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电视剧讲得是秦国在最困难的时候，商鞅千里迢迢跑到秦国帮助秦孝公嬴渠梁主持变法，在取得巨大成功后，却因孝公的去世而被新继位的秦惠文王嬴驷所杀的历史大悲剧。

　　拉回到现在的视角看，秦孝公可以说是企业的老板，而商鞅相当于职业经理人。一个职业经理人跑到人家的企业，用毕生的精力搞改革，取得成功后却被五马公尸，确切地说是被五牛分尸，想全身而退都不行，就是再怎么解释也不免让人寒心。

　　但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这就不得不从商鞅本人说起。全面考证史实太麻烦，也没那么多功夫，就依据电视剧的情节看吧。那样的话好象只能给商鞅下一个字的结论：“笨”！那么“笨”从何来？

　　那得先看看老板有没有错。从头看到尾，几乎没看到嬴渠梁犯过任何错误，无论做人做事几乎都已接近完美，既有雄才大略，又有容人雅量，为政为君却能做到至情至性，这样的老板真是难找啊，难怪商鞅的对头老甘龙都说他是“千古一帝”，认可与佩服溢于言表。
　　
　　既然老板没什么大问题，那可就得在商鞅身上好好地找一找了。商鞅到底有没有错误？如果有的话是哪些错误？到底有没有改进的方法？

　　第一，战略问题，变法要依靠谁？

　　变法要依靠谁是战略层面的问题，战略问题解决不了，其它无从谈起，而且战略一错，步步都错，那么商鞅在战略上有没有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问一问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为了秦国强大。那么强大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那么利益是谁的？――当然是秦国的。那么秦国又是谁的？――连商鞅都知道是新老世族的。我们给他表达清楚点，就是以秦王为代表的新老世族，没错吧？依其顺序大致为秦王族、老甘龙、公孙贾、杜挚、和孟、西、白三族。既然你在为新老世族谋福利，那你依靠的是谁呢？显然，商鞅没有依靠新老世族。你为人家办事，却又不依靠人家，这在逻辑不滑稽吗？最后的结果也很清楚，帮了别人还让别人杀掉，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商鞅可能会说结果想来确实荒唐，我也只能认了，至于逻辑上的滑稽我也确有难处，当时我的变法确实要牺牲世族的当前利益，我也想，但我无法争取他们的支持。好，那我们帮商鞅想个办法。

　　第二，战术问题，如何依靠世族？

　　如何依靠世族是个战术问题，事实也是这样，光有正确的战略还是不行的，没有正确的方法去实现终究还是空谈，上兵伐谋，所以就连商鞅这个知兵的人都因为没有找到实现的方法而不得不放弃了最优的战略选择。那么方法在哪里呢？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破题点放在世族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比较和选择上就行了。这一下子就把原本非常尖锐并势不两立的“变法就是要损害世族利益”的矛盾转换为“变法只不过是要世族暂时放弃短期小利而取长期大利”的问题。对于这一质的转换给予再高的评价都不过分，本来要杀他，变成要帮他，结果可想而知。具体操作之前咱们先看看新老世族的几位主要代表。

　　秦王族：嬴渠梁几乎是个圣人，雄韬伟略、胸襟似海，本身就是变法的倡导者；太后，威慈兼备，统摄世族，关键时刻总是能认准方向，稳定大局，是变法的最大支持者；皇兄赢虔，忘身为国、深明大义，本来就是储君，大权在握、功勋卓著且有群臣拥戴，尚能舍弃君位不但全力支持嬴渠梁就君位，而且支持他变法，其高风亮节试问当今天下能有几人？公主更不用说，自己爱上的老公要做什么肯定是大力支持。

　　老甘龙，三朝老臣，多谋持重而又顾全大局，为变法也能率先垂范，帮助太后说服众世族舍小利成大利，支持变法。公孙贾，本来和老甘龙稍有对立，但一直是嬴渠梁的有力支持者。杜挚，老甘龙一党的红脸代表，心直口快，趋利避害而已，成不了气候，经常被老甘龙骂作“蠢”，唯老甘龙马首是瞻。孟、西、白三族首脑，老甘龙一党的虾兵蟹将，缺谋少智，只会小打小闹，皆对老甘龙惟命是从。

　　由此可见，战术转变后操作难度并不是太大，只要说服老甘龙，凭他的威望、谋略和口才，再去说服其他人基本没有任何悬念。老甘龙虽然提倡恢复祖制，但并非顽固不化之人，只要晓以利害，并议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对于明显对秦国和世族更为有利的方案，他自会通情达理，并予大力支持，这一点，在他对嬴渠梁执政后的认可和支持上已经得到印证。既然如此，那就看看怎么操作。

　　第三，实施问题，如何组织变法？

　　战术一旦明确，实施就是操作层面的问题了，一般没什么难度。看看商鞅整天忙得不睡觉，后来累得一睡就是三天，这样好吗？商鞅可能也会说，“鬼才想这样”。看来又是没有思路，好，还是我们来帮他想想办法。

　　首先由商鞅提议嬴渠梁召开一个只有嬴渠梁、商鞅、老甘龙三个最有智慧和影响的人参加的最核心的中央首脑会议，排除所有人的干扰，由嬴渠梁主持，商鞅力陈深彻变法之必要及穆公新法之不足。关键是要把一个道理讲清楚，变法的精神是要世族先放弃眼前的小利，共同把蛋糕做大，到时分得利益远比实行新法每个世族所得为大。必须进行有力论证并拿出数据，立好契约，以确保世族未来的利益。这一点要和老甘龙充分沟通，必须获得他的高度支持。

　　然后由嬴渠梁将会议精神汇报给太后，在得到太后充分支持后由太后主持召开只有嬴渠梁、赢虔、公主参加的王族核心会议，关键是取得赢虔的认可和高度支持。

　　再由嬴渠梁主持召开由嬴渠梁、商鞅、老甘龙、赢虔、公孙贾、杜挚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老甘龙阐述变法精神，重点说服公孙贾、杜挚，并取得他们的高度支持。

　　接着嬴渠梁主持召开由嬴渠梁、商鞅、老甘龙、赢虔、公孙贾、杜挚、景监、车英、子岸、孟、西、白三族首脑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变法精神，高度统一思想。

　　随后由太后主持召开由赢虔、公主、老甘龙、公孙贾、杜挚、孟、西、白三族首脑及其他所有世族族长参加的变法精神发布会，宣布变法精神，高度统一思想。

　　再由嬴渠梁主持召开由嬴渠梁、商鞅、老甘龙、赢虔、公孙贾、杜挚、景监、车英、子岸、孟、西、白三族首脑及所有行政长官和重要将领参加的变法精神发布会，宣布变法精神，高度统一思想。

　　所有会议都要把握一个核心要点，就是任何一次会议一定是变法的力量占绝对优势，便于说服和统一思想，以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麻烦。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些会议的次序绝对不能错，错一点就变味了。好，会议结束后立即组建变法领导委员会，组织架构如下：
　　组　长：嬴渠梁
　　副组长：商鞅、老甘龙、赢虔、公孙贾
　　立法组：商鞅、景监
　　宣传组：公孙贾、公主
　　实施组：老甘龙、车英、各地行政长官，各军将领
　　检查组：赢虔、子岸

　　很难想象，如果当年商鞅能按照以上流程稳步推进，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还会出现什么大的纰漏？他也不会整天累的要死吧？一个人不知道想办法，只知道苦干，也不懂得授权分权，为别人变法居然不让别人参与，说他笨应该不冤枉吧？

　　按理说大的方面一错，小的细节就没什么大意义了，不过既然是闲评那就顺便也讲一讲，看看他有什么错，还有否补救的方法。

　　一是法律本身不能有太大的问题。首先得弄清情、理、法的关系问题。情、理、法三者在逻辑上应当有这样一个关系，从对人要求的严格程度来讲，合法＞合理＞合情。也就是说能做到合法一定合理，能做到合理一定合情。反过来讲就是违情不一定违理，违理不一定违法。如果一部法典，合情合理却违法，那一定不是一部科学的法典。可惜，这样的法典并不少见。而商鞅的法典就是这样一部，稍微犯点小错，又割鼻子又挖眼，明显是酷吏，墨家并没冤枉他，既然法典有问题在执行上肯定有麻烦。这不，世族争水私斗事件一下子要杀掉700多人，引来了复仇；太子杀人事件被迫对赢虔和公孙贾施刑，得罪了盟友。

　　二是法律要动态反映时代的要求。太子赢驷曾经问过商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法条明显不合理，能不修订一下？还举了个例子，原来的遥役规定十天报到，很合理，但现在版图大了很多，天气稍有变化就很难做到，是不是能修改一下？商鞅却说此法至少要三世不变才能深入人心，所以不能改。真是糊涂啊，法律合理才好推行，不合理的话阻力平白无故增大，直接影响到法条的声誉，明显利大于弊，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多说么？也巧了，大秦最后不正好是因为这一条灭亡的么？那么我们应当建议商鞅怎么做呢？很简单，每年进行一次法条修订。广泛征求各级意见，对于过期的和明显不合理法条开会讨论并进行修订。如果没有这一条，很难形成一部好的法律，需知法律要反映时代的要求，不同的时代一定会有不同的法律，要三代不变，实在荒唐啊！

　　第五，认识问题，商鞅有何误区？

　　商鞅作为当时法家势、吏、法三派之一法派的代表，主张深彻变法，完全以法制治国，在当时已经领先潮流，从历史事实的结果来看应当不成太大的问题。至于在电视剧中更是被推荐备至，甚至还拿一代宗师孟子垫脚，倒是有点过了。那么商鞅的法制治国这一认识在理论上有没有误区呢？既然这么问了就觉着他多少有一点。不过有言在先，这一部分就不重点责备商鞅了，主要是作个探讨，因为如果按照现在的理念、知识和标准去要求2000多年前的人也有点太过分了。

　　到底该怎么治国呢？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都谈的是治国之道，不能一一讨论，我们只锁定一点：人治和法治之争。一个要完全人治，一个要完全法治，商鞅是后者。那么这两者到底谁对呢？其实这两者根本没必要争，因为它们全都不可能对，真理根本就没打算理它们。为什么？那得先明确好角度，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我们的角度是治国的目的是以国家的整体富强为出发点，否则不可能讨论清楚。角度一选好，对于如何治国的选择就再简单不过了。

　　我们先看看完全人治，一切都由上级说了算，那只能期待一位旷世英主，否则他只从自己的利益和好恶出发，加上水平万一再有问题，国家能治得怎么样真是可想而知。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而且对于人治的弊端当今社会早已达成共识，就不必多说了。那么完全法治呢？好象很多人都接受的，行不行呢？首先看看什么叫完全法治，所有的行为都要规范，违反就要受到惩罚，该割鼻的割鼻，该刺字的刺字。人是万物之灵，行为太多，能不能规定的这么细？退一万步讲，大不了多用点人，一百万人够了吧，专门做法律，有没有操作性暂且不说，假如真能规定这么细，那试问又有谁能记得住？人都记不住又怎么能有效遵守？难道要把所有的房子都变成监狱？不说别人，就说商鞅，自己规定没有身份证不能住店，结果自己要住店不带身份证，店家不让住他还问为什么？最高立法长官啊，高级知识分子，记忆力又好，连他自己立的法都记不住，又怎么去要求普通的老百姓呢？至此，完全法治可不可行就不用再下结论了吧？

　　那么完全人治和完全法治都不可行，国家就不治了吗？当然要治。那是不是要把人治和法治结合起来呀？嗯，好象有门儿。怎么结合呀？一半人治，一半法治？今天人治，明天法治？先人治，后法治？好象都不大靠谱。这毫无疑问是个大难题，都思考了几千年了，也没见谁有一个技压群雄的好办法。那既然逼到这一步了总得给商鞅一个交待吧？瘸子里面拔将军也得给他拔一个。

　　好吧，看看这个思路行不行：一是人治与法治结合，以法治为主导，以人治为补充。以法治理思路，通脉络，建框架，设规定，但毛细的部分由人治来补充。也就是说大的地方都有法条规定，细小的地方由人来决定，法定大事，人定小事。这样既避免了法治的僵化，又防止了人治造成的较大损失。二是要好好研究一下不同人的行为分类和国家、地方的要求，分层分类设法，国家的叫法，地方的叫律，乡里的叫规，什么人能用到什么法就向他宣传什么法，看不懂、听不懂的法条一律重写，要让百姓明白他们只要不违反那几条规定就行了。三是量刑要简单，只要有杀头、苦役、罚金三种就行了。除了少数罪大恶极的人要杀头之外，其他的人也要让他继续为社会作贡献，象商鞅那样搞得割鼻挖眼实在不足取，弄出这么多残疾人，失去这么多劳动力，招人这么深的仇恨，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写到这里，本想再写点别的，帮他总结总结，说说他的功劳，以为纪念，然而一想到他弄得自己被车裂而死，心气也散了，实在不应该是这种结局啊，他本应该大功告成后或隐于野，或隐于市，或隐于朝，或游历天下，或著书立说，扬名后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