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封建历史，从头到尾，贯穿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进程，这是历史基本事实。此外还应有几点认识：一方面，君主专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都是秦始皇、明太祖式的；另一方面，在有的时期，有的方面，君主专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和削弱，从而制约着皇权无限制膨胀，修正着封建体制使在正常轨道上运行。现以宋代为例，对历史的这一副线侧流试作揭示。
一、背景：激进思潮的隐现
唐末五代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军阀混战，纲常败坏，饱受苦难的广大人民对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已司空见惯。他们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君主并不那么神圣，并不是社会和历史的惟一。正如安重荣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注：《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入宋以来，虽政权稳定，但封建剥削压迫并没有减轻，尤其是均田制破坏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加以士族门阀制度荡然无存，人们的社会角色不再固定，黎民百姓强化了自我、自立意识。
宋仁宗时的一个初冬，开封一带喜获丰收，到处是安乐景象。宋祁来到野外观赏，见到一位老农便上前作揖并问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农大笑之后，说了一段令人惊骇的话：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杨芟捽中，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丞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勉强以希帝力也！（注：《景文宋公集》卷98《录田父语》。）
言毕，竟扬长而去。
在中国古代史中，像这样珍贵的史料是罕见的。一个天子脚下的普通农民，在正常环境中，面对朝廷高官，随口道出如此有条理、无所顾忌而深刻的言论，简直可以视为宋代农民的宣言。其意义有以下几点：(1)老农先是嘲笑，劈头一句即斥责宋祁提问的观念太鄙陋；接着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不懂农事；义正辞严地批驳之后转身而去，显出不屑与之深谈的神气。哪里是农民应答官员，简直是老人教训后生！(2)老农认为获得丰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与皇帝无关；(3)由此看出农民不畏权贵，不迷信上天，不崇敬皇帝，也就是说，所谓至高无上的天和皇帝与他们的幸福并无关系，一切靠自己争取；(4)反映了农民大无畏的精神及充满自信、自强、自尊。这位社会底层农民思想的言论，代表了宋代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的新观念，无疑是反正统、反封建的，可以说是一丝激进思潮的曙光。
更有甚者，在南宋初年的江西赣州，我们还发现平民百姓公开谴责皇帝的言行。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注：《鸡肋编》卷下。）将宋徽宗视为无道之君，拒不使用带其年号的货币，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昏君的不满和蔑视。至于像一串鞭炮贯穿两宋的农民起义火花，则是人民对君主专制的武器批判。
在思想界也涌动着一股激进思潮。佛教尤其是禅宗，盛行呵祖骂佛，不守戒律，叛离教义，放纵自身，不肯出世而积极入世，可视为冲破宗教思想的篱笆而求解放或另谋生路。（注：参见拙作《略论宋代僧侣与佛教政策》，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在儒学领域内，则流行着疑经变古之风。激进者如刘敞，对经书几乎发起了全面的进攻，皆断以自己的新见解；又如陆九渊，竟宣扬“六经是我注脚”（注：《陆九渊集》卷37《语录》上。），将个人的观点凌驾在经典之上，而且“好为呵佛骂祖（即指责孔孟）之说，致令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究夫子”（注：《朱子语类》卷124。），实属离经叛道。民间异端思想家龙昌期又是一个典型。他以“议论怪僻”而著名，至“以周公为周之贼”。但在家乡四川很有影响，许多知名之士“皆师事之，其徒甚众”。大臣文彦博对他也颇赏识，推荐其做官。宋仁宗让他进上所撰经义后，非但不责怪，反赐五品服及金帛。（注：《吕氏杂记》卷下。）可见皇帝和部分大臣并不以为非。北宋末年晁说之言：“呜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谓极矣。乃独于六经之义，鄙弃先儒而日逞，后生锐气，角为新说，不知其何以邪！”（注：《嵩山集》卷15《答朱秀才书》。）由此可知，宋代思想界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不可侵犯。推而广之，在政治上也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权威：“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是以私于其亲与故者”（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乾道四年七月。）。所指正是皇帝本人。至南宋末年，更激进的民间思想家邓牧反对所有的专制君主，指出：“天生民而主之君，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注：《伯牙琴·君道》。）毫不客气地撕下了君主神圣的面具。在人格等方面，他们认为与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平等的。建炎南渡时，朝廷曾有令“禁止士大夫搬家”，引起士大夫的强烈不满：“议者咸云：‘天子六宫过江静处，我辈岂不是人！ ’”（注：《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已巳。）君臣都是人，都有保护家人的责任和与家人团聚的权利，皇帝不应独享此特权。
广大在野的知识分子不甘寂寞，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高涨。参政表现在科举制的完善与开放后，取士不问乡贯门第，贫寒之士通过努力便可入仕实现抱负。议政表现在草泽上书、直言极谏朝政得失乃至皇帝本人，或者是著书立说流传于世，或者是集体清谈咳唾风云。京东郓州士子，即以谤议官政而闻名全国：“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注：《宋史》卷343《许将传》。）更有狂狷之士，敢于冒犯宰相。宋真宗时曾逢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上，指着他大叫：“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王旦则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注：《国老谈苑》卷2。）
以上事实，尽管有的属个案，但仍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历史营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从而使人们敢于放言，趋向激进。
二、基本理论：与皇帝共天下
上述情况，对宋代士大夫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分析起来，大约有三：一是在传统基础上，作为统治阶级必须维护利用皇权，从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二是在历史背景中，作为士大夫集团，必须更多地发挥主导作用和制定贯彻大计方针，从而校正皇权，企图避免独裁所带来的失误与危害，并维护自身的利益；三是在时代氛围中，作为社会成员和文化精英，他们往往敢于冒犯皇帝，从而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于是一个新的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其要害即与皇帝共天下。这就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点。
陈桥兵变之后，赵宋以史为鉴，对武人格外防范，奉行崇文抑武政策：“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注：《宋史》卷436《陈亮传》。）儒道的载体士大夫，因而进入一个犹如春天的时代。“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注：《孔氏杂说》卷1。）以儒立国及待士大夫有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重用士大夫。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注：《贵耳集》卷2。）宋太宗曾自鸣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注：《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相应的是抑制武人。无前代出将入相之说，相可以出将，但将不可入相。如南宋理宗淳佑时，曾任命武将出身的赵葵为相，他四次上表力辞，“言者以宰相须用读书人”，寻罢相。（注：《宋史》卷417《赵葵传》。）士大夫集团从朝廷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而排斥武人。(2)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传说“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注：《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末。）。誓碑究竟有无暂且不论，但其基本精神却是贯彻实行的。
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治理天下。“艺祖皇帝有言曰：‘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注：《陈亮集》增订本附录，李幼武《陈亮言行录》。）赵宋统治者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为其治理国家，才能巩固统治。赵匡胤定下的这个调子，为以后的士大夫纷纷发挥，渐渐消磨去其本意，使之更适合自身利益，反而成了制约皇权的理论基础之一。士大夫对此的解释与发挥，分三种形式。
第一，由“共治天下”变为“共天下”。如上所引，宋太祖原话本意是“共治天下”。宋神宗时，大臣文彦博也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南宋陈渊又言：“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注：《默堂集》卷16《答廖用中正言》。）后变为“共天下”。如魏了翁上书云：“臣闻人主所与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17。）这一有意无意的更改，意味着士大夫不仅不满足于与皇帝共治天下，而且要共有天下。
第二，由少数变为多数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魏了翁言共天下“二三大臣”，所指是皇帝身边的宰相，也即由君主专制变为少数权贵专政，但寻即有人提出新观念。宋理宗时监察御史洪天锡曾上书愤然而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臣阉享有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注：《宋史》卷424《洪天赐传》。）向皇帝提出警告：只依靠信用少数权贵是难保天下的，应共享富贵才能长享富贵。至宋度宗时，更有臣僚言：“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注：《宋史》卷405《刘黻传》。）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不能由皇帝独裁，要与政府即士大夫共同商议裁决才能治理好。暗示着天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有的天下。
第三，共同享有治理天下的功名。乾道年间，宋孝宗一度独揽权纲，“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徐谊因而上书说：“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注：《宋史》卷397《徐谊传》。）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不正常现象，因而士大夫要从皇帝手中夺回应有权力，治天下的功劳和名位应与士大夫分享。
共天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皇帝而言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对士大夫而言是与皇帝共天下。士大夫不甘于作皇帝的附庸奴仆，增强了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烈地体现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对此，皇帝一般是认可的，对士大夫集团是尊重的，前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特殊礼遇外，另有两例很能说明问题。程颢曾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材问题。宋神宗当时感到人材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注：《河南程氏外书》卷7。）又如高宗曾明确说道：“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注：《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酉。）有自知之明，不敢妄自尊大。
共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集团承担着朝廷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而是大政方针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注：《清献集》卷13《相位五事奏答》。）在多数情况下的决策，体现了这一精神。“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注：《却扫编》卷中。）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甚至进一步向下延伸，广泛征求吏人的意见：“太宗留意金谷，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对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三司长官也不自做主张，有决策甚至召集百姓讨论。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注：《宋史》卷267《陈恕传》。）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注：《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丁酉。）如此充分征求意见，尽可能地完善出台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决策开明化或“民主化”。
无论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还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都意味着天下不再是皇帝一人的，比君主独裁无疑是进步的，适应了历史发展，应予肯定。同时还应指出，这是皇帝与士大夫集团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利用、共同统治、共享富贵的关系，利益一致，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民。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在讨论变法时，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士大夫与百姓是对立的，士大夫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皇帝应首先考虑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这就是共天下的阶级实质。
三、对皇帝的激烈抨击与劝谏
宋代士大夫在限制皇权的斗争中，始终做着顽强的努力，而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之际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如宋太宗不仅多次鼓励臣下直言，并将左、右补阙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改为左、右正言。立此“新名”，“使各修其职业”。从制度上增强谏官的监察机制。（注：《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何坦言：“大载我宋之祖，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注：《西畴老人常言·原治》。）宋仁宗曾从另一角度说过：“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注：《宋史》卷330《郭申锡传》。）叶适也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注：《水心别集》卷2《国本》。）也就是说，敢于陈指时事，是升官的一个途径。表明皇帝鼓励直言。
宋代士大夫在内心深处并未把皇帝当做神圣，而是当做人看待。韩琦曾对宋神宗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注：《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己酉。）俨然以恩相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并不以为跋扈。王安石在一封书信中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为父母之羞。”（注：《王文公文集》卷8《答钱公辅书》。）皇帝行为不端，照样遗羞于天下。从这点出发，皇帝会犯错误，犯错误应予批评，也就正常了。
宋太祖曾迷惑于一女色，在群臣批评后决意摆脱，竟借该女熟睡之际亲手杀害。韩琦在审阅《三朝圣政录》时发现此事，大为不满：“此岂可为后世法！己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删去。（注：《韩忠献公遗事》。）毫不客气地指责宋太祖不能自律和滥杀无辜。又如漳州通判王迈，对宋理宗直斥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熺尊宠，纲沦法尪，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注：《宋史》卷423《王迈传》。）借天怒表述了他对宋宁宗的不满。宋理宗时，枢密副都承旨王伯大，进对时说：“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主！”（注：《宋史》卷420《王伯大传》。）公然将宋理宗比做暴君昏君。
许多批评落到实处，仍是责怪皇帝滥用权力。赵普曾对宋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注：《宋史》卷256《赵普传》。）士大夫们再三指出，皇帝滥用权力即是乱政。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注：《嵩山集》卷17《韩文忠公富公奏议集序》。）他要皇帝明白，即使你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患致乱。宋宁宗初，皇帝“今日出一纸去宰相，明日出一纸去谏臣”，士大夫感到不妥，既危及自身利益，又被剥夺了应有职责。监察御史吴猎便上书，“谓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注：《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9《吴猎行状》。）宋仁宗曾直接行使司法权，近臣有罪，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判决。谏官王贽挺身而出，指责道：“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只好返回权力。（注：《宋史》卷200《刑法》2。）
更多的情况下，士大夫们竭力向皇帝灌输纳谏的意识。他们反复提出“人主不可求胜于天下，不可废天下之公议”；（注：《历代名臣奏议》卷43，李朴奏。）“人主不可以自用”；（注：《宋史》卷433《杨万里传》。）“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注：《历代名臣奏议》卷52，唐仲友奏。）。如知谏院傅尧俞上书宋英宗：“窃见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为不纳忠谏。陛下以睿圣之资，而得此声于天下，岂不惜哉！”（注：《历代名臣奏议》卷35，傅尧俞奏。）如此千言万语，实质上就是一句话：皇帝应虚心接受士大夫的意见与批评，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
面对士大夫的直言极谏，宋代皇帝并非置若罔闻，其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敛。宋仁宗即言：“台谏之言，岂敢不行！”（注：《曲洧旧闻》卷1。）宋徽宗出示玉制酒具对大臣说：“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注：《宋史》卷472《蔡京传》。）宋光宗时，给事中谢深甫屡屡抵制皇帝的不当委任，致使每逢左右近臣私下请求恩命时，宋光宗便说：“恐谢给事有不可耳！”（注：《宋史》卷394《谢深甫传》。）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的直言敢谏，造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力量使皇帝感到畏惧，在很多情况下有效地制约着皇权。宋人屡有谏人主易、言大臣难的议论（注：《宋史全文》卷7；《续宋宰辅编年录》卷12。），表明了皇帝纳谏、士大夫敢谏的良好政治风气。
四、对皇帝命令的抵制
士大夫制约皇权的另一直接有效的方式，即抵制、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诏来见宰相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竟当着使者的面将手诏焚烧，并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注：《宋史》卷282《李沆传》。）焚诏之举，表明毫无商量余地，也表明对宋真宗不妥当旨意的蔑视。又如枢密使杜衍“务裁侥悻，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宋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注：《梁溪漫志》卷2《学士不草诏》。）宋代政治体制中还专门有一制约机制，即封驳制度。知制诰、中书舍人、给事中、封驳司等，都具有封驳诏命的职权，比前代有大的发展。如“唐制惟给事中得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封还遂国夫人词头，自是舍人遂皆得封驳。”（注：《长编》卷152，庆历四年九月甲申。）所谓封驳，即拒不起草、拒不颁行皇帝的旨意。
封驳制的正常实行，显示了士大夫高度的责任心和顽强的斗争精神。靖康初，政局更新，封驳之举频繁。宰相唐恪对朝请大夫王仰说：“近来给、舍封驳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几差除不行也。君可语之。”晁说之听到传来的劝说之词，“笑而不答”，显然是不以为然。（注：《曲洧旧闻》卷6。）宋光宗时，中书舍人楼钥“缴奏无所回避”，皇帝也无可奈何，有所顾忌，“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注：《宋史》卷286《楼钥传》。）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语，目的在于为他将来官复原职做准备。宋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时相也来劝说更改，牟子才大义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皇帝、宰相竟无计可施，只得罢休。（注：《宋史》卷411《牟子才传》。）
士大夫的缴诏封驳行为，制止了皇帝轻率或荒唐的旨意，避免了恶劣后果的产生，杜绝了更多的非分企图，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约束了皇权。
五、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制约皇权
制约皇权的过程充满艰辛和危险。与皇帝相比，士大夫个人毕竟人微言轻，传统的忠君观念根深蒂固，大原则不可也无意更改，便想方设法，利用种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苏辙言：“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但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因而有史官之权：“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注：《栾城应诏集》卷11《史官助赏罚论》。）神权（天）、史官之权被宋代士大夫充分发挥，犹如尚方宝剑，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首先看对神权的利用。士大夫经常强化皇帝的敬神意识：“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达于郡邑，外此无大务。”（注：《江湖长翁集》卷21《高邮社坛记》。）敬神是天子的两大任务之一。神的代表是天，吕公著上书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注：《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癸未。）士大夫们还说：“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注：《宋史》卷48《天文》1。）。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变化，都是天神对皇帝的警示，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常常迫使皇帝为之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蠲免赋税，中止兵革土木，收敛荒淫等等行为。
宋真宗后期“频岁蝗旱”，皇帝问翰林学士李迪如何救济？李迪说：“陛下东封时，敕所过毋伐木除道，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裁令加涂既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过往时几百倍。今蝗旱之灾，殆天意所儆陛下也！”巧妙地指责了宋真宗的荒唐行为。因推出了天神为助，宋真宗“深然之”（注：《宋史》卷310《李迪传》。），只得认罪。宋宁宗时，朝野对任用奸相不安，王迈在轮对时大谈“君不可欺天”，指斥宋宁宗“厚权臣而薄同气，为欺天之著”。宋宁宗深受感动，“为改容”。（注：《宋史》卷423《王迈传》。）宋代士大夫对天神权威的渲染，严重地威慑着皇帝，使其精神上承担着压力。绍熙二年十一月，朝廷正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忽然狂风暴作，大雨骤降，宋光宗“震惧感疾”，“自是不视朝”，（注：《宋史》卷36《光宗纪》。）从此精神失常。
士大夫非常重视神权这一工具。当有人对宋神宗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时，老于世故的富弼深感忧虑，谓然长叹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是治乱之机，不可不速救！”立即上书数千言，竭力予以反驳。（注：《宋史》卷313《富弼传》。）破除迷信当然是正确的，但对当时而言，却是有害的。富弼说出了一个看似荒诞的道理：敬神畏天有利于约束皇权。
史官之权同样使皇帝畏惧。史官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将其编成起居注、时政纪、实录，最终载入正史，传之千秋万代。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注：《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癸未。）在具体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来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宪主持陕西边防，邓润甫即上书道：“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注：《宋史》卷343《邓润甫传》。）宋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苏轼上书请求废除此法，其中说道：“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注：《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21《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
皇帝富贵齐天，有生之年别无他求，唯希望青史流芳。对此，他们不能不顾忌，遂为史书所制服。宋太祖时，一位官员称有急事非时求见。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玩耍，紧急接见。但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大怒。该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宋太祖更加恼火，举斧砸在他嘴上，打落两颗牙齿。其人缓缓拾起牙齿装入怀中。宋太祖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宋太祖闻听立即换了副笑脸，并赐金帛表示道歉慰问。（注：《长编》卷1，建隆元年末。）又一日，宋太祖罢朝后坐在便殿，长久低头不语，从臣询问其故，才沉痛地说：“尔谓帝王行事容易乎？朕早来乘快指挥一事有误，史官必书之矣！”（注：《太平宝训政事纪年》卷1。）原来是做错事怕留恶名。淳化年间有一县尉上书言事不实，宰执竟欲定其“妄言”罪处治。宋太宗却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注：《曲洧旧闻》卷7。）恐史官载之于史，被后人斥为暴君。
显然，史官之权是宋代士大夫手中的又一法宝，可威胁或激励、引诱皇帝，使其从谏、弃恶、扬善。皇帝也因此增强了自律意识。
六、强化对皇帝的教育
人的言行、思想与受教育情况密切相关，对于大多数出自宫中、与社会很少直接接触的皇帝而言，尤其如此。储君即位之前，几乎都在受教育阶段，在位的皇帝也有经筵制度，定期不定期地时常接受士大夫的儒学教育。如何培养塑造皇帝，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务，成败与否决定着国家和士大夫的命运。加强对皇帝的教育，是士大夫限制皇权的又一种方法。
一次，某经筵官为宋仁宗讲授《论语》，至“自行束修以上”时，忽然节外生枝道：“至于圣人诲人，尚得少物，况余人乎？”宋仁宗只得每人赏赐七匹绢为束修。（注：《湘山野录》卷中。）如此当面向皇帝索取报酬，使一些人深感羞耻。但换个角度看，经筵官此时改变了以臣对君的身份，而是以师自居，把皇帝当成了受教育的学生；再者，为皇帝授课，不只是义务，而且是应付报酬的劳动，从而维护着师道尊严。由此特例折射出对皇帝实施教育的权威性，迫使皇帝服从教育。另一例子也较典型。年幼的宋哲宗去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讲官程颢即时以师尊身份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宋哲宗闻听，“亟掷于地”。直到下课脸色仍未好转。（注：《道山清话》。）反映了对皇帝教育的具体性、及时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
对储君及皇帝的经筵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宋真宗为太子时，“讲《尚书》凡七遍，《论语》、《孝经》亦皆数四”（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丑。）。仅此就可知功课繁重。次之为史书，或正史，或杂史，或自编可为龟鉴的历史教材。正试授课之外，还有课外功课。如元佑时，经筵官即“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所进故事皆“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注：《宋史》卷340《苏颂传》。）教材除文字外，还有更宜于接受的图画。宋仁宗时，翰林待诏高克明等即绘有图画教材，“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使皇帝日夕展玩，“解释诱进”。（注：《挥麈后录》卷1。）
此外，士大夫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如宋仁宗的迩英阁中曾置《太玄经》和蓍草，王拱辰即予制止：“愿垂意六经、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学。”次日即撤去。（注：《全宋文》卷1678，刘挚《王开府行状》。）绍兴末年，任命太子为临安尹。太子谕德陈骙谏曰：“储宫下亲细务，不得专于学，非所以毓德也”。太子一惊，立即辞职。（注：《宋史》卷393《陈骙传》。）士大夫竭力使太子或年幼皇帝与老成持重和敢言直谏的士大夫相处，以熏陶感染之。“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注：《宋史》卷427《程颐传》。）故而，经筵官日益增多，由宋初的一二人，增为宋仁宗时的20余人。（注：《欧阳文忠公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卷2《辞侍读学士札子》。）
士大夫按自己的意愿培养皇帝，对所讲内容，常常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任意发挥。如为宋仁宗讲《周易·节卦》时，有“慎言语，节饮食”之句，讲官做如此解释：“在君子言之，则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节；在王者言之，则命令为言语，燕乐为饮食，君天下者当慎命令，节燕乐”。宋仁宗听后“大喜”！（注：《湘山野录》卷中。）中书舍人彭龟年则是这样向宋宁宗概括帝王之学的：“人君之学与书生异，惟能虚心受谏，迁善改过，乃圣学中第一事，岂在多哉！”（注：《宋史》卷393《彭龟年传》。）归结起来，就是要把皇帝教育成少发命令，少燕乐，从谏如流，改过从善，清心寡欲的无为之君。在他们的造就下，许多皇帝养成了读书的爱好。如王岩叟曾问宋哲宗：“陛下宫中何以消日？”答道：“并无所好，惟是观书”。王岩叟趁机说道：“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他事则可以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以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注：《长编》卷470，元佑七年三月甲申。）意在使皇帝专心读书，少管他事。如此，则天下——士大夫便幸甚了。
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养出的一个典型。他6岁受教于资善堂，9岁立为皇太子，13岁即位，在位时间最长，凡42年；故而听讲读最勤，受教育最多。最终，“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注：《北窗炙輠录》卷上。）史称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其实正是出于儒臣的教育培养；所施为“忠厚之政”，（注：《宋史》卷12《仁宗纪》4。）死后定谥被誉为“仁宗”。史官范祖禹总结宋仁宗的丰功盛德“所可见者”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并提出要宋哲宗效法，宋哲宗深表赞同。（注：《长编》卷471，元佑七年二月辛亥。）可见宋仁宗成为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
七、结语
综上所述，在两宋300多年的历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士大夫以与皇帝共天下为己任，运用种种直接、间接、临时、长久的手段与战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图控制皇帝、制约皇权，并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取得成功，主导着宋代政治运作。元人揭傒斯以“主柔臣强”为宋朝的特点，（注：《续宋宰辅年表》卷25。）即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强大和有效。至少可以说，宋代没有出现暴虐之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只是要建立与以往不大相同的君臣关系，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使二者的关系更紧密融洽，由君主独裁变为君主与士大夫共同专政，从而适应时代，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共享富贵。在中国封建时代中，这是一个进步。程朱理学的产生，便是士大夫政治的思想结果。
在我们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如一味强调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君主专制绝对地日益强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妥当的。同样也不能解释儒家思想如何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更不能解释在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下，宋代经济文化为何更加发达。如同历史进程的波浪式一样，君主专制的程度也有起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