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者，法之大家也。2008年，80万字的长篇章回历史小说《中国第一位改革家--商鞅变法全传》出版，填补了这一题材小说创作的空白。小说描写了战国时六国的一批变法之士和100多位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可读性强。作者鲁力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资深记者，此前出版有长篇小说《官场一杆旗》、《上辈人的花季》、《天堂传》。19日，荆楚网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现年79岁的鲁力谈起《商鞅变法》，依然精神抖擞、兴致勃勃
荆楚网记者：你怎么想到在今天推出《商鞅变法》一书？它对今天的改革有什么重要意义？鲁力：我要写《商鞅变法》，不是在今天，而是50多年以前，就有这个想法。我在《商》书的序言里说，那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刚结束，我被调到县里工作，上级按规定发了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八本马列的书，说是"必读书"。还要求读中国历史。毛泽东说，只知希腊，不知中国，是学不好马列的。我结合读《中国通史》、读《战国史》、读《商君书》，就感到商鞅这个人，是一位了不起的经邦治国的圣人。他的变法精神和变法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那时我们正在进行"三大改造"（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商鞅变法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和我们正在做的工作，非常相似和相近，如他说的"善为国者，令民归心于农。"我们当时是全党办农业，干部也是"归心于农"的。他说的和我们做的完全一致。又商鞅的《垦令》讲到粮食问题，"农不得粜，商不得籴。"和我们正在进行的对粮食要"统购统销"如出一辄。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
后来又读章太炎的书，他说秦始皇为什么能统一中国？非羸政之能，乃商鞅变法之功。即商鞅变法，为秦打下了治国、强国的基础。秦行商鞅法，坚持"法治不变"，"奋六世之余烈，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中。"到秦始皇，秦巳有"坚甲"60万众，一举完成了商鞅的"一天下，王诸侯"的遗愿。国家统一了，消灭了封建割据，战乱不息，民不堪其苦的局面。所以那时我就想到要把商鞅这个人物变成艺术形象，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学习他。
现在我们改革开放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有如商鞅变法那会儿碰到的问题相似，
如"为谁改革的问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尖锐问题。某些政府官员不负责任，某些企业家没有良心（如三鹿奶粉），某些媒体不讲公正，有人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损人利己，捞自己的好处。如所谓"国企改革"，肥了少数人，大批工人下岗。"工资改革，"保证公务员按部就班涨工资，工人农民没份。还有什么"邮电改革"、"公车改革"、"价格改革"，等等。都是围绕着实现某些个人和部门的利益"最大化"，对他们的利益"改"的更完善，更有保证。有话语权而没有良心的某些被"收买"了的"精英"们大放厥词，把国企骂得十恶不赦，"不卖国必亡国"，转眼，自己出价自己收购，一夜暴富。有人发明了一个词，叫"国资流失"。是流失。流出的是两股水：祸水和肥水。祸水流到了民间，肥水没有流到太平洋，流到私人腰包了。
商鞅变法，非常明确为什么要变法，为谁变法。他本人是奴隶主贵族，他父亲是卫的执国（相当丞相），他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相位。他看到广大奴隶的苦难，卫国受邻国欺压，被迫为别人打仗，战乱不息，民不聊生，不变法图治，国将不保，民不得安。他要变法，反变法的卫成侯、将军瑞木林害怕了，把他抓起来用刑，要"车裂"他。他被魏丞相公叔坐相救，到了魏国，就一心一意研习变法。他把自己的庄园一火焚之，奴隶全放了，要为国为民，"一天下，王诸侯"，救民于水火。在秦国，秦孝公赠了他代表王权的雌雄剑，官在万人之上，权大同于君，巳是高官厚禄之极了。但因有不少人反对，秦孝公一度动摇，要缓行《垦令》和《释奴令》，孝公呆在深宫，不见任何人。商鞅数次上书如沉大海。"变法不行，权如粪土。"商鞅不贪权位，毅然挂印出走。后因秦孝公难以收拾局势，又请商鞅回来。
国家为什么要改革，为谁改革？看一看我国第一位改革家商鞅，是怎么想、怎么说和怎么做的，不难找到答案。他的要变法，绝不是为自己得好处，而是为人民得实惠。商鞅变法碰到"世卿世禄"这个"拦路虎"，这是政治体制问题怎么办？他就改分封制为郡县制，把它废除了。现在我们的政府改革，涉及到政府利益，能不能放弃政府利益，下决心改"管理政府"为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是个试金石。垄断企业改不动，背后也是政府不放弃自身利益。只要政府如商鞅那样，是真正"为人民改革"，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古代变法和现代改革，历史背景不同，而有相似的规律性，"为谁改革"是相同的。
历史文学作品，没有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不会有生命力。商鞅变法的许多思想和故事，表现的是人的品德和智慧，他和反法派的斗智斗勇，什么时候都值得回味。
荆楚网记者：你说商鞅是经邦治国的圣人，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鲁力：我们普通人敬畏圣人，把圣人看得是高不可攀的神圣，认为于事"无所不通"者谓之圣。其实这样的圣人，人间没有，天上也没有。因为科学的认识论不是这样。世界科学界的泰斗爱因斯坦就说过，有两个"无限"，决定人世间没有"无所不通"的人。一个宇宙是无限的，一个人的愚昧是无限的。前一个"无限"，是说天下的知识是无限的。"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谁想穷尽天下的知识，成为"无所不通"的圣人，正是愚昧的表现。
人的知识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哲学名题。它只能从实践中来。人们只能在相对的时间和空间，经过实践才能认识某些事物，永远不可能穷尽知识而"无所不通。"
对什么是圣人的另一种观点，倒是接近实际而值得注意，那就是对人们从事专长的造诣，公认为"顶极"者，称之为圣人。如孔子留下了《四书》、《五经》，创造了"仁"，他对如何"做人"的论述，可谓到了"顶极"，没有人超过他，他是读书人认为的圣人，是当之无愧的。杜甫的诗写的好，似乎没有人超过他，所以他被称为"诗圣"。文章写得好的，达到"顶极"者，叫"一代文豪"。鲁迅称得是文豪，等同于圣人。有人字写得好，达到"顶极"者，被称为"书圣"。经邦治国有独到见解，并有"顶极"成就者。自然就是经邦治国的圣人。我这样理解圣人，就认为商鞅够经邦治国的圣人。
隔行如隔山。"文豪"不一定会种田，"诗圣"不一定会打仗。孔子和商鞅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不是"同行"。而这里的所谓"顶极"，严格说也不很科学。知识没有"顶"。"顶极"说是相对而言。商鞅变法治国的精神可圈可点，"百代可鉴"，这就够了。
荆楚网记者：请你具体谈谈，商鞅哪些变法治国的精神，"百代可鉴"？鲁力：啊，我们知道，海内外华人社会，对商鞅变法是家喻户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成千上万，能与商鞅齐名而"家喻户晓"的有几人？可谓廖廖无几。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商鞅以"反潮流"的精神锐意变法治国取得的成功，创下了八个第一。他是历史上八个"第一人"。
1，商鞅是把历史明确地分为"上古"、"中古"、"下古"的第一人。他说"上古（母权时代）亲亲而爱私"，"中古尊贤而说仁，"而到了下古，即当今，人众而无治必乱，怎么办？必须"立官，立君，立禁，"实行变法治国。他这样对历史的分析，不是简单地表达他的史学观，他是把史学用于他的要变法。他的"三古"说，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找到了一个国家要经营好，就必须变法以治的历史根据，历史的发展决定变法是必然的。这种基于历史进化论的变法思想，它适于古代，也适于今天和今后。他不愧是经邦治国的圣人，对于怎样与时俱进变法治国，看的非常深透。
2，商鞅是在战国中期，彻底把一个礼治国家变为法治国家的第一人。这里说的礼治，不是礼节、礼貌之礼，是指的社会制度，礼治即奴隶制。中国的奴隶主义，大约始于夏朝，到了战国时期，巳开始"礼崩乐坏"，但儒家等还抱着"先王"不放，动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要开历史倒车。我在我的《中国古代德治法治和人治》一书里，研究过一味的德治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上古竞于道德，可也。中古逐于智谋，也可也。而当今必须争于气力。你不变法图强，强兵强国，就会被别人"吃掉"。商鞅的前辈，就有人变法要推翻礼治，但都没有完成，商鞅在秦变法，彻底实现了废礼治，行法治。"秦行商鞅法，行之十年，乡邑大治。""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显商鞅经邦治国有非凡之能。
3，商鞅是古代把辩证法用于经邦治国的第一人。他把法令视为经邦治国重中之重。他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和毛泽东说的"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是一致的。他认为治国，不能回避德与刑，但他对德与刑的看法是辩证的。他在《商君书·开塞》篇云："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又说："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尝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他的要严刑不是目的，去刑才是目的。他的"以刑去刑"说，给后人树立了以法治国的榜样。
4，商鞅是历史上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第一人。他要求"普法教育"要深入到户，户户皆知，人人明白。如果都明白法律，按照法律在家里就能断的案子就在家断，国家就大有希望。他为了让民众都懂法、信法，出奇招，"南门徙木"，重金买"信"。他在《商君书·说民》篇说："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治国，贵下断，乱则君断。"他认为的大好形势，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人人都知法、信法、遵法，各家各户都能断案。听法律是怎样说的，不听官吏怎么说，即"民不听官"。他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企图以"法"为教育内容训练民众懂法、守法。"以吏为师"，是要求官吏的人格品德为民楷模；学法带头、遒法不阿、执法公正的师表。
5，商鞅是历史上国家制定农业法的第一人。在商鞅以前，各个王朝和各诸侯国政府，没有一个就农业问题颁发过法令。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第一道令就是《垦令》，上台的"一号文件"。《垦令》共20条，条条都是讲的如何保护农民，发展农业，奖励垦草的政策。《垦令》第一条是"无宿治"，就是要求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要快，当天事当天了，不能隔夜，即"无宿治"。因为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一道法令"三月难出宫门"，就会耽误生产。他的"重农"思想，是经济思想，又是政治思想。他一直是把"农"放在经邦治国的首位，强调"以农富民"。"善为国者，仓廪虽实，不偷于农。"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弱农弱国"，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基础。他说"日治王，夜治强，宿治削。""国无宿治，则草必垦矣。"他的这一思想，今天更显得宝贵。
6，商鞅是历史上提出和实践"法无等级"的第一人。在礼治社会，人是有严格等级的，《左传·昭公七年》云，人有10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他们的关系是"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同样的事情，什么人可以做而不犯法，什么人不可以做，做了就是犯法。《左传·桓公二年》又云，"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差。"诸侯国也有法，但法是对百姓的，就是孔子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夫们犯了法也不能用"刑"，对庶人就不客气了。商鞅提出"法无等级，法不阿贵，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大夫百根欺压奴隶犯了法，他按照法律，当众"重杖50棍"。他的"法无等级"是照耀千秋的可贵思想。今天我们的某些人，封建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住房、坐车、排座次，都得按等级。小百姓退休了就退休了，死了就死了。某些高官可以退休不离位，死了，还要在讣告上写一笔"享受什么级待遇"，可悲也。不知哪一年能回到商鞅时代，人都是平等的，不讲等级了。
7，商鞅是提出经邦治国"三一"说的第一人。他在《商君书·尝刑》篇云："圣人之为国也，一尝一刑一教。一尝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治国一定要有法，而法必须"一"。不能因其爱而尝，因其恶而刑。"一教"，就是统一"以法为教"。当时社会上的"五蠹"（五种捣乱社会的"奸人"），是反对变法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专和变法图治的新法对着干，不"一教"不行。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焚书坑儒"，不是始于秦始皇，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商鞅就曾"焚书坑儒"，扫除那些"非法出版物"，使儒者不敢"乱法"。强悍奸民不敢"犯禁"，人民才能安定生活。最初的"国"，就是口字旁一个戈，即以干戈保卫人口，后来又加了个大口，表示还要保卫版土。法不能保国安民，对"乱法""犯禁"之徒无能为力，要法何用？
8，商鞅又是历史上执法敢"碰硬"的第一人。历史上曾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但那是骗民的溢美之词，没有一个王朝做到。这是"家天下"的必然。就是现在做到没有？也是一个问号。商鞅做到了。当时秦国王妃荀后是个野心家，她先是想拉拢商鞅，以银花公主相许。商鞅不吃那一套，转而她就想除掉商鞅。她和太师公子虔密谋，唆使太子驷故意犯法，叫商鞅难堪。朝野都等着看热闹，看商鞅怎么办？商鞅经过调查，弄清太子犯法，是太师教唆的事实后，依法对公子虔施以鼻刑，除太师职。太师，太子的的老师呀！位在"三公"，他就敢碰。所以历史学家公认他是"战国铁相"。这种敢碰硬的精神，永远是后辈执法者的榜样。他为什么敢动太师？西汉人刘向在他的《新序》里，讲到商鞅变法敢于碰硬的精神时说："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唯公则生平，唯廉则生威。无虑而刚，无私无畏。执法不敢碰硬，等于没有法，甚或比没有法还要坏。
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名言，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经典。
荆楚网记者：《商》书的插页，有一面毛泽东评商鞅变法，其他人的评论见到的不多，你能就这个问题谈一谈吧？鲁力：商鞅是个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是无法一致的。不同的人，不同阶级的人，对同一事物或人物，总是看法不同的。比如有人说纣王是个昏君，有人说纣王是个英雄。有人说秦始皇灭人之国，有人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有人说曹操是乱国奸臣，有人说曹操是治国能臣。这就要有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看是什么阶级的人评什么阶级的人。同时，评论历史人物，必须把人物放在历史范围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几天前我看到有人写文章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发达，是和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强调"耕战"有关系。这也许有点关系，但我认为，这不是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的范围内说事，而是拿今天的观点苛求古人。商鞅生于战国中期，讲他的功过，必须把他放在战国中期才是合适的。那时中国是个怎样的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支柱经济是农业，治国不重视农业，是白痴治国。
历史上大凡以国家人民为重，锐意变法图治的有志之士，都是肯定商鞅之伟大正确。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商君列传》云："令行于民期年，秦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将法太子。刑其傅公子虔。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同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太史公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列宁语）王安石变法，遇到文彦博等人的发难，把华山崩说成是王安石变法"邪说"所致。王安石想到商鞅变法，也发生过"华山崩"，荀后们也说是"天狼"（指商鞅）作祟。可谣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王安石看透了反变法之徒的险恶用心，慷慨呈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还有人借攻击商鞅攻击王安石，王安石又挺身而出称赞商鞅，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万金轻；
今人不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击退了反变法的恶浪。
毛泽东对商鞅变法的评价，可以说达到"盖帽"了。他在学生时期，就称赞商鞅是"伟大的政治家"，到了晚年，他批中国《二十四史》，仍是对商鞅赞不绝口。他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利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时，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一统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人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毛泽东洞察中国历史人物的史学造诣，无人可比，"四千余年"，该有多少经邦治国的仁人志士？但首屈一指的是谁？是商鞅。
真正忧国忧民而要革命的有志之士，无不崇拜商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