壮的身体，成为勤奋爱工作的学生。”９
（三）强制推行改用日式姓名
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１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和朝鲜这两块殖民地实行改换日本式姓名的政策。从１９４０年起，日据当局公布“台籍民改日本姓名促进纲要”，要求台湾民众将祖先留传的姓氏和父母定下的名字一律改为日本式姓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据当局在台湾实行了极为严厉的经济管制，对日用品实行配给制。同时，却规定台湾人只要改了日本式姓名，可以在学生就学、生活用品配给上与日本人享受相同待遇。由于当时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处境，一些人迫于生计，不得不改换日本姓名。据曾加入过日本军队的台湾人简传枝回忆：“那时进入部队的人，除了极少数人未改日本姓名外，几乎都改了姓名。我本来申请的姓是‘竹间’，但因为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简’字，上级没有核准，只好改为‘竹内’。我再取本名中的‘传’字，加上我是长男这一事实，取‘一’字，而改名为‘竹内传一’。我当初志愿当兵和改姓名的动机就是这么单纯。直到进入第四部队后，才听家父提到，改姓名的家庭或家里有人当兵的‘出征家庭’，可以享有比较好的待遇。”“出征家庭和日本内地人在待遇上都是一等国民，军属、军夫、改姓名者和国（日）语家庭等属于二等国民，一般台湾人是三等国民。以糖的配给而言，一般人领的如果是黑糖，改姓名者或出征家庭就可以领到赤砂糖，因为赤砂糖比黑糖高级。同样地，领配给猪肉时，一、二等家庭也可以多一些。”１０
改姓名在台湾社会中引发了许多混乱。乡土作家蔡胡是皇民化运动的亲历者。在《岳帝庙前——台南乡土回忆录》中，他以台湾民众改日本姓名而闹出的笑话，来嘲讽改姓名运动。他写道：“一天诊所来了六、七十岁的老阿婆求诊，因为病历表上须填姓名，她问‘古名还是改名’，这时日本人正在推行更改姓名运动，当然要写改名，老阿婆乃说‘古名李王招治，改名是什么‘大只猫仔’，孟龙及在旁待诊的病人听了都大笑起来……，原来他儿子把‘李王’两字改成‘大木’（李王是李树之王，当然是大木了），‘招治’改成‘招子’，可是变成日语发音‘大木招子’就念成‘大只猫仔’了，另外也有名王井改成‘奥井悌一’，日语发音又戏称‘乌龟第一’的。”１１
台湾人改姓名的结果仍只是当个“末等国民”，并未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吕赫若于１９４６年２月发表了短篇小说《故乡的战事——改姓名》。小说叙述“我”偶然看到一个场面：日本小学生把候车时不守规矩的作弊的同伴骂做“改姓名的”。叙述者“我”开始很迷惑、愤怒，为被骂的小孩不平，以为他是台湾小孩，遂用了台湾话对他说：“你的改姓名就改得错了，你看，会被人家这样的笑了。”不料那孩子听了“我”的台湾话，不但不吱声，还“仔仔细细的看我了一会，他面上的筋肉都发起傲慢又轻蔑的脸色来了”。然后，气愤愤地对“我”说：“你别侮辱着我，我是日本人，谁愿意去做台湾人呢。”“我”这才明白，“改姓名”在日本人看来，原来就是“假伪”的意思！孩子是说真话的，“我”从孩子的真话里悟道：“日本人声声句句总说台湾人改姓名是一视同仁的，是要做真正的日本人。但敢不是在此暴露了他的肚子吗？”１２
（四）倡导生活习俗日本化
日本据台后，企图通过迫使台湾民众日常生活日本化的方式，来达到皇民化的目的。按照当局的要求，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才能体会到日本人的心境，才能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皇民意识。由此，要求台湾人吃饭要吃日本料理，穿衣服要穿日本和服，住要住日本式榻榻米，行礼要行日本９０度弯腰礼和乞讨式的磕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新年迎春不要贴对联、放鞭炮，而是在正月初一遥拜宫城。打年糕、祭拜祖先，也都在禁止之列。在学校里，强制学生学习和服裁剪、插花、抚琴、茶道、舞踊、弓道等课程，企图把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一位台湾学者指出：日治时代后期在皇民化运动与战争动员推行到极致时，对于极细微的日常生活都给予严密的控制情形。所有原本只在学校里进行的生活规律，都在此时向社会生活的领域无限扩张。而且每一个生活行事的细节都要接受像产品一样的检验过程，才能达到符合‘皇国国民’的标准。尽管人们非常讨厌这种被控制的生活，但在皇民化运动的过程中，新的生活规律——阳历年、周，以及机械时间，都不经意的在台湾社会扩散开来。而更重要的是，“在这波社会教育与动员下，人们开始不知不觉的接受了一种新的生活秩序观点。这就是一种新的‘团队社会’生活的形成，在团队社会中要能表现出‘团队力量’，正是要靠其中形成的‘标准化’和‘齐一化’才有可能发挥力量。在这样的互动体制下，人们早已不知不觉深受其‘秩序’的影响，而呈显出不一样的内在规律要求。”１３
（五）强制改变宗教信仰
皇民化运动期间，日据当局在台湾全岛大力推行神社崇拜，强制供奉日本“天照大神”，要求人们到日式神社参拜日本神祗，崇拜“天皇陛下”，并采用日本人的膜拜方式。“日本人认为当一个人参拜伊势神宫时，会不知不觉地似乎感受到神在，诚惶诚恐然感动而淌下眼泪来。日本人说这种人才真的体会到了日本人才有的那种情愫感受。战前教育认为天皇是国民的核心，由于皇祖是天照大神，因此，敬神崇祖便等于是忠君爱国。”１４为了推展国家神道以达成天皇制国家的目标，日据当局除了在台湾广建神社作为地方社会教化的中心外，亦大力动员官吏职员、学校师生、青壮年团员、妇人会员、部落振兴会员及一般民众去神社“勤劳奉仕”。举凡神社的营造、改建、铺路或神林的树木栽植等，都少不了这些团体的劳动付出。这样，既可以节省经费，也可以经由“奉仕”，加强各团体成员与神社、与祭神间在精神信仰方面的维系。
鼓励神社参拜是日据当局推广国家神道重要的一环。在公学校规则中，明定台湾神社例祭日时，应集合学校师生参拜或遥拜奉祀神社，并由校长进行有关台湾神社的讲解。１９３０年以后，对神社参拜的要求已不限于公学校，而是广及于各级学校，甚至青年团与其他团体也要参拜。铁道部门于１９３７年９月起实施台湾神社参拜团体车费打折优待。基隆神社则对参拜者发给参拜纪念章，参拜百次持有一百个纪念章者，可至市教育课换取银奖章，拥有千个纪念章者可换取金奖章。参拜神社的人数，１９３８年、１９３９年各有约８３０万人次，而１９４１年则有１２００万人次。以当时台湾人口约５００万－６００万比较之，此数目十分庞大。１５
一些学校甚至建了小型神社。例如闻名全台湾的女校——台北第三高女、台中一中、基隆中学校内都设有小神社。台北第三高女以台湾人子弟为主体，每天要求学生到神社祷告鞠躬，然后换成拖鞋走过铺着木板的走廊走进教室。在台湾神社例年祭前，要派学生去打扫致敬，造营台湾神宫时，也派学生参加勤劳奉仕作业。
一些学校将日式神道崇拜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以新庄东国民学校为例，其规定每个月都必须举行以下活动：１日皇大神宫遥拜，新庄神社参拜（奉公班）；８日大诏奉戴日（诏书奉读典礼、义务劳勤、奉公班常会、全校师生新庄神社参拜）；１５日皇大神宫遥拜、参与新庄神社打扫；１６日新庄神社参拜（奉公班）；２１日月会（校长会议）；２５日慰问金捐献日；２６日新庄神社大清扫。１６在每个月固定要举行的７项大的活动中，便有５项与日本神道崇拜有关，这证明了皇民化教育在学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１９３６年底，日本人开始强制各户于家庭中奉祀日本的神宫大麻（即神社的神符，用以代表祭神降临以保佑平安）。１９３７年，神宫大麻的奉祀数急速增至５６．９万尊。１９４１年更增至７３．９万尊，占该年底全台湾１０７．５万住户的６８．７％。一些亲历者指出：“日本人鼓励我们装置神坛，从买神像到安置好，一共才三块钱。而很多台湾人为了应付现实的情况，也都安置日本的天照大神。”１７当时，凡国语家庭都要安置天照大神，天照大神要安置在比较高的地方，旁边要放酒和松枝，在祭拜之前先拍两下手掌。据林平泉回忆：“由于我家也是国语家庭，按理讲必须安置天照大神，因为有人会来检查。我家楼下在做生意，神明都安置在楼上，他们也懒得到楼上检查，所以我家就没有安置天照大神。我有一位小学同学住在北门口，他家有安置天照大神，但他们都没有去管它，到后来却发霉了。以前我们考中学都要填申请书，内容包括身家调查、品行等。因为我那位同学家的天照大神发霉，被老师看到。再加上他爸爸每次都喝的醉茫茫的到学校，所以他中学就无法考上。可是成绩比他差的人都考上，我认为可能是他的身家调查没通过，他也可算是皇民化运动下的牺牲者。”１８
（六）实施皇民奉公运动
１９４１年４月，在台湾正式成立“皇民奉公会”，以总督为总裁。其指导思想是：建立所谓高度国防国家和大东亚共荣圈，显示国体，彻底灌输皇民精神，使台湾民众为日本尽忠。在“临战体制”、“热汗奉公”、“为圣战而劳动”等幌子下，“皇民奉公会”大力推行“皇民奉公运动”、“储蓄报国运动”和“增产挺身青年运动”，以榨取台湾的人力和物力供侵略战争之消耗。在中央本部之下，依照行政区划，５洲３厅设支部，１１市５１郡设支会，５６街２０９庄设分会；市支会下设２５７个区会，街庄分会之下设５４０４个部落会；最下层则设６．８万多个奉公班，大约以十户为一班。６００万台湾居民，都被纳入奉公组织内，个个都是会员。奉公会的各级机构在全岛范围推行“皇民化运动”，凡是战时生活的推行，都由它来执行。１９还先后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护国挺身队、女子增产队、奉公壮年团、文学奉公队等名目繁多的团体，甚至宗教界人士也成立了宗教护国团、佛教奉公会、佛教宣传队等，作为奉公会的外围组织。
日据当局尤为重视训练女子参与奉公运动，这种训练包括精神层面和实际行动的训练。在精神层面，主要的事项有：要求女子努力于培养敬神崇祖及对家庭的正确信念，树立战时健全的家风；努力于彻底认识时局、昂扬战斗意志；努力于团体生活训练的彻底，磨练女青年规律、秩序、亲和、协力的精神，以及在乡土生活中邻保相亲的风尚；认识战时经济的意义，急速实施经济生活的战时编成并加强储蓄。除了精神层面的涵养外，在实际行动的训练上，包括有国防的训练、军人援护、战时勤劳奉仕及劳务动员、战时教养及生活训练、战时保健体育等。在国防训练上，教导军事知识与防谍精神、授予防灾、防空、救急、看护等技术训练。在战时勤劳奉仕及劳务动员上，则要求代替男性到一般工业及职业场所从事劳动，并协助农事作业，分担战时共同炊事、共同育儿等活动。在战时教养及生活训练上，家庭女性的角色依然被强调，如应担负起食、衣、住、结婚观念以及育儿方法的改良。战时保健体育，则强调女子青年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并施以各种体力训练。２０日据当局试图通过这些具体的举措，将台湾女子塑造成忠于日本的“新国民”。
前期皇民奉公运动的侧重点在于培养国民精神，传授职业知识，使人人皆忠于天皇，又能从事生产劳动。后期的侧重点在于军事与体育的训练，使人人都能投入战斗。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据当局组织了台湾高砂义勇队前往南洋一带参战，结果不少人丧身异邦。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５年，强召“大陆战地军夫”、“义勇队”，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海洋特别志愿兵”制度、“陆军特别志愿军”制度，要求学生入伍，并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陈映真在１９８８年４月２日－４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上撰文披露，总共有２０万７千余名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夫”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侵略战争。战死、病殁、失踪者计５万５千余人，伤残２千余人。
必须指出的是，在日本国内，皇民奉公运动也得到了大力的开展。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后，许多日本青少年学生被迫加入“国民勤务报国队”，参加所谓的“勤劳奉仕”活动。由于战争的需要，许多学校被用作救护医院、伤员中心和其他为战争服务的机构。在所谓的最后“决战阶段”，日本政府又颁布一系列法令，动员所有中、小学师生参加为战争的服务工作。由此可见，在台湾实行的皇民奉公运动是日本总体皇民奉公运动的一部分。
四、皇民化运动的社会危害性
日本殖民者以强制性手段，通过‘皇民化运动’的形式进行文化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有激烈的文化冲撞，台湾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异质文化，使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意识染上了日本色彩。强制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还对一些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反映了日本殖民者对民众实行奴化教育的后果，也反映了一些人对异族文化的认同、接纳的现实。如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一些人已逐渐滋生出日益明显的亲近日本文化的倾向。衣和服，住‘榻榻米’，说话必带日语，崇尚日本的教育，文化心态趋近日本，形成一种崇日疏汉的媚日意识。２１
“皇民化运动”失败了，然而确实也造就出一批以当“皇民”为荣的人。他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怀，结成了“日本情结”。他们“隔海看到的却是‘支那’，他们期待着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现代新国民，对传统闽南文化习俗就不能不抱着鄙视的态度了。他们不仅对传统文化抱着鄙视的态度，也对抱残守缺的他们的父母辈抱着鄙视的态度。他们不看歌仔戏布袋戏，而看日本、美国电影；他们不读‘三国’、‘水浒’，而读紫式、芥川；他们不听南管乱弹，而听日本歌谣与西方音乐了。”２２台湾作家吴浊流的小说《先生妈》中的主人公钱新发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皇民化运动”“率先躬行”，“国语（日语）家庭，改姓名（日本姓名），也是他为首。”其生活方式全面日本化，甚至以母亲不会说日本话为耻。台湾学者郑鸿生指出“他们这一辈人是台湾受到现代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却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日语是他们现代化的思想工具，也成了他们此后一辈子的思想语言。这样一种教育却是一种‘强者逻辑’的教育：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这是以纳粹德国为轴心，在‘二战’时达到最高峰的极右翼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一环。这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帝国的殖民教育体制里，以现代化做包装，灌输到我父母辈的一整个世代。”２３
一部分受皇民化运动影响的人对祖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而对日本却有好感，甚至出现了一批日本殖民者统治的“协力者”和亲日派。他们有的在台湾为日据当局效力，受到民众的唾弃；有的在伪满政权、汪伪政权中，以通达日语的“二等日本人”身份，做日本人的爪牙。也有的在殖民统治高压下，为了生存而去为日本人服务，如担任基层的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公所）等职务。“在二战结束半世纪之后，在日本及台湾仍有一撮人隔海唱合，企图恢复当年的‘神国’或‘皇国’意识。对曾经身历殖民地统治时期之威压、榨取的台湾同胞而言，此等日本极右派之‘绮思’，诚为不符现实的幻念，也不能不视为时代的错位与荒谬。”２４在一些具有强烈亲日意识的人看来，日本才是台湾的“宗主国”、“母国”，这种心态是“皇民化”运动对台湾社会深层影响的一个表现。确实，“５０年的殖民统治，４０年的皇民化运动，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为自己在殖民地中现代化、蜕变成文明开化的人种，妄以为台湾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统治而高于中国，从而必欲抛却自己的祖国，企图独立。”２５
更多的人则是属于被称为“亚细亚孤儿”的民众。他们受日本的教育、懂得日语，可是仍然被日本人视为二等公民。在战时大陆的一些地方，却因为他们的日本籍，往往被怀疑可能是日本人的奸细，甚至被集中监视居住，皇民化运动造成了人们心灵的创伤。“亚细亚孤儿既不认同于日本，又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处于苦闷、彷徨的状态。这是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历史的伤痕。他们的处境和心情理应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２６
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的措施，往往在“内台如一”、待遇平等之类的口号下进行。这些措施无论任何一项，都不外是为了配合侵略战争，希望把台湾民众改造成既傲慢且任性利已的日本皇民。然而，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台湾人民深深眷恋自己的祖国，用各种方式顽强地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在皇民化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候，台湾民众中许多人的祖国意识、反日情感未被泯灭，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愈益强烈。叶荣钟、蒋渭水、蔡培火、连温卿等在日据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成为皇民，反而成为反日民族运动的中坚和骨干。皇民化政策的失败，使得一些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在台湾只有３７万人，台湾人有数百万人，两相比较，以此方法来同化本岛人恐怕是不可能的事。“能同化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几百万人之民族，是绝没有先例的”。
１９４５年８月，随着日本的战败，皇民化运动在台湾走向了终结。毫无疑问，对皇民化运动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其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进而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有益的借鉴。
注释：
１徐鲁航：《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一个生动例证》，《东方文化》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２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４页。
３４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页、１３２页。
５１７１８林慧玉主编：《宜兰耆老谈日治下的军事与教育》，宜兰县立文化中心１９９６年印行，第６９页、７３页、７７页。
６刘振鲁：《对日据时期灭种政策的剖析》，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３３卷１期。
７陈小冲：《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见陈孔立主编：《台湾研究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６７页。
８１０蔡慧玉编著：《走过两个时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１９９７年印行，第３７０页、７２页。
９１６杜武志：《日治时期的殖民教育》，台北县立文化中心１９９７年印行，第２８１页、６８页。
１１黄天横、陈美蓉：《“岳帝庙前——台南乡土回忆录”与蔡胡梦麟先生》，见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编：《台湾史料研究》第５号、１９９５年印行，第４８页。
１２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３页。
１３吕绍理著：《水螺响起——日治时期台湾社会的生活作息》，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服务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印行，第８９页。
１４杜武志：《皇民化运动与台湾文化》，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编：《台北文献》直字第１３９期。
１５蔡锦堂：《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东疆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１９田珏主编：《台湾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５页。
２０杨雅慧：《日据未期的台湾女性与皇民化运动》，《台湾风物》４３卷第２期。
２１贾剑秋：《论光复前台湾小说的文化意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２２２３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像》，《读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２４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１４页。
２５朱双一：《１９８８年台湾文坛关于“皇民文学”的争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２６陈孔立编著：《简明台湾史》，九洲图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９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