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国内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注意。学术研究是求真知求新知的高尚事业，自有其伦理底线，容不得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学术界的因循苟且，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单靠“自律”，恐怕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南方周末》在知识界有很多读者，我们愿意为学术、文化批评提供一个平台。
汪晖的“第一桶金”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该书已有四个版本：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繁体字版、1991年上海人民版、2000年河北教育版、2008年北京三联版。汪晖为2000年的版本写了“新版序”。在“新版序”中，汪晖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取得博士学位后，汪晖即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投身于一个更宏阔、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但是，《反抗绝望》这本书，却是奠定汪晖学术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话说，是汪晖的“第一桶金”。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名著。
由于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我一直没有读过这本被一些人视为“经典”的名著。前不久，在一家不大的书店里，遇见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反抗绝望》（该版曾多次印刷，本文用的是2000年12月版、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本。下引本书，同时标注这个版本和北京三联的第四版，后者只增加了一篇答记者问和“三联本跋”，跋中交待：“这次重印即以河北教育版为据，文字上未做更动。”），于是买了一本。据汪晖“新版序”，这新版本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但将其中的一节编入第三章。另外只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
怀着一丝歉意，也怀着一些敬意，我立即读起了这本《反抗绝望》。读完后，却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鲁迅心灵的剖析、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如何，在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汪晖的文章，向以晦涩著称。如果仅仅是晦涩，但文理通顺、并无文法上的错误，我以为无可厚非。毕竟，晦涩也是一种语言风格。康德不就十分晦涩么？并不影响其成为哲学大师。如果晦涩的同时又常常文理不通，甚至正是因为文理不通才让人感到晦涩，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了。在汪晖的《反抗绝望》中，这种晦涩而文理不通的现象，或者说，因文理不通而晦涩的现象，就很严重。不过，在晦涩的论述中，不时也会遇上一两段颇为清通易懂的话，令我心中一喜，有如在沙漠中遇上一汪清泉，在荆棘丛中遇上一片绿草地。但同时也对汪晖论述方式、腔调的突变心生疑惑。喜用超长的单句，是汪晖的一大特色。即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汪晖往往也要用十分复杂的句式来说明。但在突然出现的“清泉”和“绿草地”中，超长的句式不见了。一个人的论述风格为何会突然发生这种短暂的变化？
怀着这种疑惑，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发现这种突然出现的、迥异于汪晖惯常风格的论述，往往出自他人之手。更直白地说，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没错，这是抄袭和剽窃。《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而这，正是我在此要说的第二个低层次的问题。
……
对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剽袭
汪晖在论述“五四”以前的启蒙思想时，大大借助了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的有关研究。对该书的“搅拌式”剽袭，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汪晖《反抗绝望》第60页（三联版第122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
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这样的剽袭方式，真有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风格。
……
将李泽厚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汪晖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汪晖那一大段话，是将李泽厚这两段话组合而成。汪晖那段话中，“总之”以后的话被我改以仿宋体标出，这些话，“老老实实”、一字不差地抄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连马克思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
上引汪晖文中，“总之”以前的话，“搅拌式”地剽袭自李泽厚。不幸的是，汪晖在“搅拌”过程中犯了错误。李泽厚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一是“以夷攻夷”；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李泽厚对这两者都做了说明解释。汪晖那段话，一开始就说魏源提出了“以夷制夷”（“攻”变成了“制”，也许是笔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两大主张”。但在“搅拌”时，却把李泽厚对“以夷攻夷”的说明解释删去。汪晖下面的话，是作为对“两大主张”的解释说明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只适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项。换言之，汪晖下面的那一大通解释、说明、发挥，对于“以夷制夷”这一大“主张”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
对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剽袭
美国学者勒文森这本研究梁启超的书，给了汪晖巨大帮助。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这本书。这里的“过分”不仅仅指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现在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
……
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题为《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所谓“历史”与“价值”，也是勒文森用来分析梁启超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一节，汪晖这样开头（p68/p134）：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p46）：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这为我上面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在借助勒文森理论分析鲁迅时，汪晖是缺乏“边界意识”的，是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的。对李泽厚的剽袭，还是将李的观点用于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对勒文森的剽袭，则是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
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再举一个“老老实实式”的例子。汪晖《反抗绝望》第69页（三联版第134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两段话中，冒号以后的话，一字不差。这种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只偷其意，而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
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的剽袭
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是介绍和研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的专著，与汪晖的论题本无直接关系。汪晖要借助其观点解释鲁迅等人对传统的理解，自然也无不可。但汪晖却不是老老实实地借用，而是“老老实实”的剽袭。举两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64页（三联版第128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没有冒号，也没有引号。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我们再看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用不着我再做什么分析了。汪晖的那段话，虽然做了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张汝伦的书，但这样的“参见”，实在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
……
上面查考的五种书，恰好是我手头有的。即便是这五种书，也查考得并不全面。《反抗绝望》之后，汪晖先生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权威，更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有颇具影响的论说。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各种方式剽袭他人著作的情形，不再能在后来的著述中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