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都城的地理分布,分析论证了中国历代都城变迁的主要特征,并得出国都的选址只有相对较好的区位,没有绝对理想的区位等5点重要启示。
城市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即社会进入奴隶占有制的标志。我国的城市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我国的城市与农业关系密切,早期的农业区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所以城市也主要分布在这个地区,据《吕氏春秋·君守篇》记载:“夏鲧作城。”《吴越春秋》上也有“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之说。可见,早在夏族立国之前,大禹的父亲鲧就已经开始筑城。
一、中国历代都城之地理分布
(一)奴隶社会时期
从夏、商到西周、春秋,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夏朝400多年,迁都10余次,其活动的地区主要在伊、洛流域和晋南。古文献记载,夏都2处在山西, 8处在河南, 1处在山东。考古证实,河南登封嵩山一带是夏王朝初期的中心区域,王城岗古城可能就是禹都阳城的遗址。夏王朝的都城均在黄河下游。
商朝600多年(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商都也多次迁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共达13次之多。其实成汤以前的8次不能算迁都,因为那时商族还没有建立政权,只是居住地的变换而已。“先王”时代的5次迁都:沃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为商代后期的王都。它从盘庚迁殷到商的灭亡,长达273年之久。这个地方早在西汉时就有了“殷墟”的名称。
商代后期的王都殷墟,是我国奴隶制发展到全盛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小屯村的东面和北面有洹水流过,码头就在城边。商以华夏族的东支为主干,文化观念以“尊天命,敬祖宗”为本,城市结构中宫殿、宗庙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商都亦都在黄河下游干支流附近。
周人起源于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区。周人迁都也很频繁,其中邰(武功县渭河北岸)、豳(陕西彬县)、岐(漆水、汘水附近)、丰和镐(均在沣水中游)为人们所公认的。公刘的儿子庆节“国于豳”,相传九世,至古公亶父时迁于岐下的周原,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邑别而居之”。也曾建造都城,称之为京。西周开国之前,文王伐崇国,建起了丰京;武王伐商后,又建镐京。丰镐也称宗周,地处西安市西南部,位于沣水的东西两岸,而沣水又是渭水的重要支流。据《毛诗》郑笺说:“丰邑在沣水西,镐京在沣水东。”丰、镐两京基本上是东西一条线,两地隔沣水相望,距离很近。自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近300年里,丰、镐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西周的都城在丰镐,为东制诸侯,又在关东营建洛邑,作为陪都,史称成周。东、西二京并立,由沣水、渭水、黄河、洛河的航运联系起来,它将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西部经济文化区和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东部经济文化区连接了起来。周朝后期为避犬戎的威胁东迁洛邑,成周成为正式国都。
春秋时期周天子势力衰落,诸侯蜂起,纷争不已,奴隶制走向崩溃。尽管战争频繁,但由于生产力逐渐提高,经济还是继续发展。诸侯割据称雄,为了防御或进攻的需要,都极力建筑新城,加固、扩大旧城。各国的都城均为当时较大的城市。据统计,春秋时的诸侯国有100多个,一些国家还不断迁都,所以不仅中原大地有许多的国都,而且淮河流域、汉水流域等也涌现出不少的都城。实际上,这些都城均为区域性政治中心,不能对全国范围行使权力。
奴隶社会时期的都城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中国古代以河运为主,为了生活用水方便,又利于交通运输,往往把都城建在河流附近或河流的交汇处。国都的四周围有城墙,城墙外是乡下,以农牧业为主;城墙内是行政中心,也有商贸场所、统治者居住的宫殿等。
(二)封建社会时期
我国从战国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有2000多年的历史。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列国都城也经常迁徙,其大致情况如下。齐国的都城:营丘(山东昌乐县)—→薄姑(山东博兴)—→临淄(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韩国的都城:阳翟(河南禹县)—→新郑(河南新郑);赵国的都城:晋阳(太原)—→邯郸(河北邯郸市);魏国的都城:安邑(山西夏县)—→大梁(河北开封市);楚国的都城:丹阳(湖北秭归县东南)—→郢(湖北江陵)—→鄢(湖北宜城)—→盱眙(江苏盱眙县)—→郴(湖北郴县)。燕国的下都武阳(河北易县东南的易水边),建于公元前4世纪,其遗址为我国现存战国城址中较大的一个。燕国的上都蓟(北京附近),也是战国名城之一,有“宫冠天下”之誉,经贸活跃,商贾云集,冶铸业尤为发达。
秦国的祖先叫非子,他因功封于秦邑(甘肃清水县西北)。周平王东迁之后,秦人的势力才逐渐发展到关中地区的西部,沿渭水东下,曾居于沂(沂水之滨),迁平阳(陕西宝鸡市东),再迁雍(陕西凤翔南)。雍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系东西交通的枢纽和通住巴蜀的咽喉。秦人在此建筑城邑和宫殿,居住达294年之久。为了同东方的魏争霸,秦献公二年(前383年)又东迁栎阳(陕西临潼县东北),栎阳的战略地位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史记·货殖列传》)它作为秦都有34年之久。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就是先在栎阳开展的。后来,秦又迁都于渭水之滨的咸阳。咸阳北依高原,南临渭水。渭水、黄河航运,给秦人以莫大的便利。
战国时期,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四川盆地、长江三角洲等地,都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当时的都城,均为大小城格式:小城是宫殿的所在地,大城主要为一般市民的居住区。小城紧靠大城,宫殿与居民区相联。战国时的大城市也多采用这种格式,官吏治所在小城里。对于诸侯分立的政权来讲,国都的大小城结构是适应的。
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定都咸阳。咸阳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宫殿林立,楼阁相属,直道四达。表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宏伟气魄。
刘邦灭项羽后,采纳了娄敬和张良的建议,车驾入都关中,营建长安。不是在秦都咸阳的灰烬中重建新都,而是在渭水之南,龙首原之西北兴建新都。西汉统治者大胆采用设置卫星城市体系,即在长安城周围置长陵、杜陵等诸陵县拱卫京师的作法,打破了秦以前都城建设与规划的框架,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汉末年,长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东汉(25年至220年)建都洛阳,其间凡196年,东汉王朝皆都于此。三国鼎立时,曹魏都洛阳,蜀汉都成都,东吴都武昌(湖北鄂城)后迁建业(南京)。孙吴政权传四世,凡59年。晋太康元年(280年),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而收。后来的东晋、南朝(历宋、齐、梁、陈四朝)均定都南京。
西晋(265年至316年)仍都洛阳,它是在曹魏都城的基础上重建的。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又东移到洛阳。西晋末年,洛阳城在“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时遭到破坏。王弥、刘曜攻破洛阳后,焚烧宫庙,纵兵抢掠,破坏更为严重。东晋(317年至420年)都建康(南京)。其时,战乱不断,山河破碎,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北朝的北魏先都平城,后迁洛阳;东魏、北齐均都邺(河北临漳县);西魏、北周均都长安。
隋唐两代,均都长安。隋唐京城由宫城、皇城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是皇帝和皇族居住及处理朝政之地,位于全城正中的北部;皇城在宫城的南面,为中央机关所在地;外郭城从东、南、西三面围绕着宫城和皇城,为贵族官僚和一般民众的住宅区。城市规模宏大,布局谨严,建筑壮丽,隋唐长安城堪称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里程碑。隋和唐均以洛阳为东都,作为控制东部的重要据点,与西周经营洛邑的政治目的相同。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都开封,后唐都洛阳,后晋、后汉、后周均都开封。十国中的吴国都扬州,南唐西都江陵府(南京)、东都江都府(扬州),吴越都杭州,楚国都长沙,闽都长乐府(福州),南汉都兴王府广州,前蜀、后蜀均都成都,南平都江陵府(江陵),北汉都太原。
建隆元年年正月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汴州为都城称东京开封府。从此我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不复在太行山以西。嗣后,东北地区女真族兴盛起来,建立金,都城在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王朝被金国灭亡。康王赵构建立南宋,迁都临安(杭州)。金为了牢固地统治华北并进一步吞併江南,将它的统治中心迁到了中都燕京(北京)。
元统一中国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都北京。
1356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克集庆(金陵)后,就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作为统一全国的根据地。他称帝后,犹豫了很久才确定建都南京。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冬,明成祖朱棣下诏迁都北京。清沿袭明制,仍定都北京。
从秦到唐,都城主要在关中盆地和伊洛盆地间东西变迁,从而形成东西文化轴心地带。北宋以后,国都则在东部近海地区南北迁移。商业经济与市民文化空前发展,商业活动在都城里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尤其以东京、临安为最突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并没有削弱中华民族文化,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以来的传统文化。都城的东移及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轴心带的形成意义重大。
(一)我国古都变迁经历了各具特色的几个时期。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中,分为中原期与东移近海期。阳城、殷墟、长安、洛阳、开封等都在中原地区,所以称中原期;杭州、南京、北京等均在前期都城之东,且距海不远,故名东移近海区。笔者认为,可将中国历代都城变迁史分成三个时期,即:以殷墟为代表的三河时期,以长安为代表的盆地时期和以北京为代表的东移近海时期。
所谓三河时期,是指自三皇五帝至商末,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尤其是三河地带。因此,司马近在《史记》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年。”汉代时称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为三河。大致相当于今河南北部、中部及山西南部地区。当时劳动工具落后,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环境,三河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便于游牧、游农和迁徙。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一致,所以都城长期在这个地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铜、铁等金属的广泛应用,军事进攻能力增强。国都关系国家的存亡,不仅应在经济发达地区,还要考虑军事防守的凭借因素。盆地就兼有这两种条件,故都城迁移到关中、伊洛两个盆地达1000多年。后来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南各地经济迅速发展,政治重心也随之东移。北宋以后的我国都城则在东部近海。特别是北京,地处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三大地区之枢纽,又有河海漕运沟通江南,地理位置优越,因此成为东移近海时期的代表。
(二)我国历代都城的变迁,尽可能使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经济中心一致,若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不一致,政治中心则往往选择接近军事中心的区位。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保持一致,既可安内防变,又可抵抗外敌。这里不妨看看明朝迁都北京的历史。
朱元璋定都南京,为中国统一后建都江南的第一个皇帝。居于长江下游的南京,北濒长江,号称天堑,“龙盘虎踞”,山川险固,气象十分雄伟。但是,北方边疆的防御问题,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的存在等,都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南京远离要防,不便用兵,对北方的控制鞭长莫及。朱元璋也曾有过迁都的意向,他理想的都城是长安、洛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及洛阳,实际考察其形势,研究迁都的可能性。同年11月太子巡视后返京,曾献陕西地图,并提出建议。但因朱标暴死,迁都之事因此搁下。
明成祖朱棣,出身燕王,对政治中心脱离军事中心的危害很有体会,他遵循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一致的原则,成功的迁都北京。明显的增强了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增强了明朝的威慑力量。北京建都后,筹建京军三大营,总兵力达70~80万人。同时,还移民实京,加速了京畿的开发。平衡了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并具有天子戍边的作用。朱棣迁都北京是较成功的。
(三)全国一统时期的都城基本上位于北方,南方建都多在分裂割据时期。中国有年代可考的历史起自夏朝,至今已有4000多年。其中统一的时间大约有2843年,占70%;分裂的时间约为1239年,占30%。统一与分裂的标志是国家的中央政权是一个或是若干个。中国历史上有4次大统一,3次大分裂。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大一统”的观念是统一的思想保证,爱国主义思想则是保持统一的精神纽带。
我国在商末以前,中原大地为中华民族祖先主要的活动舞台,政治中心是三河地带。以后扩大到关中,形成东西对立的政治格局,经历了武王伐纣、秦灭六国、汉胜西楚、光武灭新、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北宋取代后周等历史过程,都城基本上在长安———开封这条横轴上移动。北宋以后,南北对峙取代了东西对立。如五代十国、金与南宋、蒙古族与南宋、明与蒙古及满族、清与南明、清与太平天国等,都城在北京———开封———南京———杭州这条纵轴上变迁。奴隶社会时期的都城在北方。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都城,一统时期在西安的有秦、西汉、隋、唐四朝约570年;东汉、西晋在洛阳计246年;北宋在开封167年;明初期在南京,后期迁北京。元、明、清三朝在北京约580年之久。从西安向北京转移,为中国封建社会国都变迁的轨迹。
一统时期的都城西安、北京在北方,洛阳、开封也在北方,基本上都位于北方。仅明朝初期的52年在南京。分裂割据时期的都城,建在南方的有:三国时的吴、东晋,十国中的南唐、吴越、前蜀、后蜀等等。南宋定都临安,偏安一隅。一统的力量主要来自北方。
分析我国历代国都的变迁,对我们有5点重要的启示。
(一)国都的变迁受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史念海先生认为:“自然环境应是形成都城的首要因素。……所谓自然环境,至少应包括地形、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各项。”管子也曾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川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周人营建东都洛邑,就是遵循的这一原则。
但是,自然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不同历史时期的都城对自然环境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统治者使国都向更有利的自然环境区域转移。例如,西安、洛阳、北京等城,都曾作过多个王朝的都城。然而,它的具体位置,并非在某一地域的简单重合。隋唐的长安城位于龙首山南麓,地势开阔。它北临渭水,东有灞、浐,南有终南山,西有阿房、昆明池遗址,自然条件比丰、镐、咸阳和汉长安城优越得多。
水土流失、气候变化、森林和草原退化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了解社会、经济的变化,才能认识军事形势的变化。探索我国历代都城之变迁,一般都是从军事因素的分析入手,并采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进行研究,还涉及民族兴衰与迁移等问题。从军事活动中心由西北的西安向华北的北京转移的过程,可看到森林消失、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一些民族崛起与移迁的趋势。在自然———经济———社会———军事这个大系统中,就能对国都变迁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始终在农耕区内。
从都城变迁的范围来看,不仅汉族,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其政治中心也多向农耕区转移。兴于朔方的北魏,初都平城。魏孝文帝认为平城偏处北方,不利统一中原。遂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连同其家属100多万人,迁都洛阳。使洛阳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女真族建立的金,从会宁府迁都大兴府(北京),由此控制北部中国80多年。元定都大都(北京),建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封建帝国。
(三)少数民族在历代都城变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早期的外患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如西周时的犬戎,秦汉时的匈奴,唐初的突厥等,构成对中原的威胁,西周甚至被犬戎所灭被迫东迁。秦汉隋唐建都关中,遵循的就是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一致的原则,便于用兵,并具有天子戍边的作用。以后中国的边患则主要来自正北和东北。蒙古高原东部的契丹崛起,趁五代之乱建立了辽,侵入华北。北宋统一中国后,初期的主要敌人仍是契丹。后来,东北的女真族强大起来,消灭了辽,建立起金并移都北京,蒙古族灭掉金和南宋,北京成为全国性的都城。辽、金、元、清各朝均建都北京,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北京离这些民族的本土不远,可以得到本民族的支援。
(四)各种政治势力在都城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强有力的地方政治势力可以左右都城的选择及其最终去向。周人之所以建都关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发祥地,有支持其统治的地方势力存在。唐高祖李渊的从龙功臣中,半数以上出身地方政治势力关陇集团。明太祖选择南京作国都,和他的谋臣良将大多是南方人有关。都城变迁受原有发祥地或根据地、君臣故里等等的影响。其实质是受地方势力对稳定政局的作用及区域特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五)都城的选址只有相对较好的区位,没有绝对理想的区位。
国都是国家的中枢神经、统治中心,其政治功能是居首位的,所以政治因素在它的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都城选址考虑的重点是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经济中心保持一致。它既要符合一般城市选址的准则,如地形开阔、交通方便等。又有特殊的要求———适应政治上长治久安的需要。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一致,为长治久安的前提。因此,国都的变迁也是有规律性的。
明成祖成功的迁都北京,虽远离全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但有京杭大运河联接江南经济中心,还可通过海运从东南补给京师。明迁都后,河海并用,每年至少要送几百万石粮食到国都。其缺点是“远饷近虏”;即政治中心远离经济中心,河海运输诸多不便;靠近边防,缺乏安全感。还有水源不足,偏于一隅等问题。明朝对国都的选址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原因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绝对理想的区位。朱棣迁都成功,是因为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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