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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朝:唐玄奘之误区 
作者:[李玉朝] 来源:[《牡丹》1994年第3期] 2009-06-26

    当今,洛阳偃师县陈河村,又辉煌起来了。从唐玄奘少小贫困出家,到公元657年随唐高宗回东郊洛阳,顺便返回故里陈河村修坟祭祖,已是1300多年的岁月了。在这千余年里,除了唐僧寺时而还有烟火明灭以外,其家园一直是寂寞冷清的。

    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有时,变戏法一样,变幻出来的景象使人眼花缭乱,泣笑聋非,难以琢磨。比如,昨天还反对封建迷信,捣毁庙宇,批斗僧尼,而今天又大兴古风,修寺建庙,请来和尚,大搞旅游.是故,唐玄奘抖起来了。不惜耗巨资为其修复故居,设立灵苑。气势雄伟,金壁辉煌。
    唐玄奘者何?
    一部志怪小说《西游记》,使他的大名在中土大地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还是这部《西游记》,使历史上真实的唐玄奘变成了一个人妖不分,盲目慈悲,软弱无能,十分迂腐,又非常自信的大和尚。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唐玄奘,则是我国唐代的高僧,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哲学家,出色的国民外交家,坚强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大智大勇,很了不起的人物,并不是文艺作品中那样窝囊的角色。
    唐玄奘出生在洛阳以东偃师县的陈河村,俗性陈,名祎。出家后法名玄奘,因为他精通经、律、论佛典,所以又称“三藏法师”。
    唐玄奘13岁出家,少年早慧,听法师讲经,很快领悟,并能升座复述。后来随其早已出家的哥哥游学各地,遍谒名师。到26岁之时,他游遍了唐帝国大部分地区,几乎穷尽了佛家各派学说。但是,越参学越觉得不解的问题越多,并且,有些问题各大师之间分岐甚大。如“众生皆有佛性”,狗子有没有佛性?再如,如果成佛,是今生成佛,还是来生成佛?等等。多年的参学生涯,使他深深感到“问师无解,求书缺失”的痛苦!在“问人人不懂,找书书不够”的情况下,他简直搞不清释尊的本意究竟是什么!这许多疑难问题,困扰得生性喜爱探本求源的唐玄奘郁闷和不安。他决心到佛教发祥地印度走一越,取回根本的经典,以释众疑,并统一中土各家学说。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7岁的唐玄奘约了几位僧人,共同申请出国西游。因前一年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杀了哥哥建成及弟弟元吉。国内外情势都不太安定。西以玉门关为界,禁止关内人与关外人交往。所以,玄奘的申请未被批准。几位好友已决定不去,但玄奘仍不甘心,单独一人上表申请,仍然又被驳了回来。接连两次驳回申请,非但没挫伤他的意志,反而西游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决计不顾一切后果,偷渡出关。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长安一带闹饥荒,朝廷准许饥民自由外出觅食。唐玄奘看准这个时机,毫不犹豫地混入灾民之中,闯出关去。
    出关之后,一路上黄沙漠漠,空旷苍凉,上无飞乌,下无走兽,更无水草。玄奘只能望着尸骨马粪的遗迹前进。在经过八百里大沙漠时,玄奘曾4日5夜滴水未进,几次临近死亡。后来奇迹般的遇水得救,才到了一个信仰佛教的高昌国。高昌王十分敬重玄奘,听到他为取真经沿途历遭磨难时,禁不住潸然泪下。于是,就请玄奘住下来,接受他的供养,做他的国师。并说,他将命令全国之人都为玄奘的弟子,并要求他讲经授法,不要冒死到印度去了。玄奘致谢之后,拒绝了高昌王的请求。
    不论高昌王怎样盛情招待,玄奘执意要走。昌王急红了眼,竟然采取粗暴的形式进行挽留,派兵把玄奘看管了起来。玄奘也采取了表示西去决心的最后一招儿,拒绝饮食,一连三天滴水不进,高昌王知道他求法之志不可动摇,赶快喝退士兵,向玄奘稽首道谢,并提出要和玄奘结为兄弟,高昌王的母亲也来与玄奘手传香信,也结为母子。这才依依不舍地送玄类上路。
    玄奘进入印度之后,边参学,边广礼圣迹,辗转数十国,直到贞观7年,才到达当时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当时全印度最大的寺院。是释迦牟尼在世时,由500商人共同出资十几亿金钱买下的一座著名的园林,供奉给佛作为说法的场所。佛寂灭后,又有东、南、西、北、中五印度国王,共同出资兴建此寺。规模甚是宏大壮丽。此寺自四、五世纪以来,就是印度的佛学研究中心,大师辈出、声誉甚隆。
    那烂陀寺对住进的僧人要求极为严格,当时在常住的万余僧人之中,精通20部经论的达千人之多;精通30部经论的有500人;精通40部的,封“大德”称号,是学问高深的学者,也有300人,再往上,精通50部的,可享受“三藏法师”之草称。但能精通50部经论,谈何容易。按寺中规定,可有10人编制。然而,在玄奖到来之前.那烂陀寺只有9人.还缺1人。玄奘到来,以精深的学问和儒雅的风度,被增补为其中之一。从而生活待遇也和其他9位“三藏法师”一样,仅次于寺中住持戒贤1人的最高待遇。每天可享受上等食馔20盘,又有槟榔、豆寇、龙脑、香乳、酥蜜等供给。每天还可以吃到“大人米”l升.这是大如风豆的粳米,其饭、香溢百步,十分名贵,唯有印度才有,产量极少,专供国王及最有水平的高僧享用,故称“大人米”。还拨给4名“净人”,一名婆罗门,30名从人,专事服侍之职。出门可以坐象车。
    在优厚的生活条件下,玄奖“晨夕无阻”的刻苦钻研。经过5年的苦学,他的学问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他仍然不满足,又离开那烂陀寺,到各地访师参学。他游遍印度所有的佛教圣迹,并对佛教大小乘及婆罗门等外道的论点均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和比较。而且随时还学习梵文和方言,这对他后来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很厚的知识基础。这样游学4年之后,又回到那烂陀寺.这次回来,他已不是学僧,而被晋升为教授了。戒赞大师指派他向寺僧开讲经论。
    当时印度的思想界非常活致,各教派之间相互论战,相互攻击,斗争十分激烈。玄奘面临的不仅有大乘派内部的相互论难,还有小乘派和婆罗门等外道的挑战。有位南印度的小乘法师写了一本攻击大乘派的书叫《破大乘论》七百颂,被小乘派视为至宝。他们献给五印度盟主戒日王,并狂妄地声称,想要看看大乘派能不能攻破一个字!戒日王就给那烂陀寺的戒贤法师写信,让他派4名论师前来和小乘派辩论。戒贤接信后认真挑选了包括玄奘在内的4名精通经、律、论的三藏法师前去应战。这个决议宣布以后,除玄奘之外,另三人自知学识不足,感到害怕,忧虑之情溢于言表。玄奘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这事由他一人对付就可以了。并说,万一论战输了,由他这个中国和尚丢脸,和那烂陀寺没有关系。这样以来,赢了,大家称光荣;输了,由中国和尚来承担责任。于是,三人都很高兴,都很感激玄奘。
    就在玄奘他们积极准备论战期间,戒日王又来信说暂缓辩论日期,以后另行通知。但是却突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一天,那烂陀寺来了一个顺世外道,狂妄地要求寺内的大德出来论战,并写出40条教义,悬挂在寺门口。并说,若能攻破一条,他愿意析首相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寺内僧人都被这个外道的汹汹气势给骇住了。按照印度常规,辩论失败,要骑在驴上,屎尿灌顶,然后终身为奴。所以,一连几天,没人敢出来应战。这对誓死捍卫大乘教义的玄奘来说,真是无法忍受之事。他派侍从把那40条教义撕下来,丢在地上用脚踏碎。并把那个外道带到寺内,当着戒贤之面,又召集寺内大德们作证,开始和他辩论。在辩论中,玄类对各种外道点名批判,有的是对其教义进行驳斥,有的是对其讽利挖苦。一阵唇枪舌剑,攻击得那个婆罗门外道难以招架,开始还“一招一式”地进行还击,到后来完全“丢盔弃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坐在那儿聆听。最后无可奈何地承认失败、愿依约任凭处置。众僧一片欢呼,要求那个婆罗门外道履行诺言,斩首相谢。但玄奘对大家说,佛法慈悲,不要致人于死地,只要他做玄奘的奴仆就行了。那个外道十分感激,众僧也都佩服玄整宽广大度的胸怀。
    这时玄奘并没有忘记和小乘派辩论《破大乘论》的事情。就向这个失败的外过了解小乘此论的墓本论.点,稍加准备之后,写成了《制恶见论》,玄奘把这本论著先呈给戒贤大师过目,又请寺内大德们指教。他们称认为这是一部见地率越,足以破任何邪说谬论。
    戒日王看到此论著以后,也大加赞赏,认为玄焚之论完全能够驳倒小乘派的论点。并把此论让小乘论师们驳难,但无一人敢言。戒日王为了教化各地执迷不悟的外道,让他们见识大乘教义的奥妙,以破灭他们的骄傲之心,从而死了诽谤大乘之妄念。在征求玄奘同意之后,决定在曲女城举行一次全印度的大法会。参加这次法会的有五印度18个国王,大小乘僧侣30。。多人,婆罗门及其他外道2000多人,还有那烂陀寺出动的1000多人。这些都是某些经论的专攻之师,个个皆为能言善辩,善于克故致胜之辈。另外,其他僧俗大众,共计数十万人之多。在会场之中设一宝床,玄奘入座为论主,并宣讲大乘教义,同时,将另一个抄本急挂在会场门外,也按印度的贯例,声明若有人攻破一个论点,“当截舌而谢之”。结果,经过18天的辩论,始终无一人能驳倒玄奘。
    按印度贯例,凡法会论战取胜者,要接受游行表扬。这对于以谦让为本的中国学者来说,这种个人夸耀的行经,实在难以接受.任凭戒日王及一帮人如何劝说,玄奘就是不肯接受这一表扬。最后,不得已,由身为五印盟主的戒日王亲自出动,手里挥动着玄奘的袈裟,在会场内外高唱:“中国法师阐扬大乘教义,攻破各种异说!18天来,没人敢加以论驳,值得表扬!”众人听了都齐声欢呼。大乘教徒都车称他为“大乘天”,小乘教徒卑称他为“解脱天”。纷纷烧香,散花,礼敬,而后散去。
    经过曲女城大法会的检验,玄奘的学问实际上已超过他的老师戒贤大师,成为全印度的最高峰。他的西行求法的目标已经达到。玄焚时刻想念着自己的祖国大唐帝国,他感到中土僧俗都在召唤他,他应该赶快回国了。主意已定,如石如铁。他谢绝戒日王及五印大德法师们的一再挽留,于贞观19年(会元6朽年)满载着名震五印的声誉,携带着大批经卷,回到了长安。
    玄奘回国以后所从事的一切佛教活动始终得到唐王朝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唐太宗对玄奘学问才华和气质风度都很贯识,并认为他很有政治潜能,因此,曾两次劝说玄奘还俗从政,而玄奘都一一婉言拒绝。他对唐太宗说:“我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亲历一百自十国,西行求法云就是为了弘法传教。今后心愿,乃在翻译佛经。”玄奘的确是一个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凡是他给自己确定的奋斗目标,非要千方百计达到不可。他后来从事的事业,也是他一生最主要的业绩,果然是以译经为主。他译出的经典,明显地反映出他非常崇奉瑜伽唯识学的思想倾向,为他创立法相唯识宗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玄奘最初西行求法的目的,是排除万难,寻求释迦佛之本意,统一中国佛教各种异说,从而更好在中土大地上弘扬佛法。然而,他创立的法相唯识宗,不仅在流传的范围上仅限于长安和河洛一带,而且在传流的时间上,也只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彻底灭迹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法相唯识宗是直接继承印度瑜伽派的理论、并且是完全严守其经典教义的一个宗派。这个宗派坚持“五种牲”学说,即把众人分成五个等级,把一部分众生视为天生低贱,排除在成佛的可能性之外。这与当时在中土流行的“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的说法是不相符合的。玄奘在印度时也曾想对此加以修正,但遭到老师戒贤的反对。
    玄奘是在中国传统丈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具有孟子所提倡的“慎独”的美好品格,不论在何时何地称不会违背师命.因此,在他回国以后,只好仍然坚持印度的旧说,不敢有丝毫的修正。这一宗派的理论十分繁琐,且固守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教义。由于这种理论十分深奥,只能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上层人士中研究,一般黎民百牲根本无法知晓。所以,尽管是在帝王的直接支特下,又是由名声显赫的唐玄奘创立,并且也确实曾盛极一时,但是,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深厚土攘,这新的幼苗很快就枯萎继而死亡了。
    在西行求法的道路上,也许是磨难大多,也许是只顾渴盼西天的真经,也许是进寺庙只顾顶礼膜拜,玄奘根本没有注意一个活生生的现家,那就是,随着行程的越来越远,释迦牟尼佛所披的装装,也由中国式的褒衣博带模样,而逐渐变为印度式的偏袒右肩模样了;佛的眼窝也由浅逐渐变得愈来愈深了,连鼻梁也由低变高了。原来中国之佛和印度之佛,在像貌和衣着上是不相同的。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神貌的不同,到底说明了什么?他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西来中土之“神”是被中国人给慢慢地改造了,他更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丈化的稳固性和改造包容其他外来丈化的伟大力蚤。当然,他更不会去思考怎样使外来佛教中国化,从而创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所以,我们说,他所弘扬和坚持的佛教理论,是“全盘西化”的典型。
    也难怪,原来玄奘的心灵之根在中土,他的思怒品格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培育成熟的。这种文化培育出来的人格素质,基本上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不求创新,不求标新立异,不求任何改革和变革。这种文化要求人们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辜事需依古人之“葫芦”画今日“瓢”。这种文化引导人们向后看,向古圣贤看,根本不引导人们向远处和横处看……玄奘木人就是这种文化痼疾所侵蚀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如此精进,如此认真,如此坚毅不拔,如此百折不挠地从外地学回来了真东西,但却又是如此地不被中土民众所接受!当时那些芸芸众生,宁肯追随和玄奘同时代稍后一些的文盲春米僧人惠能,也不肯去钻进法相宗那繁琐的哲学中去。玄奘所创立的新宗派和他的初衷之所以会如此地背逆,根本的原因是他无法也不可能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而最终事与愿违。
    尽管六祖惠能根本无意和玄奘作对,然而,他却是玄奘的另一个对立的极端,是个无文化的粗人。就是这个粗人,他顺应了中土大地上的民心,创立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并且,在问对说法时,常常使用俗语村言,妙语如珠,很受民众的欢迎。这就使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奥义,变为轻松谈谐,通俗易懂的一种道理。
    在教义上,不仅“人人皆有佛性”,而且,就是罪行累不,杀人如麻的强盗,只要“放下屠刀”,也便可“立地成佛”。你看,这种宗教还不受到各种人的欢迎?可以说,在宗教传播的策略上,惠能是把原则性、灵活性、宽容性熔为一“炉,向苦难深重的黎民百性随缘显露慈悲之心。这样慧能就把佛国的大门大大敝开,只要想进,人人可达目的。所以,禅宗的优势就大大压倒唐玄奘的法相宗,直到完全统一佛教各派。
    不仅如此,纵观中国社会历史,任何一场变革,任何一种宗教,甚至任何一个政党,要想成功,都必须“唤起民众”,都必须得到下层百姓的理解和支特,否则,“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变革成功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老粗”打倒“老细”的过程。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基本上也是由“老粗”们来左右的。唐代的年轻诗人李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大声疾呼:“男儿何不带吴钩(宝刀),收取关山五十州”,只有在战场上建立功世,才能改变社会,才能得到个人的荣耀!“请君暂上凌烟阁,那个书生万户侯?”请你们到凌烟阁上去看一看唐代那些万户侯们的画像吧,哪一个是整日伏案的读书人呢?再看看历代创业的皇帝和第一代创业的巨商大贾,豪门巨富,几乎都是不读书的实干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唐玄奘创立佛教门派的失败,以及大老粗惠能创立禅宗的兴盛,就具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和普遮的社会意义了。
    所以说,唐玄奘的悲哀,不是他个人的悲哀,更和他人格品质无关,而应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哀,是儒家文化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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