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人.五代时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后晋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任太师、中书令，曾着《长乐老自述》。

　　唐末五代时，短短数十年中，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唐五个王朝。中原以外则有吴、南唐、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北汉等十个小王国，史称“ 五代十国 ” 。这一段时间军阀混战，王朝更迭，如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冯道不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闻达于诸侯，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辅政。正如薛居正《旧五代史》中说他“事四朝，相六帝”。欧阳修《新五代史》称他“事四姓十君”。在相位二十余年，成了一个不倒翁。

　　就是这位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的冯道，受到了千古毁誉。

　　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说他是“奸臣之尤”；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骂他全无廉耻；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说他： “ 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乎再三哉！ ” ； 近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里称冯道为“好个奴才的奴才” 。我早年看到史书上关于冯道的记载，也觉得这个人太软骨头且贪图富贵，令人齿冷。但经过数十年的人生阅历，再加以体会，觉得这个人很不简单。在太平时代，一个人能在政治风浪中不受冲击，倒也不足为奇。但是在那样一个大变乱的数十年中，冯道能屹立不倒，确实不同凡响！此人的人格、品行方面一定是无懈可击，圆融圆满。

　　事实上，与冯道同时代的许多人就对他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如孔子寿，“时人皆共赞叹”。宋初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291），《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都记载了许多冯道的好事。例如他“为人能刻苦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的美女送给他，他如果实在推辞不了，就另外找一间房子养着，找到她们的家人后，就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适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住在草房子里，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而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就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知道后登门道谢，他却说没什么值得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没有政治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能得到提拔和重用。而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

　　有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献给后唐英宗，杯上书“传国万岁杯” ，英宗很喜欢，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乘机进谏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英宗听后点头称是，表示采纳。

　　契丹灭晋后，冯道被任命为太傅。他多次巧妙进谏要施仁政，却残暴。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冯道能够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又将许多被掠的中原女子用钱赎出，寄居在尼庵中。并且为她们找到家人后送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冯道又到战地慰劳士卒，使军心大振，战斗力大大增强，驱逐了辽麻答。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旧五代史》盛赞他： “ 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雕版印刷大规模官刻儒家经典，对后世影响相当大。元·王祯评价为： “ 因是天下书籍遂广 ”。冯道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典籍的创始人，这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的一生，可以说是清廉、严肃、醇厚，度量也很宽宏，能够包容仇人，感化仇人，人格、品行令人称节赞叹。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他的一首题为《偶作》的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正如此诗后两句所云，他做事做官做人，从不为一己之私欲，光明磊落。代时的那些皇帝虽如虎狼，他也能巧妙周旋，。通过历史来看，冯道对于保存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为了顾全大局而忍辱负重，背上了千古的骂名，殊为难得！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这一点，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都是义正辞严，大加挞伐。不过，结合冯道当时所处的社会和环境来客观的分析，结论也并非如此简单。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如冯道者，怎样才能超越环境的束缚？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司马光和欧阳修的共同看法是：“君有过则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事实上自唐亡宋立，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竭节致死”，尽忠守节，那么就会出现六次集体自杀的情况。如果忠于一姓，更得自杀十次；实在是不敢想象！司马温公是个有智慧的人，他老人家又提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那就是：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也就是说，你冯道纵然不能在宗庙前切腹，也应该不做官或做小官嘛！你竟然“相六帝！” 此说乍听似乎有理，一经玩味，就知是欺人之语。一则天下人俱是王臣，皇帝老儿要用你，你竟不从？君命难违！明太宗朱元璋就定过“不为君用就灭族”的律法。一个知识分子在皇帝这个“独夫”面前有不合作不服从的自由吗？二则大官小僚有何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做小官就是“智士”，实在不知所谓！

　　那又有人说了，既然做“智士”行不通，那就当“忠臣”吧？冯道似乎应该选择一方后竭尽全力，绞尽脑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仔细想来，当时似乎没有任何一方是师出有名，把握全部真理。忠于一方势必造成战争时间的延长，人民蒙受更大的损失。

　　冯道选择的是不顾个人毁誉，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的途径。尽管他最终未能成功，正如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愚忠于一姓一国之人相比，冯道对于社会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更多的肯定。

　　我们大多数国人学历史，看历史人物，就像小孩子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人物的方法是否值得商榷？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非白。我们应该历史地对待历史，把一切放回历史的环境中，看人的转变和事件的出现。历史绝不是简单的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有关. 而且，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是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我们国民教育的史学，又不一定是上好的道德教材，因为道德教育不可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我们应该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我们知道怎样在黑白难制的环境下明智的判断，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

　　我们不能忘了，“是非不分”并不是指人们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怎样实践在具体的时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