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入侵的影响下，中日两国开始启动本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在这 一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在两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 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留学生既是西学东渐的承担者，又是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者。由于两国的国情不同，两国留学生作用的发挥也存在着差异。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19世纪中后期可谓历史的瞬间，然而对于中日两国而言， 它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因为在这短暂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之中，东方与西方文明 之间的对话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两种文明的对话从军事冲突开始，继而转向经济、政治 和文化诸方面。由于在对话中的失败，无论承认与否，西方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生产力亦开始成为中国和日本学习的对象，中国和日本也由此开始了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东方诸国学习西方的文明，大体上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西方人 的传入，一是派遣本国学生远涉重洋去西方留学。如此一来，在中国、日本两国近代社 会转型时期，在中国、日本两国启动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即留学生群体产生了。它一经出现就注定了要与两国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

    　　　　一、两国派遣留学生情况之对照

    1862年，日本幕府准许年轻学生为学术和贸易的需要出国留学。当时幕府和诸藩向英、法、美各国派出了留学生，此为日本近代派遣留学生的嚆矢。幕府政治在国内各派力量的联合反对下被推翻，新建立的明治政府继续推行并不断完善派遣留学生的政策。1872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出国留学规则，将留学生分为官选和自愿两种，从出国的具体手续到归国后的义务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翌年3月政府对规则又作了进一步增补。1875年5月文部省制定了留学生贷款规则。1882年2月又制定了官费留学生规则。在这种政策的激励下，1874年前后，包括维新前就居留在外国的人数在内，仅在美国留居的人数就超过200人。[1](P198～199)

    中国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肇始于1872年。在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的倡议下，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奏请清廷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2]。次年，清政府即派容闳、陈兰彬率首批幼童30名赴美国学习。到1875年10月，清政府共派出4批幼童赴美，计120名。几乎在同一时间，福州马尾船政局挑选刘步蟾等人赴英、法参观学习 。到1887年，船政局共派出3批共70名留学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而对手竟是弹丸小国——日本，这一奇耻大辱极大地刺激了清政府和国人，同时也激起了人们的留学热情。1896年马尾船政局派出了第4批船政 留学生赴法国、比利时学习；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于是年挑选了40名通西语的学生赴英、法、德等国学习。不过，此时国人的留学方向已发生了改变。想当初，日本和中国都曾受西方的入侵，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是同时启动，日本却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上 了富国强兵之路，并打败了昔日的老师——中国。这一事实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人们希望从同为东方国家的日本那里学到富强的方法。于是，留学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 为一种风气。莘莘学子们纷纷负笈东渡扶桑以寻求救国的良方。到1906年留日学生的人数已在8000—10000人之间。中国政府还制定了留学生规则。
 
    中国、日本两国在派遣留学生方面存在着共性和差异性。就共性而言，两国在19世纪70—80年代派遣留学生的方向相同，都是派往欧洲和美国。在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上的共通之处是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以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正如容闳所言：“ 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3]可以说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是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付诸实践的具体体现。
 
     就差异性而言，日本人派遣留学生的时间早于中国。日本最初的派遣时间为1862年， 中国为1872年。两者首次派遣的时间相差10年。其次，两国派遣留学生的方向有所不同 。中国的派遣方向有一个改向的过程，即中国留学生的派遣经历了先派往欧美，再到以日本为主，最后向欧美、日本并派的过程。影响派遣方向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泱泱大国中国竟成为蕞尔小国日本的手下败将以及中国朝野对该问题的反思。第三是两国学习的内容和学习过程不尽相同。就学习内容而言，19世纪70—80年代中国留学生所学以“ 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和“西人擅长之技”为主，对西方的政治典章制度涉及者可谓寥寥无几。而日本则是全盘学习。既包括“船政”、“军政”、“ 步算”、“制造诸学”和“西人擅长之技”，也包括西方的政治思想、典章制度。这反映出两国留学生学习过程的差异：中国是学西方器物与学西方制度两个过程的割裂，日本则是两个过程的并举。
 
    　　　　二、留学生在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由于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是在本国内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靠外力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两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需要从外部向本国传输、移植现代化的必备条件。这在当时表现为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和管理技术以及政治典章制度 。在西方文明传输、移植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艾普特先生就认为 ，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知识分子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他们“最倾向于尊重自由的文化”，他们是“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重要媒介”。[4](P177)

    留学生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知识分子群体，是适应当时的社会客观需要而产生的 。它在两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首先表现在，留学生是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 政治思想的传播者。两国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就在于学西方、图自强。奕曾奏称：“臣等查泰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彼所长，辅我所短 ，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5](P160)日本的情况亦大体如此。正是基于 此目的，留学生们在所派往国苦学西学。其所学既包括枪炮、水雷、驾驶、制造理法、 化学、矿务等自然科学知识，又包括万国公法、外语、哲学等社会科学内容。随着留学 生学成归国，其所学之西学也被带回国内，影响着国人。留学生也因此而承担了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命。

    其次，留学生还是两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留学生归国后，往往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并能独当一面。他们有的成为坐镇指挥、统领兵舰的军事人才，有的成为制造机器、建造铁路的专家能人，有的成为传播西方政治学术思想、著书立论、开启民智的思想先驱。以中国的留学生为例，在军事方面，林泰曾和刘步蟾分别担任“镇远” 、“定远”两艘巡洋舰的管带。在实业方面，学习制造船身的留学生魏瀚、郑清源、吴德章，制造轮机的留学生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6人学成回国后，先后被派充工程处指导制造以代替洋员之任，研制出“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华”、“龙威”等船。詹天佑更是留学生的骄傲，京张铁路作为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成的铁路已成为一座丰碑。在传播思想方面，不独严复的译著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他许多留学生也致力于唤起民众之觉悟，如留日学生于1900年出版《译书汇编》，专以编译欧美政治名著为宗旨。孙中山先生曾如此评论留日学生：“当吾华似醒未醒、初醒之际，新欤旧欤?彷徨莫定之时，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通电，以致通国人为之大醒。已明者因而更明，顽固者因其詈骂而醒悟，前进者有驱策而更前，后退者有其鞭策而前进。故曰：中国之醒悟，受日本留学生之影响巨矣!”[6](P135)
 
 留学生在两国早期现代化中作用的又一表现是，留学生还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者之一。 现代化并非单纯是经济方面的现代化，而是一个涵盖了社会诸方面的大变革。它是以现 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引起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大转变。它在改变社会物质生产面貌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7](P1)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固然是落后的东方步入现代化的必备的物质条件，然而这种物质条件的最终具 备需要一个前提，即拥有一个具有管理和动员资源能力及对新的外国影响有接受能力的 政府。当原有的政府无法承担领导本国现代化的任务，甚至成为该国现代化的障碍时， 它必然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作为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留学生，一旦感到原有政府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羁绊时，他们就会由原政府的服务者变成原政府之叛逆者，就会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之中。当日本的幕府无法解决由于西方冲击而激化的国内各种矛盾时，以井上馨、伊藤博文等为代表的留学生便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并在推翻幕府统治、建立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使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国人感到切肤之痛。他 们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富强，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 许多留学生已经以推翻颟顸腐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到1908年四川的5次起义和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下的两广、云南边境的6次起义，无一不是由留日学生担任骨干发动的。

 就作为西学的传播者和现代化的参与者这两个作用而言，中日两国留学生不分伯仲， 然而就第三个作用而言，两国的留学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处 于转型期时，它会从中分化出许多的力量。这些力量中，有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各派 新力量，有冥顽不化、因循守旧的保守力量，也有位于新旧力量之间的中间力量。这些 力量会为了不同的利益和目的进行组合。当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力量各派别联合起 来的时候，它便会形成一股令传统保守的旧力量无法抵挡的洪流，最终使转型中的社会 顺利地向着它应该前进的方向发展。相反，一旦代表着新力量的各派别无法相互依托时 ，传统守旧的力量则会占上风，新的力量甚至会被扼杀，从而使转型中的社会偏离它应 该发展的轨道。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的留学生可谓是成功的社会制度的变革者。作为 一个在社会转型期中兴起的新阶层，留学生们明显感受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例如，留学生涯使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认识到只有实行“开国”，积极学习西方才能有所作为 ，因此而放弃了盲目攘夷的主张。伊藤博文说：“开始我也主张攘夷论，考察欧洲形势 后，见其先进文化，方察不可攘夷。”[8](P172)然而，留学生这一新阶层的力量毕竟 是薄弱的，单靠它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幕府旧政权的。所幸的是，日本留学生阶层 为他们自己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政治依托力量——中下层武士。反观中国，作为中 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中国的留学生在当时始终未能为自己找 到一个可依托的政治力量，因而使自己的社会制度变革者的身份染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他们无法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即使是他们曾为之倾注了心血的辛亥革命也是如 此。尽管辛亥革命以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彪炳史册，但它依然是一朵没 有结果的花。它并没有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岿然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 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在它之后不久，中国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重塑国家政权的历 史过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随之出现了断裂。

 　　　　三、影响两国留学生发挥作用的相关因素

 中国、日本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类型。此类型的国家进行现代化至关重要的前 提是必须拥有强有力的政权做保证，这个政权必须能够承担起领导本国现代化的重任， 必须能够为本国的现代化制定出相应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为本国现代化解决需要的资金 、设施、人才等方面的问题。一句话，就是为本国现代化营造出浓厚的氛围。罗荣渠先 生在将格申克隆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著名论点从经济战略转向政治战略时亦指出：一 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愈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力。[9](P119) 留学生不独是西学东渐的承担者，更是现代化的参与者。其重要性的发挥若离开了政府 的支持，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言之，政府应最大化地调动留学生的积极性。 具体说来，政府应制定鼓励人们留学的法令、法规，甚至对留学人员予以必要的物质支 持；应制定奖励政策，鼓励人们学成回国；重用归国留学生，为他们施展才华和抱负提 供广阔的舞台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应该承认，中日两国政府在发挥留学生的作用方面是存在着相当的差距的，导致这种 差异的因素之一是两国对传统的改造程度不同。现代与传统之间不可能没有丝毫的联系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各国在进入现代社会时都会留下上一个时代的烙印，就像西方 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价值观念并非完全是现代社会的首创一样。不过，一般说来，在 现代社会中传统成分的保留到底占有多大的比重则因国而异。采取革命方式告别旧社会 还是采取改良方式告别旧社会，两者对传统的保留是有区别的。

 尽管日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来实现的，但是这 种改良是建立在武装倒幕的基础上的。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在此基础上采取了废藩置县、 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以及进行土地改革等措施，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 面废除封建制度。通过武装倒幕和废除封建制度的改革，日本的传统成分受到了极大程 度的改造。虽说仍有封建残余被保留下来(诸如天皇制、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等)， 但是日本毕竟实现了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并为日本的早期现 代化准备了政治前提。日本留学生们在这种政权的支持下，获得了极大的施展政治抱负 的社会空间。留学生们诸如井上馨、伊藤博文等都在新政府担任了要职。纵观中国19世 纪后期至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的统治并无实质性改变，中国一直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的缓慢转型过程之中。中国早期现代化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支撑，这可以说是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大特点，也是它的一个弱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也因此而遭遇到更大的传统阻力。在留学生的派遣和启用方面，人们无不感到来自强大的传统守 旧势力的掣肘。容闳在谈到首次带留学生赴美之所以选择陈兰彬的原因时指出，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小传统的阻力，但是最后早期留美学生不得不中断学业，提前归国还是缘于国内强大的传统势力。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在培养、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虽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仍无法摆脱封建等级和身份制的约束。纵使是通晓西学的佼佼者，若无科举功名，使用时也会受到许多的歧视。

 导致这一差异的另一个因素是两国对西方文化的认同程度。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振兴民族、赶超西方。这需要人们对西方文化有一个全面的、理性的认识，在学西 方的过程中了解不足。日本在闭关锁国期间，通过荷兰商人对西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并 由此兴起了兰学。与日本士族好习兰学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士大夫“所求者，诟毁洋人 之词，非求知洋情者也。就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 。[10](P11)造成这种截然相反的对待西方文化的认同态度的原因在于两国文化在历史 中不同的地位所形成的不同民族心理。

 现代化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人这个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休戚相关 。近代留学生群体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注定了要与这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注定要成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及早期现代化的参与者、建设者。对中日两国留学生的作用在两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发挥这一问题的思考，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日)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王元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十七[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48册[C].台北 ：文海出版社.311.
 [3]容闳.西学东渐记[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4册[C].台北：文海出版社.26 .
 [4](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5]中国历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6]留学生丛书编委会.中国留学史萃[C].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7]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8]王少普.东方文化圈内的不同趋向[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
 [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郭嵩焘日记(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