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曾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其中指导古代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占有重要位置。有些经济思想，在当时先于世界各国而早熟，在世界文明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先秦的经济思想在17世纪和18世纪曾对欧美经济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创造这些经济思想的先贤也不乏其人，其中吴越时期的范蠡就是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范蠡及其经济经济思想，不仅表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思想，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了；而且，范蠡的经济思想，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或多或少地有些借鉴和启发。

　　范蠡，“生于宛索，或三户之虚，始居楚川”。(《越绝书·卷六》)年轻时“自谓衰贱，未尝世禄，故自菲薄。饮食则甘天下之无味；居则安天下之贱位。复披发佯狂，不与于世”(《越绝书·卷七》)，后文种慧眼识材，经其举荐入越。成年，为越王勾践手下十大夫(文种、范蠡、计然、若成、曳庸、皓进、稽郢、皋如、扶同、申包胥)之一，是三重臣(文种、计然、范蠡)之一(《吴越春秋·卷四》)

　　“范蠡事勾践22年”(《史记》)。越王勾践继位三年，“欲先吴末发往伐之”。范蠡劝谏：“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若行之，将伤于国家”，越王未听，遂兴师伐吴，败之夫椒，保栖于会稽，越国败于吴国。危难之时，越王求计于范蠡，范蠡献策：“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于之市。”意思是只要保住国家，可以不惜财宝，甚至称臣于吴国。越王依计而行表示离越去吴称臣。吴王便罢兵而归。此时范蠡挺身而出与勾践为质于吴。范蠡表示：“辅危主存亡国，不耻屈厄之难，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与君复仇者臣之事也。”(《吴越春秋。卷四》)意思是说：辅佐危难的君主，保住即将灭亡的国家，不耻屈辱，到吴国去做人质，去做俘虏，去当奴隶，想法让吴国宽赦，然后回国报仇雪恨，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显出范蠡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忠贞。越王勾践五年五月与范蠡入臣于吴。范蠡劝越王曰：“闻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度；形不愁，思不远’。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身屈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二国争道，未知所就，大王之危，天道之数，何必自伤哉！夫吉者凶之门，福者祸之根，今大王虽在危难之际，孰知其非畅达之兆哉?”(《吴越春秋·卷四》)范蠡身处虎口，仍临危不惧而且用辩证的道理去给危主解忧，可以显出范蠡归国报仇的坚定信念，也可以显出明于世故世事洞明的眼光。

　　于吴期间，越王、范蠡驾车养马，秘于石室之中。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一次吴王夫差召越王入见，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后，吴王谓范蠡曰：“寡人闻贞妇不嫁破亡之家，仁贤不官绝灭之国。今越王无道，国已将亡，社稷坏崩，身死世绝，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为奴仆，来归于吴，岂不鄙乎?君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弃越归吴乎?”范蠡对曰：“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今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吴王夫差知道劝范蠡投降是不可能的，仍将范蠡秘于石室之中，范蠡无怨无悔。(《吴越春秋·卷四》)范蠡由士大夫沦为别国奴隶，可以说由天堂降至地狱，但矢志不移，面对吴王的诱惑，慷慨陈词，不投降，不屈服，同时婉转奉迎，免遭杀身之祸，以图后报。

　　范蠡能屈能伸，待机而谋，致使吴王遂赦越王归国。—说在吴国两年，一说在吴国三年。归国后，范蠡献计于勾践：“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事无闲，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越王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内实府库，垦其田畴，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

　　越王勾践二二年，越围吴，围之三年，吴师败溃。吴王求越罢兵．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的卑辞厚礼所动，欲罢兵放吴。范蠡毅然决然奉劝勾践说：“谋之二十余年，岂不缘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弃之。其计可乎?天与不取，还受其咎，君何忘会稽之厄乎?”勾践听其言。范蠡遂鸣鼓而进兵，吴王夫差伏剑自杀，越乃灭吴。千钧一发之际。范蠡当机立断，为越国夺得吴国。

　　范蠡与勾践谋成国定，这时范蠡并没有功成而待名就，而是功成急退。他给文种的书信中说：“吾闻天有四时，春生秋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莫知其所适(《吴越春秋·卷六》)他劝文种也退，文种未退，晚退一步，后被勾践所杀。

　　“蠡既去，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二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命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国语·越语下》)

　　“自吴亡后，计然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疏远，不亲于朝。大夫种内忧不朝，人或谗之于王，越王遂赐文种属镂剑．文种伏剑而死。”(《吴越春秋·卷六》)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税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致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卷四十一》)

　　范蠡“与勾践深谋20余年”，为越国强国富民，待机而战。吞灭吴国，都发挥过不少作用，为他施展才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这是他在经济方面发挥才能的客观基础；从他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处虎口坦然运筹和能屈能伸，能进能退的卓越智慧和谋略看出，他在经济思想方面，肯定也会有必然的建树。这是他具有经济思路的主观条件；范蠡经商“居无几何，致产千万”。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从他经商的生涯看，他是出色的经济管理人才。他将政治军事的谋略用于管理经济。驾轻就熟，胜人一筹。所以他才得以居官为卿相。居家则富翁。

　　范蠡的主要经济思想之一是“劝农桑，务积谷”。

　　吴越时期(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北上称霸的目的终于如愿以偿。在吴国日渐强盛的时候．长江下游的另一小国——越国也悄然勃起。为与吴国争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控制权。越国也致力发展经济、训练军队。特别是在公元前494年草率攻吴受挫，几遭亡国之祸以后，越五勾践卧薪尝胆，重用范蠡文种等大臣，为复兴越国而进行了改革。据《越绝书》载，勾践回国后。时刻不忘复仇，召谋臣计倪、范蠡问策。范蠡提出了“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范蠡等人力主劝农桑，务积谷的建议，得到勾践的赞同。

　　越王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内实府库，垦其田畴，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国力迅速恢复和发展，终于一跃而为东方强国。“治牧江南，七年后擒吴”，随即“以兵北渡准，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之王使人赐勾践祚，命为伯。”司马迁赞曰：“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二千多年前，古人劝农桑，务积谷，到现代我们国家也是如此。解放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后来也曾提出“广积粮”的口号。现在，八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中央继续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并一再要求，任何时候对农业生产都不能有丝毫放松，丰收之后，尤其要注意防止粮食生产下滑。

　　范蠡的主要经济思想之二是农末兼营。

　　中国历史以农业为本，其余各业为末。为了使农末俱兴，计然、范蠡为勾践制定了关于粮食的价格政策。他认为：“粜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粜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越绝书·卷四》)。

　　在越国三大夫文种、计然、范蠡的苦心经营下，商品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商品十分丰富。在以“农末兼营”为立国思想的指导下，农业手工业都已具规模经营，就《越绝书》的记载统计就有：纺织业、冶铸业、造船业，养殖业，采伐业、盐业。主要商品则有麻、葛制品、船只、木材、弓箭、粮食等。这些行业尽管都是以官办为主，主要用来为伐吴战争服务，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的生产规模和民间的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民间的商业活动，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亦已相当发达。

　　据文献记载，从越国与吴楚的几次交往和勾践灭吴迁都时的规模，可见其一个侧面：

　　(1)勾践臣吴至归，越勾践七年(公元前490年)，“以求吴王之心”，越王使文种出使吴国送去葛布十万、甘蜜(越椒)、九党(盆)、文笥七枚、狐皮五双、晋竹十(《吴越春秋·阴谋外传》)。这是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把葛作成茧丝而织成的细布，这说明纺织业当时在民间已成相当规模。

　　(2)到了越为楚所败，诸侯散居各地的时候，在古越地维持旧统的“越王使师隅来献舟三百，箭五百万，及犀角象齿焉”(《竹书纪年》)。这是贡品，但亦见当时商品生产及商品活动的规模。在当代，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中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农业已不再是大头，这是社会的进步、经济繁荣的象征，也是农末兼营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范蠡的主要经济思想之三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国语》卷第二二)

　　生产经营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经营的商品，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到市场上去参与竞争。商场即战场，谁适应市场供求，谁在竞争中胜人一筹，谁就获得利益，谁就取得发展。范蠡把握天时变动的规律，提出并实践了“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的生产经营思想，讲求节令，超前预测，捕捉机遇，适应市场。囤积居奇，赚钱还不是唾手可得吗?

　　在这里，范蠡资别人所不资，有别人所没有，是比别人多看一步棋，胜别人一筹的。他的这些经济思想不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需要借鉴的吗?

　　范蠡的主要经济思想之四是用国家调控方式来控制物价，依据市场供求判断价格的涨落。

　　范蠡主张，在市场价格自发波动的基础上，以调节供求的办法加以调控。他认为，国家应该控制物价，把物价的波动限制在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流通的幅度内。他说：“出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将谷价限制在30至80的幅度内，就对农商均有利。实现这样合理的价格，就需要实行“平粜”政策。所为“平粜”，即在谷价太低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在价格过高时，又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卖粮食。即“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凭借贱买贵卖，增殖了商业资本。这样，既平抑了物价利于农商，又获取巨额利润充实了国库，一举两得，古人智也。

　　怎样来预测价格的涨落呢?他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史记·货殖列传》)这个观点，亦即现在依据市场供求衡量价格涨落的原则。

　　范蠡还为勾践治理越国经济，制定了一系列的价格和价格政策。据《越绝书·卷四》记载：以粮食作物为例，他定了六种价格：甲货粢，石七十；乙货黍，石六十；丙货赤豆，石五十；丁货稻粟，石四十；戊货麦，石三十；己货大豆，石二十；无价的实际是允许随行就市。这样就保持了价格稳定，做到了货畅其流。
　　范蠡的平粜政策，颇似我们今天所讲的“平抑物价”和发挥国营商业的蓄水池作用。2500年前的范蠡，能如此灵活地处理市场供求及其价格变动，利用国家的力量平抑物价，这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无人能与之相比的。由此，我们联想到，战后美国政府对农产品也实行了“平价补贴”的保护政策，即政府预先公布农产品的保证价格(即平价)。如果农产品上市价格低于“平价”时，政府则补足差价。农场主还可以用未来的农产品抵押货款；如果收获后市价低于“平价”，农产品便按平价卖给政府，抵偿贷款。若市价高于“平价”，便可出售产品偿还贷款赚其差额。此政策的主旨在于保证农场主利益，保护农业经济。美国在公元20世纪推行的“平价补贴”政策，与中国公元前五世纪所实行的“平粜”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惊人的相似：而中国的平抑粮食价格比美国的则早了两千多年！

　　范蠡的主要经济思想还有务完物，无息币等。务完物，即注重商品的质量；无息币是注重资金的周转。以上这些经济思想，令人纳闷的是和我们现在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先贤们是有智慧的，是伟大的。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盲目地夸耀自己是一钱不值的。应该说这是我们的骄傲。

　　在即将进入2l世纪的今天，我国国民经济在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八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67700多亿元：全年财政收入较多增加，地方财政收大于支，金融形势平稳；农村经济持续全面发展，全国粮食总产量达4800亿斤以上，肉类、水产品、水果和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都有较多增加，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地区之间，单位之间差异较大，有些地区经济还比较落后，有些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很重要的是经济思想和经营思路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正像八届人大政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经营和管理不善是目前不少企业效益不好的重要原因。为此，为改善经营和管理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探讨借鉴和批判吸收古人先贤们的经济思想，会有助于某些地区和某些单位对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经营思路，以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实行“两个根本转变”，有益于发展经济。同时也说明，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居于领先地位，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

（山东肥城首届范蠡研讨会论文，原载《范蠡研究文集》，傅志亭主编，西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