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居正的经世实学思想是在批判阳明心学空谈误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虽然他的哲学思想缺少理论的创造性,但是他能身体力行地将其付诸实践,确是难能可贵的。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自幼聪明好学,16岁便高中举人,23岁中进士,旋即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一官职在当时是宰辅的候选人。他自己也开始以未来的宰辅自居:“安得随长风,翩翩来君傍。愿将云丝锦,为君补华裳。”从此,他便将自己的一生完全投入到了现实的政治风云中,并伴随着批判阳明后学空谈误国的潮流而逐步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

一、心不能化万境

    对于当时风行天下的阳明后学,作为翰林学士的张居正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他的座师徐阶是王学的热情鼓吹者,他的朋友聂豹、罗汝芳、耿定向、周友山等也都是阳明后学。因此他对阳明心学也有深切的体认:“自孔子没,微言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信其说,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有宋诸儒力抵其弊,然议论乃日益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而独行之士反为世所姗笑。呜呼!学不本诸心,而假诸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敝也。故宫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后可观也。学术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后可久也”(《宜都县重修儒学记》)。学本于心,不假外求,显然是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等渐进功夫的批判,同时也表明了对心学的一种期待。
    而他对于心学中的“归虚求寂”之说更是深有体会:“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发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跃如者。往时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议论,先生复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万物者,为天下之大本,无事安排,此先天无极之旨也。夫虚者道之所居也,涵养于不睹不闻,所以致此虚也。虚则寂,感而遂通,故明镜不殚于屡照,其体寂也。虚谷不疲于传响,其中窍也。今不于其居无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当然之则,愈劳愈疲矣”(《启聂双江司马》)。将“心”看成是天下万物的本原,这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通过虚心涵养,就可以达到“感而遂通”的境界。相反,如果外求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那就只能是“愈劳愈疲”了。由此可知,此时的张居正已经成为心学坚定的信奉者,而他在给周友山的信中,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不谷生平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认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将谓世莫我知矣”(《答藩伯周友山论学》)。
    但是就在他信奉心学的同时却也开始对心学产生了怀疑。他在高声吟唱:“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魄。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述怀》)“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适志吟》)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了“心不能化万境,万境反化心也。”(《游衡岳记·后记》)本来,“心外无物”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心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法则,而承认了“万境化心”,其实也就是承认了万物可以不依赖于心而存在,这等于消解了“心即理”的存在根基,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程朱理学的老路上去了。
    阳明心学经过其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发展已经远远地偏离了儒学传统。其实,绝大多数的阳明后学们都认为“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毕矣。”“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即是道。”“圣贤教来学,率性而已。”(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这样一种“率性而行”、“纯任自然”的哲学,使张居正感到不仅“虚而无当”,而且“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也就是说,是阳明后学所引导的这种学术风气令这位以政治家自居的张居正所不能接受。而令张居正更加不能接受的是王学末流借“讲学”之名,进行政治投机,并进而影响到行政效率。在张居正看来,这些人“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解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据史书记载:当时“凡抚台莅镇,必立学院,以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驻节其中,于是三吴间,竟呼书院为中丞行台矣”(《万历野获编·畿辅·书院》)。亦官亦学,亦学亦官,官学不分,本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作为政府官员为了“讲学”而抛荒自己的本职工作,恐怕就只是明代中、后期才有的现象。张居正的好友罗汝芳,由于升迁而奉贺入京,进完贺表后即“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四)。张居正不得不以“玩旨废职”之罪令其致仕,可他竟称:“今去官正好讲学”(罗汝芳:《近溪子集·庭训纪下》)。时任云南姚安知府的李贽,更是“常到佛寺,判了公事簿书之暇,每和名僧讨论佛学。人人觉得他很奇怪,他也不管。”而且,在辞官未允的情况下,即入“大理府鸡足山阅藏经不出”。很显然,这样一些如此热心“讲学”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这样的哲学又怎么可能满足政治统治的现实需要。

二、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

    在张居正看来,只有那种能够经世致用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圣贤教人为学……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朱子大全》卷七十四)这种学问强调:“治己治人,有许多事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著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朱文公文集·答谢成之》)所以他在掌管翰林院时就对那些翰林学子提出忠告:“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翰林院读书说》)尽管这种观点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不是什么新的观点,走的仍然是儒家“内圣外王”、“兼济天下”的老路子,但在那个“议论蜂兴,实绩罔效”(《与李太仆渐菴论治体》)、“俗尚浇漓,士鲜实学”(《答文宗谢道长》)的时代,能够将自己的哲学观点如此鲜明地提出来,表明他的经世实学思想已经成熟。
    隆庆四年,他在与湖广提学胡庐山的学术争论中就已经初步地表达了他的哲学观点:“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然仆以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所谓“务实得于己”,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来求得对事物的真切认识。他曾自问自答地说:“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答总宪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而在与好友罗汝芳的讨论中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明确:“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答罗近溪宛陵尹》)仅仅停留于“缀辑言语、造作文辞”的东西,不能称之为真学问,真正的学问必须在那些“琐细”的、“猥俗”的现实生活中探求;必须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视、听、言、动之中;这样的学问,需要的是将做学问与做人、做事有机地结合起来;需要的是具有一种“崇实黜虚”、“务实求本”的精神。所以他对好友周友山诚恳地说到:“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很显然,他这里所说的“学”并非是那些“操觚染翰”、“呻章吟句”的士人之学,更不是那些“大而无当”、“虚声窃誉”的空疏无庸之学,而是那种能够“恢皇王之绪,明道德之归,研性命之奥,穷经纬之蕴”(《翰林院读书说》)的经世致用之学。
    万历五年,他在与信奉程朱理学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屠平石讨论学问的时候,道出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可以说,这也是他柄国以后为当时学者所确定的四条原则,其中固然存在着他的政治立场问题,但是,“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却是他哲学宗旨的真切表白。正是以这些原则作为衡量标准,他才敢直言不讳地说:“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

三、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

    张居正没有像其他的哲学家那样深入、系统地阐述他的经世实学,但是他却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用这种哲学指导社会实践。在他柄政的10年里,与其说是变法革新,不如说就是一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陈六事疏》)的社会实践运动。
    1.月有考,岁有稽。通过对现实政治多年来的观察和体验,他发现: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钞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陈六事疏》)于是他总结得出结论:“盖天下大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恐亦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所以在万历元年,他刚刚出任首辅就上疏奏请实行随事考成法:“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理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部存照,每月终注销。……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因为在张居正看来,“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辛未会试程策二》)太祖朱元璋的“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答福建驯服耿楚侗言致理安民》),只是由于200多年里逐渐遭到了破坏,因此,“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谢召见疏》),他的变法实际上也就是力图恢复祖宗旧法而已。他曾谦逊而又诚恳地说:“不谷素无学问,谬膺重任,思所以鼓驽钝以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而修明之。”(《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当然,他也不同意无原则地照搬祖宗法度,而认为:“法不可以轻变,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则承敝袭舛,有颓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过也;轻变,则厌故喜新,有更张无序之患,此太多事之过也。……夫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辛未会试程策二》)这就是说变与不变,完全是以“天下之公”(《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人心之所共欲”(《与南刑部谢太东》)为原则。通过“月有考,岁有稽”这样一些考成制度的严格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种公文旅行、上下敷衍的官场恶习,从此,朝廷的政令“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不披靡”(《明史·张居正传》)。
    2.禁讲学、毁书院。万历三年,他就借皇帝的名义下诏:“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竟之门,开请托之路。”(《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开始明令禁毁书院。自宋代以来,书院就已经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但是到了明代中叶,就已经演变成“群聚徒党”、“空谈废业”之处,所以张居正不惜为世人诟病而禁毁书院。对于好友的责难,他回答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事实上,他也并没有禁毁所有的书院,只是从他的角度看来,由于许多书院培养出来的大多数学子往往是“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然。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陈六事疏》)更“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寿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陈六事疏》)这样的人不仅难以胜任变法的需要,而且将动摇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
    3.清丈土地、计亩征税。早在嘉靖年间张居正就针对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出了“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于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的思想。这在拥有上千年“重农抑商”,“重本轻末”传统的中国,确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而敢于挑战传统观念,没有一种务实求本的精神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更能体现他务实求本精神和经世实学修养的是他在总结历代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条鞭法”的制度。万历五年,他下令开始“天下度田”,即清丈全国各类土地,共查出80多万顷的隐占土地。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即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实际上就是改变了过去那种以丁为主的徭役制度,实行了以田为主的征役办法。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以官僚阶层为代表的豪强地主的侵占、兼并之风,而且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减轻了贫民的负担。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张居正的哲学思想长期以来倍受冷落,这与他的历史地位显然是严重不符的。固然,他没有留下系统的哲学论著,但是他在大量的书牍与文章中,却充分地展现出了深刻的哲学洞见和鲜明的学术见解。他的经世实学思想虽然缺少理论的创造性,但他能够身体力行地实践这种哲学,这在晚明“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陈六事疏》)的官场中称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之士。因此,系统地梳理张居正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对于理解张居正本人,还是他主持的变法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