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鼎：经济学家在“潜伏”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批示说：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做过什么？

　　经济学家的秘密身份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掌管一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

　　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封信给他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训振告诉记者，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与民争利日渐疯狂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荣德生一语中的，“与民争利”，切中要害。

　　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

　　本刊记者通过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获知了他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被抓的国军高官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廖训振说。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89年，廖训振任贸促会驻英首席代表时，参加英国最早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48家企业聚会，看到晚宴大厅仍悬挂着冀朝鼎的巨幅照片。

　　1951年，冀朝鼎受邀访问剑桥大学并演讲，成为建国后代表新中国赴英讲学第一人。

　　据廖训振回忆，冀朝鼎思维敏捷，说话速度很快，与根据地的干部大不一样。

　　有一次，冀朝鼎客串周恩来的翻译，却一点儿也没有记录。周讲一段，他屈起左手一根手指；再讲一段，又屈起一根手指。等周讲完，他的左手恰好握成拳头。

　　然后冀朝鼎翻译一段，伸出一根手指；再翻译一段，又伸出一根手指；等全部翻译完，左手全部伸开。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4个月后，在伦敦举行了由100多位学界、经济界人士参加的悼念会。拉脱摩尔在长达2000言的悼词中，特别赞扬冀朝鼎在国民政府中“虽然获得了称心如意、纸醉金迷的官职，但他却没有腐化堕落，也从不对任何人阿谀奉承”。

　　1964年，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各大洲几百名代表，全体起立为冀朝鼎默哀。

　　廖训振说，冀朝鼎在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并成立了国际贸易仲裁处。在政治形势偏左的情况下，他仍希望借鉴西方工业发展历史，重视技术经验，依靠老工程师和老工人。

　　“他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廖训振认为。但随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冀朝鼎建设新国家的计划，直到他死后15年才开始实现。

　今年春天，病榻上的杨培新又被授予了一个荣誉：“改革开放30年8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组委会评价说，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

　　与“杨承包”一同被授奖的，是被称为“吴市场”、“厉股份”的吴敬琏和厉以宁。

　　不过在这些人中，只有87岁的杨培新参与了1949年、1978年两次经济重建。1949年对于他的另一番意义是，他从一名新闻工作者，转变为一名经济工作者。

　　彼时，他由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成为开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与这个崭新的国家一样，经济建设从此成为他最为主要的工作。

　　办报纸搞统战，“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

　　杨培新1922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12岁时他由叔叔资助才得以上学。

　　少年杨培新曾受教于陶行知、邹韬奋，16岁在武昌的中华大学经济专业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他进入周恩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抗敌宣传队书记，从此开始新闻生涯。

　　后来的10年间，杨培新先后在重庆、恩施、上海和香港的媒体为党工作。

　　1949年下旬，华北大势已定，杨培新自香港抵京，打算转去上海。

　　他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当时南汉宸邀他见面，并要他到人民银行工作。“不容分辩，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不久，杨培新就正式成为南汉宸的秘书，参与制订金融政策。

　　杨培新曾在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下夺取了重庆《商务日报》的控制权。到抗战末期，这张报纸已经成为孤立四大家族、向工商界发展统一战线的阵地。

　　南汉宸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时，曾听周恩来提到《商务日报》，称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后来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财委主任，领导人民银行，董必武再次向南汉宸推荐了杨培新。

　　杨培新还在重庆结识了乔冠华。

　　乔冠华曾留学英国，做过军阀陈济棠的经济幕僚。他亲自把杨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给胡绳出版，这就是杨培新的第一本书《中国经济动向》。

　　后来，两人同到上海。乔冠华住在马斯南路170号，主编中共的第一份外文期刊《新华周刊》。杨培新住南市，筹备上海版《商务日报》。杨培新经常准备好酒肉，邀乔冠华来南市。两人一边吃喝、一边谈论经济。

　　这样，在乔冠华的指导下，杨培新写了《中国通货膨胀论》、《新货币学》等几本著作。其中《新货币学》在解放区大量印刷，成为银行干部的基本教材。

　　南汉宸曾告诉杨培新，除了董必武的推荐，他正是通过《新货币学》了解了他。

　　“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

　　南汉宸原名南汝，出身于山西洪洞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时，还在师范读书的南汉宸，回家乡招募2000人至娘子关对抗清军。

　　后来，他对实业救国产生了兴趣，并集资5000元在赵城办了一家煤炭公司，两年后因亏损停办。此后南汉宸参加了历次国内战争，1926年入党后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历尽凶险。杨培新说，南汉宸是他敬佩的革命家，能在他身边工作很高兴。

　　南汉宸曾向杨培新讲述他最惊险的一次经历：1934年11月，南汉宸与吉鸿昌、抗日同盟军将领任应岐，在天津法租界国民旅馆以打麻将为名开会，谋划在中原地区发动10万人暴动。在南汉宸出去查看可疑人物的时候，军统天津站特务向房间发动了袭击。

　　代替南汉宸打牌的胡汉民的联络人当场身亡，吉鸿昌负伤。吉鸿昌后来没有听从南汉宸的劝阻到医院治疗，结果被法租界逮捕并移交国民党，后来在北平遇难。

　　因为南汉宸的丰富经历和广泛交游，他到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毛泽东于是要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

　　南汉宸对毛泽东说：这是无米之炊。毛泽东回答：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汉宸欣然受命。

　　他上任后先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算起辈分，这些龙头大哥得称南汉宸为前辈。”杨培新说，于是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特产送到西安卖出，再买药品等物资运进边区。

　　这样，从没学过经济学知识的财政厅长，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南汉宸的妻子王友兰，同时也是南汉宸的交通员，她执行任务时，国民党的军长、师长夫人沿途迎送，“就因为她是南汉宸的夫人。”

　　直到1949年，犹豫中的傅作义还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中共派南汉宸到北京谈判。

　　金融政策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

　　杨培新到人民银行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南汉宸建设银行制度，抑制通胀。具体而言，就是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混乱后，让人们接受一种新货币和一个新央行。

　　他向记者回忆说，由于货币不稳定，各单位尽量把钱都花光，购买粮食、棉布保值。“款子拨给部队就有去无回，银行没有存款，就是货币发行公司”。

　　杨培新与南汉宸商议后，向中央建议在各地建立发行库。各地财政收入，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由北京集中调拨出库。为此，县县都建银行。由于人才有限，当时的东北银行行长曹菊如把警卫员也派去当行长。

　　后来，杨培新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建设的银行系统。当时东北已建立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将银行看作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为了彻底了解苏联的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还专门派人到苏联学习。

　　杨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后作了总结汇报，不久，政务院根据东北和苏联的经验，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

　　同时，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场所收入的现金必须在当夜送交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行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当时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12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1949年9月，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开办折实储蓄：存入782元为一个单位，折合米1市斤、龙头细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时，银行再按照这些物资的即时市价兑付。

　　在南汉宸、杨培新的建议下，折实储蓄在全国迅速推行，人民币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那些在国民政府时期饱受金圆券勒索的私人银行家见状，也信心大增。

　　到1954年物价开始下降，老百姓对人民银行放心，人民银行也就真正站稳了脚跟。

　　要和卡斯特罗一起上山打游击

　　在杨培新的记忆中，南汉宸虽出身行伍，却为人豁达、善于用人。到北京后，他聘请章乃器、沈志远等民主人士为顾问，还任用原国民政府人员。

　　第一组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等汉字，就是南汉宸请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研究员马文蔚书写的。马文蔚曾供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国民党中央造币厂，这时到人民银行工作还不足一年。

　　1961年4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正赶上美国雇佣军在古巴的吉隆滩登陆。南汉宸对卡斯特罗说：“你去指挥战斗，大不了我们一起上山打游击！”这一轮风波后，卡斯特罗说：“中国才是古巴真正的朋友！”

　　南汉宸也有着威严的一面，“镇反时，他作报告，许多人立即交代历史，不需要审讯‘熬鹰’。”杨培新说。

　　南汉宸从事秘密工作时曾了解到陈伯达在天津被捕自首的情况，并坚持作了汇报。后来康生在边区搞“抢救失足者”，要抓捕边区财政厅里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干部，结果遭到南汉宸的拒绝。更为重要的是，南汉宸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杨培新认为，这些延安时期的旧事，导致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对南汉宸的攻击。

　　1966年起，72岁的南汉宸持续受到造反派围攻。次年1月27日夜晚，一生豪爽的南汉宸给党中央写信，讲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的说法，并请求党的谅解，然后服安眠药自尽。

　　傅作义后来告诉王友兰，周恩来在听到南汉宸死讯后，愤怒地说：“今后靠谁来工作！”

　　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杨培新创建了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他在四川考察时，对承包制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新思路，并最终为中央所认可。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突进，如今承包制已很少被人提起。不过杨培新一直坚持，无论使用什么办法，经济政策必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