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报纸、杂志和同行曾经对海外建筑师“占领”中国市场问题展开过好多轮的讨论，甚至有的言论还谈到了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冲击。诚然，国外建筑师大举抢滩中国市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不仅在北京等大城市拿到了像2008奥运主体育场、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这样的一些地域标志性项目，甚至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当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也都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其覆盖面之广，“势头”之猛，都是十多年前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们的发展是否真正的威胁到了国内建筑师的生存了呢？西方的建筑文化是否真的影响和破坏了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了呢？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作为一名海外建筑师，我亲身经历了中国这十多年来建筑市场的发展和沉浮，见证了海外建筑师在中国的风雨里程，也同时深深感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对此，我感触颇深。一方面我在考虑这种舆论倾向将来可能在经济、文化和历史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另一方面，我更多的是在分析它产生的原因，追溯它产生的根源。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极速扩展的情况下，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势不可挡的潮流下，中国执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巨大的中国市场，吸引了五洲四海的淘金者，让全世界的优秀建筑师都有着美丽的期盼。海外建筑师纷纷涌入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中国本土建筑师的较量无法避免。
在国内舆论齐声高呼“狼”来了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其中的真实情况：据调查，真正外资的境外建筑设计公司，其实仅占中国已注册的建筑设计公司的不到5%，而他们的生存主要是靠占有中国建筑设计市场5%左右的高精端产品。也就是说，如今的中国的建筑设计市场，依然有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被本土设计院占有。虽然不可置否的是国内的相当一部分知名项目是由部分境外公司的知名大师操刀主持的，并拿走了一大笔设计费，而且海外建筑师有逐步向中端产品（如住宅等）渗透的趋势，可这些只是表面舆论效应，对于中国这块不可想象与比拟的广阔市场来说，这群“狼”虽强大，但还不能真正的破坏生物平衡。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本土设计院体制本身的原因，旧有的体制让他们囤积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设计人才，而这些人才中的一大部分却由于所谓的“分工不同”得不到施展才能的空间。
如今国内众多的设计院都在进行体制改革，剔除其中的弊端，以迎合市场的需要，这种做法我就觉得很好。这样不仅可以使更多的优秀建筑师投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提高他们的设计理念和水平，也可以使中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步伐加快，进一步形成中国建筑文化的独有风格。同时，中国的建筑设计市场正在良性的成熟发展起来，各种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和规范正在逐步完善，这样就给所有有实力、有才华之士提供了一展宏图的天地。我们对此应持乐观的态度。相反，外国设计公司和海外建筑师这群“狼”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辉煌效应以后，随之而来的是自己的生存危机。竞争之下本土建筑师的崛起，给他们形成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海外建筑师的高成本更是阻挠他们进一步发展的致命伤。
我认为，目前舆论的导向有些过头了，讨论讨论市场和竞争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毕竟没有比较和分析就没有进步，但一下子上升到历史文化冲突的高度，我认为就没有必要了。要知道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没有与外来先进的思想、技术的交流和融合是不可能有长足进步的。我们知道的最典型例子就是中国从明朝中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答案就是只留下了贫穷和落后，更不要谈什么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引领世界潮流了。更何况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发展与各自的历史文化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他们都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后给整个人类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果仅仅是由于海外建筑师占领了部分中国建筑设计市场就一言否定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历史的推动作用，我认为有失偏颇，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看待西方建筑文化。
中西古代建筑的优秀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性格，都具有某种倾向性。不过中西建筑的艺术作用在偏重方向上具有明显的不同。简而言之，西方古代建筑是以宗教、神权为核心，处处散发着“神赐”的气息，而中国古代建筑始终是以“天子”的君权为核心的，渗透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这些都是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密不可分的。
西方古代社会强调“君权神授”，他们的核心是“神”而不是“君”，其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也处处体现着这一点。古代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建筑艺术都充满着神的气息，他们一直以国家最高级建筑的规格来对待神庙，欧洲古代留下的最重要的建筑作品便是神庙--帕提隆、潘泰翁（又称万神庙）等等。欧洲中世纪更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直至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艺术时期，君权才更多地在文化艺术中确立，但同时宗教的阴影也仍然笼罩着欧洲大地，而且此时已处于近代的前夜，君权主义始终没有机会充分发展，它匆匆而过，随即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埋葬，文化艺术又立即走进了另一个时代。如果说儒家哲学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理论，与此相对，基督教神学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总的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教权是太阳，君权是月亮，君王统治其各自的王国，但彼得统治全世。”“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
以上这些，并不是无知者的狂嚣，而是可以以建筑为证的真实的把神学表达而出。在这一方面，哥特式教堂表现得十分突出，空灵、纤瘦、高耸、尖峭。尖峭的形式，是尖券、尖拱技术的结晶；高耸的墙体，则包含着斜撑技术、扶壁技术的功绩。而那空灵的意境和垂直向上的形态，则是基督教精神内涵的最确切的表述。高而直、空灵、虚幻的形象，似乎直指上苍，启示人们脱离这个苦难、充满罪恶的世界，而奔赴“天国乐土”。其典型的代表作有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
神学力量甚至在文艺复兴及以后时代仍然浸透着人的心灵，以至于在本质上是和神学抵触的思想，如人本主义和君权主义常常也还要以教堂为寄托。欧洲的教堂用石头建造，著名的教堂工程都十分巨大，经常要经历一二百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建成，如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宗教建筑在西方建筑中长期来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包括近现代西方建筑也秉承延续了这一风格。与此相反，在古代中国相对于君权而言，神权始终处于次等的地位。所以中国古代建筑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它完全以“君”为中心。
中国古代和西方国家一样，也承认君权神授，但欧洲的君权神授重点在“神”，君主的权力也须由教会授予。中国的君权神授的重点却在“君”，他是天的儿子，他的权力直接受之于天，号称“天子”，而无须用教会或任何宗教为媒介，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教皇制，也没有出现宗教影响君权的例子。
这些情况，体现在建筑中，就是中国的宗教建筑比起一般的实用性建筑来，或者可以说是宏伟精丽的，有时也相当可观，但相对于代表君权的建筑而言，它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在都城，它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它也没能成为城市布局的中心，《考工记》中"左祖右社"，王宫居中的体制就说明神权和族权都只是皇权的陪衬。
在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风格上，始终贯穿着儒家的“礼乐精神”。中国的古代建筑无论大小通常都有预定规划，遵循着礼制观念来建设，一切围绕封建政权为其核心所在——都城。这个核心是皇帝所在的宫城和官署集中的皇城，在郡县是各级衙署，它们位于显赫的城市中轴线上，体制最崇，街道纵横正交，方格严整，全城对称均衡，外廓方方正正。例如唐长安，有严格的中轴线，宫城和皇城在大城北部中央，是纵轴线的尽端高潮，皇城内左右分设宗庙和社稷；居民被限制在四面有高墙封闭的里坊中，里坊置于街道围成的一个个方格内，市场只集中在少数特定的坊内，住宅和商店只能面向坊内开门，坊的启闭都有定时。又如元大都，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九经九纬，最接近于《考工记)的理想。
儒家的“礼乐精神”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无处不在，衙署、宗庙、祠堂以及会馆、陵墓等无不都贯穿着强烈的礼乐精神。甚至在佛道寺观中，也飘游着一层礼乐的气息，与西方宗教建筑有着明显不同的性格。中国近现代的建筑文化也同样弥漫着强烈的儒家“礼乐精神”气息。
宫殿是中国建筑中最受尊崇、最为宏大的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高的类型，留存至今的北京紫禁城可作其代表。紫禁城的前朝三大殿，后寝三大宫，以及御花园--组成了一曲气势磅礴的皇权交响乐的主旋律，以天安门广场和午门广场作为这一乐曲的动人前奏，景山是全曲的有力尾声，紫禁城内中轴线两旁的对称宫院则是主旋律的和声。
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风格也同时贯穿着儒家所特别重视的“人的理性”。所以，中国的传统建筑包括宫殿和宗教建筑在内都具有理性的性格，这个性格，或可用"温柔敦厚"四字表述之。
西方的古代建筑特别是宗教建筑重在坦率地外现人心中的宗教激情，把内心中的一切迷妄和狂热，幻想和茫然都化成实在的视觉形象：超人的巨大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神秘的光影变幻，出入意表的体形，飞扬跋扈的动势，骚动不安的气氛，这些在埃及、拜占庭、哥特式或巴洛克神庙和教堂以至现代教堂(如法国朗香教堂)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它们在表达宗教的非理性这一方面是共同的，其作用都在于通过建筑来催毁人的理性，扼杀人的自信力，强迫人们跟随教士走向彼岸。
我们再把目光放回中国国内的建筑市场，的确现在国内的建筑师和海外建筑师的竞争很激烈，这里面不光有技术水平层次和市场的原因，也同样有对中西方建筑文化理解角度和深度的问题在内。我们不能简单的以现象来分析，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更深的层面和更广的角度来分析其内在的原因。
众所周知，奥林匹克运动源于古希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起源于西方。而西方建筑师在大型公共建筑方面的优势的确不是我们中国本土建筑师可比拟的，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庙，古罗马的大斗兽场等众多建筑都处处闪耀着他们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和光芒。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在2008奥运主体育场以及国家大剧院等大型公建的竞标中胜出了，这是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是底蕴。同样，我们中国建筑历史上的宫殿建筑也不是西方宫殿建筑可以相比较的了，我们随便的从北京、西安或南京等古都中都能见到我们宏伟的宫殿建筑，还有我们的园林、庭园┄┄这些同样是我们华夏民族几千年的艺术结晶，是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我们不必斤斤计较于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孰优孰劣，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如何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如何使自己的文化能给世界的建筑文化历史长河、给人类的历史留下更多的记忆和经典。
我是一名海外建筑师，但我同样是一名有着炎黄血脉的龙的传人。十多年前我怀着满腔热血回国创业时，我当时只是想把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带回我的故土，希望中国建筑设计行业能尽快的融入世界的大潮流。现在也同样，我要说：我想要做的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颠覆者，而是一个把国外先进设计理念的引入者。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融合中西方建筑文化，进而提高我们中国人自己本身的设计水平，为中国的建筑文化历史发展起到我微不足道的推动作用。历史只能留给后人去评价，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我相信历史会见证一切。
(作者简介：高志，博士，加拿大宝佳国际建筑师有限公司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