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三中有《彭祖》一篇，由于不见于传世文献，故而研究者尚少（相对于其他各篇来说）。笔者曾在李零先生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对《彭祖》的文字考释作过补充[1]，然对本篇的性质并没有涉及。今不揣浅陋，欲试为之，敬请方家指正。

一、《彭祖》篇释文

《彭祖》篇的释文，整理者李零先生已考释清楚，学界的讨论也只是极个别文字[2]。兹将释文整理于下，简序、标点略作变动[3]。由于电脑书写，释文改为通行字，通假字直接读破，重文符号迳作重文。

耈老問于彭祖曰：“耈氏慹心不忘，受命永長。臣何藝何行，而與於朕身，而謐于帝嘗。”彭祖曰：“休哉，乃將多問因由，乃不失度。彼天之道，唯亙【1】言：天地與人，若經與緯，若表與裏。”問：“三去其二，豈若已？”彭祖曰：“吁，汝孳孳布問，余告汝人倫。”曰：“戒之毋驕，慎終保勞。大匡之要，戁易言欠欲。余[告汝]【2】……父子兄弟。五紀必周，雖貧必修。五紀不工，雖富必失。余告汝，禍……【5】……囗，不知所終。”耈老曰：“眊眊余朕孳，未則于天，敢問爲人？”彭祖曰……【3】既躋於天，又墜於淵。夫子之德登矣，何其宗。故君之愿，良…【4】…之謀不可行，怵惕之心不可長，遠慮用素，心白身釋。余告汝，咎【6】囗者不以，多懋者多憂，惻者自惻也 。”彭祖曰：“一命一修，是謂益愈。一命三修，是謂自厚。三命四修， 是謂百姓之主。一命一月襄  ，是謂遭殃。一命三[月襄]【7】是謂不長。三命四月襄，是謂絕綴。毋抽富，毋抲賢，毋向梪。”耈老再拜稽首曰：“朕孳不敏，既得聞道，恐弗能守。”【8】

二、《彭祖》篇的译文

耈老向彭祖问道：“句氏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不敢忘怀，故能长久地领受天命。我有何德何能，得到了上天对我的关爱，谨慎恭敬地实行祭祀？”彭祖说道：“很好呀，你应该多问一些原因，这样才不会失去常规。天道，就如人们常说的一样，天、地与人的关系，就像经线与纬线，外部与内在一样，是不能割弃的。” 耈老问道：“天、地、人三者之间舍去天和地，难道可以吗？”彭祖回答道：“噫，你孜孜不倦地询问，我就给你讲述做人的伦理。”又说：“提高警惕、不要骄傲，始终谨慎、保持勤劳，要明白‘大匡’的纲要，无论难境、顺境都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我告诉你……父子兄弟。五伦关系达到和谐，虽然贫穷也能得到善果，五伦关系未处理好，虽是富贵也会丧失。我告诉你，灾祸……不知道有所终结。”耈老说：“朕孳昏愦，没有才能效法上天，哪敢询问做人的道理呢？”彭祖说：“……既能登升到天际，又能下落入深渊。这样的人的德行就很高了，又推崇什么呢。所以，你谦恭……图谋不可施行，戒惧防备的心思不能滋长，长远的思虑要出自本性，心地纯洁、身体放松。我告诉你，仇视…的人不可以，十分勤勉的人总有许多担忧，悲伤的人内心常是自我忧伤。”彭祖又进一步说道：“受到爵位赏赐而一再儆戒自己，可以说是更加贤良；受到衣服赏赐而再三儆戒自己，可以说是自我加深德行；受到车马赏赐而多次儆戒自己，可以说能做百姓的君主。相反，受到爵位赏赐而一再自大自满，可以说要遭受祸殃；受到衣服赏赐而再三自大自傲，可以说生命活不长久；受到车马赏赐而多次狂妄自傲，可以说能使后嗣子孙断绝。不要炫耀自己的富有，不要扼杀贤能之人，不要崇尚美食享乐。” 耈老点头答谢道：“我不是一个聪慧的人，既然得到了你的指教，恐怕不能很好地遵守。”

三、对《彭祖》篇的分析

 通观《彭祖》全篇，人物有二，一为耈老，一为彭祖，耈老问，彭祖答。耈老，文献无征，然在长沙马王堆帛书的《十问》中却有耈老向商帝盘庚传授“食阴炼脧”之法的记载，其文曰：帝盘庚问于耇老曰：“闻子接阴以为强，吸天之精，以为寿长，吾将何处而道可行？”耇老答曰：“君必贵夫与身俱生而先身老者，弱者使之强，短者使长，贫者使多粮。其事壹虚壹实，治之有节：一曰垂肢，直脊，挠尻；二曰疏股，动阴，缩州，三曰合睫毋听，吸气以充；四曰含其五味，饮夫泉英；五曰精皆上，吸其大明。至五而止，精神日怡。”耇老接阴食神气之道。这说明耈老懂得道家方仙派的房中术，为一长寿者。彭祖，在《列仙传》、《神仙传》中记载，其懂得采阴补阳，为一长寿者，活有七、八百岁。《列子•力命》：“彭祖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楚辞•天問》：“（彭铿）受寿永长，夫何久长？”然《国语•郑语》载：“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大戴礼记•帝系》也载：“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肋，六人出焉。……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彭祖者，彭氏也。云郐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可见彭祖为“祝融八姓”或“陆终六子”之一，应是从祝融部落分裂出来的一支部族，封于“大彭”，号彭祖。因历代以彭祖为名号，故后世把彭祖当作了一个人，认为其长生不老。

首先，耈老问彭祖，句氏是凭什么德行而长久地“受命”？受命，即“领受天命”。古人认为天是一种具有善恶意识和赏罚意志的至上神格，具有道德倾向，可以根据人事顺逆决定并施行灾祥祸福，所以人事要遵从天命，不能逆天而行。但人事行善积德，可以改变天命，这是天人相与的思想。如《尚书•商书•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孔子集语·六艺下》：“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可见，“天命”观应是儒家的思想。针对这个问题。彭祖没有直接回答，而讲天道与人的关系。天道，古人认为是有意识支配人类命运的天神意志。在儒家那儿，天被赋予了道德属性，是人世理想道德和伦理规范的生成根源所在，人类的一切美好理想与行为被看成“天道”所与。如《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尚书•仲虺之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而在道家那儿，天即“道”，道是万物的本原，其本性表现为“自然无为”，故天道即为“自然无为”。如《老子•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37章》：“道恒无为而无不为”。黄老之学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并引入到政治领域，与人事相联系，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儒家的仁、礼等思想，认为其为“道”在人事中的具体表现。如《吕氏春秋•圜道》说：“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所以，天道寓意于人事中，“若经与纬，若表与里”。

其次，面对耈老去掉天地，只问人事的问话，彭祖认为在人事中，人伦非常重要，因为“五纪必周，虽贫必修。五纪不工，虽富必失”（简5）。人伦，中国古代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主要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在黄老之学中，也非常强调人伦，如《慎子•逸文》：“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文子•上礼》：“中受人事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听五音清浊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孟仲季之序以立长幼之节而成官”，但“人伦”产生于“道”，“得道即举，失道即废。”五纪，《尚书·洪范》所论的“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有学者认为“五纪”非此，而应是《庄子·盗跖》中“子张”所说的“五纪”，五纪即五伦[4]。五伦，即人所处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间的关系。从文中彭祖所要讲的人伦及“父子兄弟”之句来看，其说可从。此外，还有“大匡”之要 。大匡，《逸周书》、《管子》中都有“大匡”篇，郭老认为“匡”乃“簿”的假借，《大匡》是指二尺四寸长的简书，为齐国官书[5]。黄怀信认为“匡”是“筐”的本字，有“方正、端正”义，可引申为“辅助、辅相”，其记事在先，制作较早者为“大”，编在前面[6]。张固也认为“匡”有“匡正、匡救、匡扶”义，故“匡”与“正”有很多义项相同，而《管子》中“正”有“正天下、正国、正民”三个政治层次，所以“匡”也有大、中、小的区别，“大匡”就是“正天下”[7]。按：以上诸说，张固也先生之说较为有理，可从。《文子•上仁》：“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德厚者大，德薄者小。”可见，“大匡”即是“修道德”，从《逸周书》篇11的“大匡”篇来看，是说文王在程遇到三年大旱而修德政，意为“匡正君王的物欲，与民休养生息。”对照西汉初期的政治来看，可知，“大匡”正是黄老之学思想。

接着，彭祖就具体阐述了“为人”之道。“为人”之道，是指“做人的道理”，《中庸》：“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朱熹解释道：“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集注》卷14）。 这也就是说“做人的道理”就是“仁道”，是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之所在。郭店简《语丛一》第一一简记道：“仁生于人”，离开了“仁道”，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文子•上礼》亦载：“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可见，黄老之学认为处理人伦关系也要用“仁道”，行“仁道”则要“治身”，因为身治才能天下治，《吕氏春秋•先己》说：“昔者先圣成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执一》也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黄老之学的“治身”与儒家的“修身”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为人”就是“治身”。简6的“……  之谋不可行，怵惕之心不可長，遠慮用素，心白身釋”与简8的“毋抲贤”是叫人不要有害人防人之心；简7的“多懋者多忧，恻者自恻也”与简8的“毋抽富，…毋向梪”是叫人抱朴守素，少私寡欲。《老子•12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19章》也云：“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 简7、简8的“一命一修，是謂益愈。一命三修，是謂自厚。三命四修，是謂百姓之主。一命一月襄 ，是謂遭殃。一命三月襄，是謂不長。三命四月襄，是謂絕缀”是说人们即使在受到君王奖赏时，也要自律知足，不要自满多欲。《老子•44章》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46章》云：“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可见，从“为人”的具体做法来看，明显具有道家的视素保朴、少私寡欲、处卑安下、知足不争的思想。

 然我们又从前面的一些词语概念分析来看，《彭祖》篇无疑也有一些儒家的观念，如“人伦”等。因此，可以说《彭祖》是融儒道思想于一炉的。

四、《彭祖》篇为黄老之学的作品

一般地认为，道儒两家互相排斥 、对立。从传世的《老子》看，确实如此，具有明显的批儒倾向。如《老子•5章》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明显批判儒家的仁政；《老子•38章》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明显是批判儒家的仁、义、礼的。然而，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的出现，却使学术界对儒道两家关系的认识产生了分歧，因为郭店《老子》的内容并不批儒，并不排斥仁、义、礼。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早期儒道两家并不对立[8]，也有学者认为儒家与道家庄周学派是对立的，与道家稷下学派不对立，郭店《老子》是稷下道家的摘抄本。[9]

稷下道家，又称“黄老道家”，或“黄老之学”。此学派兴起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代表人物有慎到、田駢、接子、环渊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而著书立说。其学派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继承发展了《老子》的“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本原，在此基础上，“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0]，吸收融合各家各派的思想，“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11]，并把“自然无为”发展为“无为而无不为”，变人生的消极出世为人生的积极入世[12]。可见，黄老之学并不批判儒家，相反还吸收融合了儒家的“人伦”思想。

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中后期，各家各派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吸收，出现了文化整和的趋势，因此，“黄老之学”就应运而生了。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但并不独守于道家，对其他各家学派也开放、吸收。因此，各家学派在楚国都能找到应有的地位。环渊就是楚人，著有《上下篇》，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蜎子》十三篇”班固自注道：“名渊，楚人，老子弟子。”郭沫若考证后认为，蜎渊就是环渊，并还有范蜎、范擐、便蜎、玄渊等异名[13]。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管子》中的《水地》篇是环渊的作品[14]。又据《战国策•楚策二》记载，慎到做过楚襄王的老师，策划其归国即位，故而有学者认为郭店1号楚墓是慎到的墓[15]。这些学者对黄老之学在楚国的传播无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可能形成黄老之学的南方流派，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总称为《黄帝四经》或《黄老帛书》），学术界一致意见，认为是黄老之学的作品，虽然对其成书时期和地域尚存在着争论[16]，但楚国十分流行黄老之学则是比较肯定的。所以，我们不排除出土的楚简中也有黄老之学的作品。《彭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黄老之称，始见于《史记》，如《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等。黄是指黄帝，老指老子，《论衡•自然》云：“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然在战国时期，已有伪托的黄帝书流传。当时，各家为了在论战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纷纷打出远古帝王的招牌，以壮声势。如儒家“祖述尧舜”，墨家也声称自己的学说是“禹之道”，农家也自称是“神农之言”，因此，道家就打出了黄帝，伪托黄帝来阐述、发扬、改造老子之言，遂成道家黄老学派。彭祖、耈老也是如此成为道家人物。汉武帝之后，黄老之学逐渐失势，流传于民间，并与神仙方术思想结合，形成道家方仙派，后演变为道教，彭祖也就成为神仙了。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

注释：

[1] 赵炳清：《上博简三《彭祖》补释》，简帛研究网，2005年1月26日

[2] 黄人二、林志鹏：《上博藏简第三册彭祖试探》，载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9日。李锐《彭祖补释》，见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19日。杨泽生：《上博竹书第三册零释》，见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29日。黄锡全：《读<上博战国楚竹书（三）>札记数则》，见简帛研究网。孟蓬生：《彭祖》字义疏证，见简帛研究网

[3]拙文《上博简三〈彭祖〉释解》，《江汉考古》待刊稿

[4]李锐《彭祖补释》，见简帛研究网2004年4月19日。

[5] 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6]黄怀信：《试说〈管子〉“三匡”命名之故》，《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97年第2期。

[7]张固也：《论〈管子〉“三匡”命名分篇之义》，《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8]参见郭沂《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9]黄钊：《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

[10]《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指”。

[11]《淮南子•要略》。

[12]参见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郭沫若：《老聃、关尹、环渊》，《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1卷，第54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徐文武：《楚国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0页。

[15]李裕民：《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16] 关于《黄帝四经》或《黄老帛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有战国中期以前、战国中期、战国末期、秦汉之际等观点；关于其成书地域，则有楚国说、齐国说、越国说和郑国说。可参看张增田先生《〈黄老帛书〉研究综述》（《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