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苏非神秘主义与《天方性理》的理论渊源关系,指出《天方性理》是一部以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为核心,宋明理学的术语为表述手段,“内伊外儒”为基本特点的伊斯兰教教义学——哲学著作。同时指出不能将苏非神秘主义对回族的历史影响局限在门宦方面。事实上,苏非神秘主义在回族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广泛。四大门宦只是苏非神秘主义在回族中制度化的产物,苏非主义在学理上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天方性理》等一批回族伊斯兰教著作当中。
《天方性理》与苏非神秘主义的关系,在回族史学界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如《回族大辞典》、《中国回族史》等著作中就有相关的论述。事实上,本文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以上著作。但是在刘智的思想来源及其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一些观点仍有商榷的余地。故此笔者从学术源流的角度,就《天方性理》与苏非神秘主义的关系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并对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天方性理》简介
《天方性理》是刘智参考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择其理同而义合者”[1](p.44)编纂而成的一部伊斯兰教教义学——哲学著作。作为汉经的扛鼎之作,此书在回族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天方性理》分为本经和传文两部分。本经分五章,刘智在自序中将本经的宗旨概括为:“首言大世界理象显著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生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显著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末章总合大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浑化之精义,而归竟于一真”[1](p.44)。传文分为五卷,每卷十二节。本经表明了《天方性理》一书的主旨,传文于细微处阐发本经思想。全书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内容丰富。刘智的老师——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师袁汝琦(曾为马注的《清真指南》作序)高度评价了这本著作。他认为其“卷不盈握,而造物之全体大用,万物之表里精粗,星灿眉列,无复遗蕴,诚格物致知之普本,而穷理尽性之途径也。”[1](p.26)《天方性理》还得到了部分士大夫的好评。光禄大夫王泽弘在为《天方性理》所作的序言中说:“吾儒决学,有刘子而可与共学也已!”(回族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刘智构建其理论体系的方式明显地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性”、“理”、“元气”、“天人合一”、“阴阳”等宋明理学所常用的术语在其著作中比比皆是。但是,宋明理学和苏非神秘主义究竟是如何影响刘智的创作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尚需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在此无意进行理论的具体比较,而是以刘智的参考书目为着眼点,探讨《天方性理》的理论来源。为了便于分析问题,首先需要定义神秘主义和苏非神秘主义。
二、神秘主义与苏非神秘主义
本文所使用的“神秘主义”一词,并不是指怪异的,与常识相悖的,不可捉摸或无法理解的事物或现象。“神秘主义”一词,是英语mysticism的意译。就词源而言,该词与古代希腊的神秘教有关。该神秘教教徒在雅典附近的埃律希斯举行仪式,庆祝春天回归和新麦生长。春日植物复生象征了与诸神的相关和结合。本文就是在“与神结合”的意义上使用神秘主义一词并采用美国研究宗教的学者杰弗里·帕林德尔对“神秘主义”所作的定义。他认为“神秘主义”是“主张人与上帝结合,或同某种原理或万物结合的思想”,“神秘主义者”则是指“主张通过沉思或放弃自我以求达到与神结合或与某种原理结合的人”[2]。
以“合一”为基本特点的神秘主义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大文化当中。朱熹的“与理为一”,庄子的“万物一体”,刘智的“与真合一”都属于神秘主义的范畴。按照结合对象的不同,研究者将神秘主义分为三类。第一种类型是寻求与神(上帝,梵或真主)结合的一神论神秘主义。第二种类型是寻求人与普遍原理同一的一元论神秘主义。第三种类型是寻求与物为一的万物一体论。这三类神秘主义的差别主要有三点:第一,一神论者认为,神秘体验只有通过上帝(或梵或真主)才能实现,上帝是主体,它通过恩典给人传授体验。后两者认为,人是体验的主体。第二,一神论者寻求在爱的联系中与上帝结合,后两者则是通过取消知识或道德实践的方式追求结合。第三,对于一神论者来说,主体(神)和客体(人)的差别即便是在神秘体验的最高境界也始终存在。后两者则以“与理为一”或“人与己一”、“物与己一”的无差别状态为最高境界。按照上文分类,刘智的神秘主义归于第一类,朱熹的归于第二类,庄子的则归于第三类。
“苏非”一词最早用来称呼穿着粗羊毛衣服的穆斯林苦修者。帕林德尔将“苏非”定义为“相信能直接体验真主和愿意通过一切方式使自己实现这一状态的人”[2]。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规定自己的宗教实践。苏非们寻求的是一种道路,即净化自己与真主结合的道路。由于“道路”不同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和流派。苏非们的基本理论模式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的影响。苏非神秘主义指的则是在伊斯兰教内部发展起来的,以重视体验神秘的合一为基本特征的虔信派。该派认为,信仰是要通过不断修道,眼见安拉的全美,体验与真主合一的神秘快乐。苏非神秘主义曾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苏非神秘主义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思想渊源来自《古兰经》。
三、《天方性理》与苏非神秘主义的理论渊源关系
刘智在《天方性理》的例言中说:“(《天方性理》)本经集诸经而成也,其文见六大部经中,今将某节见某部,分注其下,以俟考焉。”又言:“传文,仍本经传之义,编辑成文,非敢窍取诸家,亦非私意杜撰。文理字句,班班可考。”[1](p.49)依据刘智所作的注,这六部经名分别是:一、《勒瓦一合》,刘智译为《昭微经》;二、《密迩索德》,刘智译为《道行推原经》;三、《默瓦吉福》,刘智译为《格致全经》;四、《默格索德》,刘智译为《研真经》;五、《额慎尔》,刘智译为《费隐经》。六、《额合口克目克瓦乞卜》,刘智译为《天经情性》。下文简单介绍这六部经典并摘录部分《天方性理》所引用的该六部经典的观点:
1、《勒瓦一合》(意为“光之闪光”)“分36章,前12章言修道体道之功,后24章明真理隐著之义,即先言功后言义,将其中原委,次第分际,通变虚实,指归究竟等妙理,由表及里,由里及表,逐一分析,以显昭微”[3](p.896)。该书是一本认主归一的神秘主义著作,由波斯苏非神秘主义大师努尔丁·阿布杜拉赫曼·查密(以舍热哈·卡非·满俩·查密著称)著。该书是对伊本·阿拉比(1165-1240)的《智慧的珍宝》所作的注释。刘智在《天方性理》一书中多次引用查密的观点。刘智将“勒瓦一合”译为“昭微经”。刘智的汉译本名《真境昭微》,有印本流传。《天方性理》本经有言“察形辨义,观象悟理,先天后天,一贯而已”[1](p.6),意思是理念世界、经验世界乃至宇宙万物无一不是真主本然的周流显化。这是典型的苏非派的造化论[3]。“一归本然,天人浑化。物我归真,真一还真”[1](p.20),是指苏非修道的最高境界。刘智指出这些观点源自《昭微经》。
2、《额史尔》应为阿拉伯文书名Ashi’atal-Lama’at(意即“闪耀的光线”)之略称,作者也是查密。额史尔是Ashiat的清代汉语音译,意为光线,lama’at意即“闪耀”。刘智的意译名为“费隐经”。这是一部对伊拉克人法合鲁丁(?—1289)的作品《闪耀》(Lama’at)一书的评述。回族著名阿訇庞士谦音译此书名为“额慎”,并认为此书是伊斯兰教认主学之最高理论。该书有舍起灵(真回破衲痴)的汉译本《昭元秘诀》传世,舍的汉语音译名是“额慎口而口亭”。《天方性理》中有“本然流行,贯合粗精。自真来我,造化为之。自我复真,人为为之。本其各具,寻其公共,浑融吻合,卷其迹相”[1](p.14),讲的就是复命归真,以己本然与真主本然合而为一的神秘主义思想。刘智注明这一思想来自《费隐经》。
3、《密迩索德》是苏非派大师阿布·白克尔·阿卜杜拉(1186-?)所作波斯文著作《有信仰之通衢,从创世至来世》(Mirsad,al-’Ibadminal-Mabda’ila’I-Ma’ad)之简称。Mirsad(意通衢)清代汉语音译为“密迩索德”。全书五门40篇,分别讨论了宇宙根源、性命义理、修身养性和复命归真等神秘主义专题。书中还讨论了大世界和小世界的关系,以及苏非派三乘功修——教乘、道乘和真乘的关系及意义。刘智将“密迩索德”意译为“道行推原经”。该经有伍遵契的汉译本《归真要道》传世。亦有舍起灵的汉译本《推原正达》,惜不传。《经学系传谱》一书多次提到明清之际的回族经师喜欢讲解《密迩索德》。刘智的宇宙论直接受到了《密迩索德》一书的影响,他在《天方性理》中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该书第一章“总述大世界造化流行之次第”中有一段话:
“真理流行,命昭元化,本厥知能,爰分性智。一实万分,人天理备,中含妙质,是谓元气。先天之末,后天之根,承元妙化,首判阳阴。阳舒阴敛,变为火水;火水相搏,爰生气土;气火外发,为天为星;土水内积,为地为海;高卑既定,庶类中生。”[1](p.1)
刘智作注,此观点源自《道行推原经》。《归真要道》是具有典型的经堂语风格的汉译本。《密尔索德》是苏非神秘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被列入回族经堂教育十三本经中的认主学名著。
以上三部苏非派重要的理论著作在明清之际的伊斯兰教学人中有广泛的影响。刘智的老师袁汝琦在为《天方性理》所作的序言中就提到:“天方有大贤查密氏、暨阿补德、欧默尔辈,皆学识超凡,品德几圣者也。著有成书,阐明造化之体用,人物之知能,以作行道者践趋之程式。如《密迩索德》、《勒瓦一合》、《额史尔》等经,既行于天方,又传之中国。凡吾教学人,皆知诵习之矣。”[1](p.25)这三本书在当时分别由刘智、伍遵契、舍起灵译成汉文,由此可见袁汝琦的说法是可信的。
4、《默格索德》应为库不拉维耶教派的阿齐斯(?—1263年)所作苏非派波斯文著作《最终目标》(Maqsad-iAqsa)的汉语音译名的简称,刘智的汉语意译名是“研真经”。该书曾有舍起灵的汉译本《归真必要》流传。《经学系传谱》言:“先生(舍起灵)惟勤授学,暇则整辑各经,复以书字译《勒默阿忒》,曰《昭元秘诀》,以《默格索特》经,曰《归真必要》,并前之《推原正达》(即《密迩索德》)三经,凡通儒者沾益最多,而求道之礼备焉。”可见《默格索德》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刘智所引用的《默格索德》的内容,如“人若灯具,真光其火。不获真光,徒为人具”,“人极大全,无美不备,既美其形,复美其妙”[1](p.14)等表述的是苏非思想的神光论和完人论。《研真经》和《道行推原经》是刘智的神光论和完人论的直接源泉。
5、《默瓦吉福》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awaqif“停顿处”(本体论)之清代汉语音译名,刘智意译为“格致全经”,其作者可能为阿杜德丁(?—1355年)。从《天方性理》本经的引文来看,该书是一部苏非神秘主义著作。“气、火、水、土,谓之四元;金、木、活类,谓之三子。四元三子,谓之七行。七行分布,万汇生成。”[1](p.2)讲的就是苏菲神秘主义造化论。刘智指出此说源自《格致全经》和《研真经》。
6、《额合口克目克瓦乞卜》一经的汉语意译名为“天经情性”。由于本经引用其内容极为简略,不能足以推定其为伊斯兰教苏非神秘主义著作。但从刘智的汉语音译名来看,很可能是一部谈论“心”“性”功修的苏非派作品。
《额慎口而口亭·勒默阿忒》、《密迩索德》、《默格索特》合称三大经,是回族经堂教育的高级选修课本,前两部被列在回族经堂教育《十三本经》中(中国回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天方性理》本经部分的内容均引自以上六部著作,而且刘智指出“传文,仍本传之义”。换而言之,苏非神秘主义是《天方性理》的主要理论来源。回族经、汉两通人士将苏非神秘主义作为伊斯兰教的性命之学和儒家性命之学进行比较,认为“儒家立言,务归实际,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今天方之学不同,每举一事、论一物,必溯其源流,究其根底”[1](p.33),甚至有人认为“吾教性学,中土从未与闻,一旦译而公世,不能不诧而异之”。[1](p.353)
刘智适应回族的时代要求,有机地融汇了各苏非大家的思想,在坚持苏非神秘主义根本主张的前提下,成功地将宋明理学的基本术语加以改造,形成了一套体系宏大、逻辑严密、以“归根复命、与真合一”为核心的回族伊斯兰教的性命之学。刘智的理论创建工作为他赢得了极高的荣誉。清末云南伊斯兰教著名经师马联元甚至说过:“若无至圣,他即中国圣人”。《天方性理》一书也因为其独特的理论贡献成为回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义学——哲学著作。《天方性理》从清代中叶直到现代不断重印,备受回族知识界的推崇。
四、回族与苏非神秘主义
笔者认为,回族史学界由于缺乏对以《天方性理》为代表的汉文译著中苏非神秘主义文化因素的充分认识,从而对伊斯兰教苏非神秘主义对刘智的影响以及苏非神秘主义在回族发展史上的地位未能给予充分的估价。对于清初苏非派在回族中兴起的思想基础和回族伊斯兰教历史发展的特点,也未能做出充分而合理的解释。这些不足,在回族史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将苏非神秘主义局限于“门宦”。笔者认为,苏非神秘主义在回族中的影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就广度而言,它曾经对回族整个群体都产生过影响,只是存在地域的差异和影响方式的不同。具体地讲,西北地区主要体现为苏非的组织化活动,东部地区则表现在对苏非神秘主义理论的吸收和改造。这种差异主要是东、西部回族的历史文化环境不一样造成的。就深度而言,西北地区盛行门宦,直到今天仍然在西北回族中有广泛的影响。东部则产生了以《天方性理》为代表的深受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影响的汉文译著。从《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书的采辑经书目中,我们就能直接地感受刘智将苏非主义著作和逊尼派经典和谐地揉和在一起成为自己的思想源泉。此外,“三乘”之说是苏非修道理论的重要内容,为王岱舆、张中、刘智、马注、舍起灵、马复初、马安礼等一批译著家和经师所接受。马联元曾将《天方性理》一书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加以注释,供学生研读。苏非神秘主义具有广泛的影响,其影响方式则存在地域上的差异。我们不能将苏非神秘主义局限在门宦方面。苏非神秘主义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伊斯兰世界如此,中国的回族也是如此。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在西北回民聚居区实现了苏非神秘主义的制度化,注重功修实践。由于功修方式不一,产生了许多派别。四大门宦的形成是其标志。东部回族对苏非神秘主义的接受则主要表现在:吸收和利用苏非神秘主义理论建立起伊斯兰教的性命之学。回儒在丰富的苏非思想中各取所需并且彼此影响,他们的译著活动有继承和发展,刘智达到了清初回族译著活动的高峰。首先是苏非思想的广泛传播,然后才是苏非教团在清代的西北回族中迅速兴起。明清之际回族伊斯兰教的这一特点与伊斯兰教苏非教团的发展史是吻合的。
第二,在评价《天方性理》与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关系时,无视《天方性理》和宋明理学之间的差异。《中国回族史》言:“王岱舆、刘智等伊斯兰哲学家正是从宋儒那里接受了营养,将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内省认识和宋元理学中客观主义的推理方法移入伊斯兰教的认主学神学之中并赋神学思想与哲学意义,以理性解释真主,用思维代替说教,建立了伊斯兰神学哲学体系。”这一认识无助于我们了解刘智哲学思想的根本来源及其实质。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自身就具有精深的内省理论。我们知道,在伊斯兰哲学史上,许多苏非神秘主义大师本身就是重要的哲学家,如伊本·阿拉比(1165-1240)、苏哈拉瓦第(1153-1197)等。他们的神秘主义著作同时又是重要的哲学著作,如阿拉比的《麦加的启示》和《智慧的珍宝》,苏哈拉瓦第(1153-1191)的《东方神智学》等。客观主义的推理方法也并不为宋元理学所独有。笔者认为刘智的理论体系来自苏非神秘主义,《天方性理》是综合了不同的苏非思想的哲学著作,宋明理学对刘智译著《天方性理》起了导向和示范的作用。换言之,苏非神秘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理论框架,宋明理学则在材料的取舍和术语的使用方面影响了刘智,使《天方性理》看起来和儒家的性命之学一样。实际上,《天方性理》既不能等同于它所引用的任何一部苏非神秘主义著作,又不同于宋明理学任何一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刘智所参考的苏非神秘主义著作的作者首先是苏非,其次才是苏非神秘主义的理论大师。他们的著作是对自己的功修实践的理论总结。实践方式不一样,表现在理论上也各有特点。但对刘智来说,他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伊斯兰教的“性命之学”并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宋明理学做出适当的应对从而使伊斯兰教之存在能够为主流意识所认可。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天方性理》本经部分的理论框架是苏非著作共有的,即人从何处来、归往何处及如何回归的苏非神秘主义的基本理论模式,而内容则来自不同的苏非著作。刘智成功地利用苏非神秘主义的基本理论模式将不同材料组织起来,形成一套兼融各家思想而又具有自身特点的性命之学。总之,《天方性理》是一部在综合各种苏非神秘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所谓的“性命之学”,并不是中国的特产。通过修身、养性从而实现人生的理想境界,就基本模式而言是高级文化的普遍形式。虽然《天方性理》和宋明理学都以神秘的合一,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就实践方式和个人体验而言,它们的区别是本质的。
五、结 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由于在传播过程中遭遇的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因而在以大杂居小聚居为分布特点的回族中,苏非主义的传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西北回族中主要表现为门宦组织的形成,东部则表现为回儒借助理学概念、融会苏非思想创作出杰出的伊斯兰教教义学著作。苏非神秘主义与《天方性理》的理论渊源关系说明,《天方性理》是一部以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为核心,宋明理学的术语为表述手段,“内伊外儒”为基本特点的伊斯兰教义学——哲学著作。不能将苏非主义对回族的历史影响仅局限在门宦方面,事实上,苏非主义在回族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广泛。门宦只是苏非主义在回族中制度化的产物,苏非主义在学理上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天方性理》等一批回族伊斯兰教著作当中。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历史学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参 考 文 献]
[1]刘智.天方性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杰弗里·帕林德尔.世界宗教中的神秘主义[M].
[3]金宜久.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