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代表著作：《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

　　中评社香港1月22日电／近期，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专访了中国思想界先锋人物之一李泽厚，他认为谈模式为时过早。数日后，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主任王辉耀又在同一份《金融时报》上撰文，从根本上肯定中国模式的存在。

　　国内，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数篇文章刚为中国模式降温，《中国改革报》却又热气腾腾地端出了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的长文，指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

　　官方色彩的报刊方唱罢，智库学者紧接着发声。中央编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一书，被舆论界誉为“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初步形成”。

　　中国模式，有或无？是或非？

　　这场大辩论，不是象牙塔里的专属品，更不是新闻纸上的文字游戏，它是事关国计民生的价值纠结。我们不可以对我们的祖国和前辈曾经走过的路视而不见，这其中又有多少的必然和偶然；我们不应当将时下现存的种种问题一味推诿，那些有多少是体制原因亦或人为因素；我们不可能不为我们民族的未来走向而上下求索，有无第三条道路或是怎样的康庄大道都取决于对历史的研判和当下的选择。

　　本篇访谈不过为热浪里的杯水微澜。

　　但是，路就在我们脚下，选择在我们心中。

　　中国模式不是“市场加专制”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模式”的提法及研究处境颇有趣味。这个概念早在几年就被西方提出。但我国学者表态谨慎。有人认为西方的中国模式概念是对中国的捧杀。对此你怎么看？

　　潘维：“中国模式”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含义，就是关于中国成功原因的理论抽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功，是研究中国模式的前提。中国模式概念没有什么发明权问题，谈不上西方东方，或者谁谈论得更早，都不过是近五年的事。问题在于谁归纳的“模式”更精致，更有解释力。

　　中国的成功，如同当年苏联的成功，有很大的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意义。因此，对中国模式学术研究的态度就染上了强烈的政治情感色彩，体现我国和世界的政治思想分裂。比如“不成熟论”“扩散论”“捧杀论”“友邦惊诧论”等，都代表论者的政治倾向。

　　“友邦惊诧”怎么可以成为阻止本国学术研究的理由？西洋的主流观点是：中国模式就是“市场加专制”，几乎属于骂大街，哪里算得上什么严肃的研究？世界上有一大堆从未实行过“计划经济”，属于“市场经济”的“专制”国，怎么就没“成功”？

　　Q：有媒体提出，《中国模式》一书是中国学派首次归纳中国模式，并开始向西方争取话语权。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认为，从理论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总结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呢？

　　A：总结“中国模式”的现实意义很清楚：归纳模式能够“为比较提供知识，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未来提供指南”。我们不满意于时下流行的解释系统乃至概念系统，所以创造了另外的解释体系。我提出一个自成因果链的“中华体制”，这个解释体系或许粗糙甚至幼稚，但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然而，若与他国学者解释的差异不是来自学术水平，而来自政治立场上的重大分歧，当然就属于话语权的“争夺”了。

　　用中华体制取代中国模式

　　Q：你归纳的中国模式具体是什么内容？

　　A：我用“当代中华体制”取代“中国模式”。当代中华体制分三个层次：国民经济、民本政治和社稷体制，三位一体，共十二个支柱。

　　“国民经济”即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即：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即：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社会网与行政网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这个解释体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流行的西方理论的理解，挑战经济学的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

　　Q：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似乎国际上都比较认可。舆论普遍关注的是中国的政治模式，因为这是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相比截然不同的一种体制。你怎么看？

　　A：西方的两分法是“democracy vs. autocracy （民主对专制）”，我加上“meritocracy （绩优制）”，这个“三”就打开了无数种可能，就不止“二”了，可以“三生万物”。我之所以用“民本政治”，就是觉得西方教科书名词概括不了中国的事情。如果要说什么不足，与新加坡和香港相比，中国民本模式里的法治不够健全。

　　从性质上看，中国政体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权力机构。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这个统一的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代表中华全体人民的利益，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民本理念，官员谋私，涣散分裂，就会脱离“百姓”，失去民心。

　　从理论上说，我认为中国模式的“分工制衡”与西方模式“分权制衡”各有存在的社会政治条件，说不上谁比谁更高明。拿西方政治体制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和落后，追求中国政治体制的全盘西化，属于教条主义。别总拿西方的鞋来量自己的鞋，非说自己的鞋不合自己的脚。若强要拿西方民主来量中国民主，中国根本就没民主。正如拿印度佛教来量中国佛教，中国根本就没有佛教。可事实是：印度的佛教没了，中国的佛教还活着。 

　　官本位不足以概括中国

　　Q：最近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李泽厚，他认为，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会对人类作出贡献。但他认为，这样的第三条道路现在还没有找到，谈模式还为时太早。“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力过大。”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A：“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有“官本位”，就是定义，就是“模式”，而且是世界上独特的模式。问题在于，这种抽象概括是否贴切、有解释力。中国有“封建”社会吗？在欧洲还是古希腊“奴隶社会”时，中国的所谓“封建”就崩溃了。中国是“资本主义”吗？当代中国是“官本位”？那“刁民”“人民起义”“群体（暴力）抗议事件”，百姓讽刺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短信，等等，都从哪里来？政府权力“大”或“小”怎么定义？还是严肃点，斟酌一番再做这些“判断”吧。

　　西方人说“只有两条路”；连西方人都还没走出第三条，世界还有谁能走得出道路？这样说，世界就真的没路了。世界上明明有那么多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大家不都活着呢，中国不还活得挺出彩？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从美国的“杰克逊民主”算起，也就二百年。世界有65亿人。神化西方8亿人中实行的制度，无视中国13亿人生活的制度，无视12亿穆斯林生活的种种制度，有点殖民地心态，有点自虐，有点怪。历史很残酷，不承认神话，因为历史会打碎神话。 

　　Q：你谈到，我们不能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那么，我们对中国模式是否也不应该顶礼膜拜呢？换言之，你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模式有什么不足吗？

　　A： 我本人留学美国近十年，研究“模式”这事本身就是从西方学界学来的。“中国模式”是什么，现在根本没有共识。即便我归纳了十二条，也未必有多少人认同，谈什么“顶礼膜拜”呢？在中国成功之际谈模式，是说失败的可能就在于背离这个模式。拆毁这个模式，拆故宫，建白宫，是中国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归纳“模式”的意义。

　　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体制”不好

　　Q：中国当下的社会民生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中国模式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A：中国眼下有很多大问题是事实。年轻人看眼下的问题，统统都是大问题，都是过不去的“槛”。“大问题”会跟着年龄变。考试得不了高分，那是中学生眼里最大的问题，但年龄大了，发现追不上心爱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有的问题能解决，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用解决，靠“熬”就过去了，问题自己就没了。

　　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不好，动不动就要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发展建设的最大问题。三十年前，还年轻的我们经历过好几个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不自杀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时执政的长者们说，别自杀，能解决——他们经历过更困难的问题。后来问题就解决了。二十年前，买不起彩电是大问题，十年前，买不起汽车是大问题，而今买不起房子是大问题——同美国人差不多的问题。我们进步得不慢啊。

　　吃水的别忘了挖井的，一天到晚指责祖宗打下的基业，不是好品格。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记住今天这些被说成“不拆政治体制就解决不了”的问题（1988-1989年，针对经济改革的困境，很多人就这么说过），包括腐败问题。十年后，三十年后，再来回顾这判断正确与否。在人民共和国庆祝第二个一甲子时，我们的人均收入可能将超越美国。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我们应该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求公正，不偏袒侵略性极强的西方）。这是我们从六十年中国和世界经验中得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