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势力仍然很大，神职人员的地位仍然很高。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强大，渴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相应的地位，但现有的制度成为其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的代表发起了一场反对神学，高举理性、自由、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为了获得有力的支持，开始在历史和世界的范围内搜寻理论根据。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中国可以作为他们的楷模。于是，众多的启蒙思想家和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

　　伏尔泰（Voltaire）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统帅，是18世纪法国的精神领袖。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殷实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伏尔泰从事文学创作，发表揭露宫廷腐败和教会专横的讽刺诗，先后在1717年和1725年两次入巴士底狱，从1726年起被迫流亡英国。伏尔泰于1729年回到法国，在此后15年里，他积极开展启蒙运动，发表了一系列著作。1734年，他因《哲学通信》一书对教会的黑暗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被迫逃亡到洛兰省边境的西雷城堡。1750年，伏尔泰到了柏林，在德国居住了4年多的时间，1755年他来到一个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的偏僻地方凡尔那定居下来。1778年初，伏尔泰以84岁高龄重返巴黎时受到巴黎人民群众的盛大欢迎。同年5月30日逝世。

　　伏尔泰所处的时代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科学和思想在欧洲都取得重大进步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一切，重新确定新的价值标准，他们著书立说，直接向旧有的宗教势力宣战。

　　伏尔泰就是这批“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是这些启蒙思想家中对中国文化历史介绍最多的一位。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1、人类文明史从中国开始。

　　《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主要著作。伏尔泰的人类文明史研究首先是从中国开始的，特别是对中国历史给予了详细的介绍。他在该书的第一篇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时，不能不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戎时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从天而降的神话中保存下来又以讹传讹的有关地球的变迁、大洪水、大水灾等等故事，这个古老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1]他明确地将中国的历史起源确定为基督纪元前2602年。他第一次把整个人类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中，从而大破了以欧洲历史代替世界历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而且也开创了人类文明史或者说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先河。他认为，东方的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之前就有了自己的历史，西方人没有理由不重视东方。他说：“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2] 他把中国置于《风俗论》的第一章，借以表达世界历史始于中国的观念。

　　伏尔泰还赞扬了中国历史修订的严谨：“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他们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3]伏尔泰认为，中国人的历史之所以是最确实可靠的，是因为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中国人始终以月食、日食、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而其他民族虚构寓言神话，而中国人则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是其他地方尚无先例的。他认为，中国历史在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惟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食的记载。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提到了中国的伏羲和尧。他说，中国的第一个帝王是伏羲氏，他于公元前2500多年在位。从此，中国人服从一个君主。伏羲之后有6个帝王，然后是尧。尧在位约80年，亲自改革天文学，力求使民智开通，民生安乐。

　　伏尔泰还推算了中国的人口。他根据中国最后一次人口统计的能打仗的男子有6000多人，推算出中国人口似乎不会少于1.5亿。他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推算。他说，在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册封皇后时，依照传统，要由皇后赐赈给全国70岁以上的穷苦妇女，结果当时仅广州一省受赐的70岁妇女就有98220人，80岁以上的有40893人，近100对的3453人。伏尔泰感叹道：“在这些已不算有用的女人当中，仅一个省便有14.2万人受到赏赐，那么全国人口应有多少！”[4]

　　他认为，即便中国历史文献也有不足之处，也不该由西方人来对这样一个在西方人还是野蛮人时便已完全开化的民族的古典文献表示怀疑。他在《哲学辞典》一书中，批判了神学家们的荒谬：“在西方的一个省份，过去叫做克尔特（即法兰西）的那里，人们的奇谈怪论竟然发展到说中国人仅仅是埃及的殖民地人，或者说是腓尼基的殖民地人。人们竟还认为，就像证实许多事物一样，证实了一位埃及国王被希腊人称做米那的就是中国国王大禹，亚托埃斯就是中国国王启，不过是更换了几个字母罢了。而且人们更进一步竟然这样推论：埃及人有时候在夜间点燃火炬，中国人也点灯笼，所以中国显然是埃及的一块殖民地。”[5]他称这些人为“笔下生孩子的人”，认为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历史，就像不相信2加2等于4那么可笑。

　　伏尔泰明确指出，虽然中国历史的记年不同于《圣经》历史的记年，虽然中国历史在《圣经》上所说的大洪水时期以前已经存在，但中国的历史是可靠的。他说：“中国这个民族，以它真实可靠的历史，以它所经历的、根据推算相继出现过36次日食这样漫长的岁月，根源可以上溯到我们通常认为发生过普世洪水的时代以前。”[6]

　　伏尔泰主张不能以西方自己的历史来度量、纠正东方民族的历史。他说：“中国的读书人，除了崇拜信仰，他们尊崇正义公道。他们无法了解上帝授予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一系列律法，以及长期以来西欧和北欧民族闻所未闻的弥赛亚的完善的法典。”[7]但中国人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在西方人还处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早已培养良俗美德，制订法律，成为礼仪之邦。

　　2、中国伦理道德优于西方。

　　伏尔泰对中国的道德伦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人完善了伦理学，伦理学是中国首要的科学。他还敏锐地看到了中国伦理与政治法律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出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大家庭。”[8]在伏尔泰看来，中国的伦理与法律是分不开的，法律不仅仅用以治罪，而且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碑挂匾。伏尔泰对儒家的伦理学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说：“这种道德，这种守法精神，加上对玉皇大帝的崇拜，形成了中国的宗教——帝王和士人的宗教。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祭司，由他来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9]伏尔泰在这里看到了中国伦理的政治化的特点，指出了统治者以礼、忠、信道德体系维持统治的特点。

　　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曾写了一篇《中国教理问答》，多次谈到中国伦理，他认为，“慎以修身”，“和以养体”，这是中国伦理的重要原则，这种原则要求的真正的品德是那些有益于社会的，像忠诚老师、宽宏大量、乐善好施、仁恕之道等等。他认为中国可以作为欧洲的榜样，孔子可以作为欧洲的思想导师。在伏尔泰眼中，中国民族的道德风尚是高于西方人的道德的，像热情好客、谦虚这些美德都很值得赞扬。

　　伏尔泰认为，伦理学是中国得以骄傲的学科，“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10]

　　3、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辉煌。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金币和银币是“亚洲人工艺历史悠久的另一个证据。对中国的印刷技术，他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伏尔泰指出：“我们知道，这种印刷术是在木版上刻字，就像古登堡15世纪在美因茨首先利用的方法。在中国，在木版上刻方块字的工艺更为完善。”[11]他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却没有结出近代新的科学成果。如中国在上古时期就会使用大钟，早于西方几百年，但中国却未产生“优秀的物理学家”；中国发明了火药，但却只把它用来制造烟火，用于节日，没有产生出极大刺激社会发展的热兵器系列；中国人就发明了罗盘，但这对他们来说，只是纯粹的玩物。相比之下，西方的科学技术虽然起步晚，但却迅速使一切臻于完善。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科技的停滞不前？伏尔泰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对祖先传下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原因是中国人的语言性质。

　　4、中国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制国家。

伏尔泰在政治上，主张开明专制，反对君主专制，这是因为君主专制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政治。他认为中国不是专制主义的国家，在他看来中国政体以宽容和法治而著称。在伏尔泰看来，“独裁政府是这样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12]而中国不是这样，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有自由，必须有全体成员都服从的法律，自由即法治。他极其推崇中国的皇帝能够接受法律的约束，并称“人类绝不可能想象比它（中国政府）更好的政府来。”伏尔泰极赞赏中国政府把宗教团体置于本身地位之下，他称中国是“人们了解的古老国家中唯一从未受制于僧侣的国家。”[13]伏尔泰认为，“他们的帝国组织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唯一把一切都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国家；是唯一对于在卸任时没有受到万民爱戴的外省巡抚要加以处分的国家。”[14]伏尔泰认为：“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15]伏尔泰曾用热情的诗句歌颂中国的皇帝乾隆：“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请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远被来吾邦，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敬仰，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总是如此美妙，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16]伏尔泰极赞扬科举制度提供了这样一种保障，即政府将以个人的才能为基础，而非欧洲那样，为世袭权力所支配，故科举制不失为一种民主和平等的制度。他认为，中国官员的选拔需要经过严格考试，这些知识分子尊崇正义公道。他们不仅培养出良俗美德，还制定了充满着“仁爱”的观念法律。此外，中国的政府机构中还设有对皇帝行为评议进谏的制度，凭这种监察制度和融道德、习俗、宗教于一体的法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皇帝遵守某种规则而不易推行专制，无需贵族团体与君权相抗衡。他甚至认为，世界上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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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3页。

[2]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1页。

[3]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4页。

[4]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9、211页。

[5] 伏尔泰：《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1页。

[6]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597。

[7]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593。

[8]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16页。

[9]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17页。

[10]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594页。

[1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14页。

[12]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460页。

[13]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313页。

[14] 伏尔泰：《哲学辞典》，330页。

[15] 周宁：《永远的乌托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30页。

[16] 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