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
[摘要]辜鸿铭、鲁迅、胡适是 20 世纪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三位标志性人物 ,三人的文化价值观也各不相同 ,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尤为明显。辜鸿铭盲目排外;胡适崇洋媚外;鲁迅则主张吸收外国好的东西 ,排斥外国坏的东西。鲁迅的思想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及如何看待中国国民性问题 ,三人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辜鸿铭、鲁迅、胡适是上一个世纪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风云人物 ,他们是三类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考察这三位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 ,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发展的脉络。
一
辜鸿铭 1857-1928 ,祖籍福建同安 ,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辜紫云是一位华侨 ,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布朗当橡胶园的经理。在辜鸿铭 13 岁时 ,被布朗带往欧洲学习 ,17岁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学西方文学。21 岁获文学硕士学位 ,后又游学德国等国家 ,共历时 11 载。关于辜鸿铭早年资料较之鲁迅与胡适来说要少得多。马来西亚开放的程度是当时中国内地所无法比拟的 ,再加上辜鸿铭身处于英国人所办的橡胶园内 ,他身边充满了西方思想。辜鸿铭是华侨之子 ,不能说他从小连一点中国传统的思想都接触不到 ,但要说他从小就熟读中国传统经典作品 ,浸润于传统思想文化之中也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一点我们从辜鸿铭在 26 岁时还不得不恶补汉语就可以看出来。至于 13 岁以后的辜鸿铭就真是彻底进入了西方社会 ,其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当时西方的思想体系 ,说他是一位在西方思想体系下培养起来的年青人应该是不过分的。
鲁迅和胡适的生活、教育氛围与辜鸿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果说辜鸿铭是在西方教育思想体系中成长的 ,那么 ,充溢在鲁迅和胡适周围的就是浓郁的封建思想。鲁迅和胡适都出身在封建破落家庭。鲁迅家道中落 ,父亲身患重病 ,但仍将科举之梦寄托到鲁迅身上 ,成年后的鲁迅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父亲逼自己读《鉴略》时的情形。虽然鲁迅也读过一些杂书、闲书 ,但总体来讲 ,鲁迅是在封建传统的文化思想氛围中长大的。
胡适父亲的早亡使年幼的胡适不得不与寡母相依为命。少年的胡适与少年鲁迅一样读的是《礼记》、《书经》之类经典作品。胡适对这些作品是如此之熟悉 ,以至于小小年纪的他竟能指出老先生的错误 ,使老师大为震惊。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对他浸润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按照一般的逻辑 ,这三位青年都应该分别沿着自己固有的生活轨迹前进 ,但历史有时却并不按固有的规律发展 ,在时代大潮洪波涌起时更是如此。
二
如何面对西方文化 ,如何处理好中西方文化的关系 ,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任何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对这一课题作出选择。在这一历史性的选择过程中 ,辜鸿铭、鲁迅、胡适分别成为了三类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的人物 ,他们因此也将自己铸进了历史。
辜鸿铭是中文中心论的典型 ,是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典型。他到新加坡殖民政府中任职以后 ,较多地接触到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 ,立刻表现出了极大热情 ,他完全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所吸引。为了能更好地阅读中国传统的经典作品 ,他在 26 岁时开始补习汉语。辜鸿铭的思想此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由原来的对西方的崇拜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崇拜。后来 ,这种崇拜走向了极端 ,以至于他根本不顾现实 ,只要是祖宗的就是好的 ,而只要是外国的 ,包括发达西方国家的东西 ,就肯定不如中国的。在辜鸿铭的眼里“外国的物质文明虽高 ,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 ,中国早已有过”等等; 1(P387～388) “只要从来如此 ,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 ,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 ,也便‘红肿之处 ,艳若桃李;溃烂之时 ,美若乳酪’,国粹所在 ,妙不可言”。1（P394～395）可以这样说 ,在思想体系和价值观方面 ,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辜鸿铭是一个最典型的标本。
胡适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 ,是西方文化思想中心论的典型。他的思想价值体系经历了一个由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标准向西方思想道德标准转化的过程。1904 年 ,少年胡适由偏僻的乡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大都市上海 ,在这个当时中西文化交汇点上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 ,胡适到上海学习时 ,不过 13 岁 ,这正是辜鸿铭赴欧洲求学的年龄 ,比起鲁迅 17 岁到南京求学的年龄要小。这种年龄是最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 ,但是 ,这种年龄也使得胡适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学问准备 ,缺少对眼前纷乱的社会的判断能力。胡适在上海不但学到了一些进化论的思想 ,博得了“少年诗人”的名声 ,也染上了打牌、喝酒、捧戏子、逛窑子的恶习。胡适思想的最大转折是在美国发生的 ,他学会了演讲、竞选 ,体验到了所谓的“美国精神”。胡适最感兴趣的是美国的政治 ,这不但为其终生不离政治打下了伏笔 ,也为他的“全盘西化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美国 ,胡适在政治思想上认定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 ,在科学研究上选择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提出了所谓的“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十字范式。他说:“我治中国思想与历史的多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 ,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罢。”2（P59）辜鸿铭走极端是由西方走向中方 ,而胡适则是由中方走向了西方。
鲁迅到南京求学 ,其目的也是为了寻求一条新的生活之路。与辜鸿铭所求学的英伦、胡适求学的上海比较起来 ,南京的开放程度是最低的 ,鲁迅的思想成熟的程度也是辜鸿铭、胡适所不能比的。到南京后不久 ,他就感到了封建条规的难耐。当然 ,南京还是使鲁迅有条件接受到一些新思想和信息。他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 ,这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他新的思想体系的支柱和基石。1902 年 ,21 岁的鲁迅来到了日本。他学日文 ,上会馆 ,往集会 ,听演讲。早期的鲁迅也受到了“全盘西化文化论”的影响 ,我们从他早期的那些过激的言论中是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的。但鲁迅最终没有步辜鸿铭或胡适的后尘 ,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鲁迅认为 ,对西方先进的东西我们是不能一律完全排斥的 ,而是要大胆地“拿来”为我所用。对我们祖宗的东西 ,也要辩证地来看待 , 不能以为凡是祖宗的东西就是好的 ,就要全盘无条件地继承。我们只能继承那些好的东西 ,要坚决抛弃那些坏的东西。鲁迅指出了正确对待西方思想文化的方法和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 ,这是鲁迅远比辜鸿铭和胡适高明的地方。鲁迅确立的这些基本的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是我们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的关系 ,处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继承和发扬关系的基本准则 ,其思想的光辉不但不随时间的流失而有所削减 ,反而更显得光彩夺目。鲁迅的伟大 ,正在于此。
三
由于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 ,辜鸿铭、鲁迅、胡适在对待新文学运动的态度上是不同的。
如果按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时间顺序来考察的话 ,胡适无疑是应该首先说到的。过去我们常常认为是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而胡适只不过提出了文学改良 ,实际上 ,胡适不但提出了文学改良 ,还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5年 9 月 ,胡适在送给友人的一首长诗中 ,最早提到了“文学革命”,后因一些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 ,在为《新青年》撰写的文章中 ,将“文学革命”论改为《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则不过是最早公开撰文提出了“文学革命”论之人 胡适是提倡新文化运动最早的人之一 ,也是名气最大的人之一。因而 ,他受到的攻击也是最猛烈的。林琴南连续发表短篇小说《荆生》、《妖梦》,其中的狄莫、秦二世均影射胡适。林琴南还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 ,指责胡适反对孔孟之道 ,废古书、废文言的行为是大逆不道。辜鸿铭在这场运动中也对胡适发起攻击 ,他在《字林西报》上连续发表文章 ,怒斥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实事求是地讲 ,鲁迅并没有象胡适一样 ,遭到如此指名道姓的内外围攻 ,保守封建势力的火力最初是集中在胡适、陈独秀身上。胡适一开始就有一种妥协和软弱的成分 ,我们从他不敢提“文学革命”就可见一斑 ,而且 ,胡适一是一味追求一种所谓形式上的新;二是要用西方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完全替代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 ,也就是全盘西化。历史已经证明 ,胡适的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鲁迅 1912 年到北京之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官场里做一个小官。鲁迅往往终日枯坐 ,甚是无聊 ,而社会活动 ,又大多荒诞可笑 ,鲁迅的心情很沉闷。整理国故 ,读佛经成了鲁迅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读佛经、趋古这些无奈之举并不是鲁迅内心追求的目标 ,表面上的沉寂也并不是鲁迅真正的内心世界的写照 ,在鲁迅内心涌动的是一阵阵的波涛起伏的洪流 ,是沸腾的熔岩 ,一旦时机成熟 ,火山就要爆发 ,熔岩必将喷发而出。《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的到来 ,使鲁迅居住的绍兴会馆热闹起来。钱玄同力邀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文写稿 ,鲁迅内心的火终于被点燃了。随着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的发表 ,鲁迅的创作变得一发而不可收。鲁迅进入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较胡适晚 ,开始时名气也不如胡适大 ,但鲁迅的起点较胡适要高得多。无论是思想的深刻 ,文字的圆熟 ,格式的特别 ,都是胡适不可比拟的 ,特别是鲁迅坚持新文学不但要有新形式 ,更要有完全新的内容的观点 ,更是胡适无法望其项背的。鲁迅在自己的后半生一直信守这一观点 ,直到生命的终点也不曾改变 ,鲁迅的方向 ,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如果说鲁迅和胡适在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还是站在同一阵营中的话 ,那么 ,辜鸿铭则一开始就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的。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 ,辜鸿铭的名字与新文化运动挂上钩的时间最晚。辜鸿铭连续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译论》（《Millard’sReview》）发表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1919 年 7 月 12 日 ）《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 ———读写能力和教育》（1919 年 8 月 16 日）两篇论文。《密勒氏译论》是当时极有影响力的英文媒体。辜鸿铭对胡适等人所提倡的废止文言文 ,提倡白话文的改革建议深恶痛绝 ,他认为文言文是天底下最优美的文字 ,根本就不需要改革 ,而用白话文是来自于外国的理论 ,外国人在别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的先生 ,但是 ,外国人是不能教我们如何学习中文的。他还提出了 ,白话文太容易学 ,如果真正推行白话文运动 ,那全中国的劳动人民都会学会白话文 ,而这些人一旦有了识字的能力 ,就会参政、议政 ,中国就必须会天下大乱。同时 ,如果中国大多数人都识字的话 ,象留学生这样的人也再无法过象以前那样好的生活了。所以 ,文字改革都是不可以的。辜鸿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奇谈怪论很快遭到了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反击 ,最后败下阵来。辜鸿铭虽然在他以后的岁月里始终坚持反对新文化运动 ,但这一切都阻止不了新文化的浪潮滚滚向前 ,辜鸿铭成了顽固不化的封建文人的代表。
四
辜鸿铭、鲁迅、胡适都关注中国国民性问题 ,并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辜鸿铭何时开始进行国民性的研究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材料 ,但最迟不会晚于 1915 年。因为在这一年 ,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他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中国人精神》,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和比较详细地研究和分析中国国民性的著作。辜鸿铭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与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完全相反的国民性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世界各民族国民性中最好的:“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 ,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3（P7）”。相比起来 ,美国人博大、纯朴 ,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 ,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 ,却不纯朴。放眼世界 ,辜鸿铭认为 ,只有法国人的国民性特质与中国人还有几分相似。辜鸿铭通过对比分析之后 ,他竟然得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世界最优秀的 ,是解决西方各列强各种毛病的唯一良药的结论。一位曾长期生活在西方的中国学者为什么会得出如此的结论 ,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费解的事情 ,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
胡适关注国民性问题开始的时间也没有详实的材料 ,大体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胡适没有专著来论述国民性问题 ,他的有关的观点散见于他的杂文、政论之中。胡适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国民性有许多的弱点和缺点。这样一个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般的监牢、夹棍子的法庭的封建国家和封建文化 ,已经使中国的老百姓丧失了活力。虽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也曾产生了一些杰出的人物 ,但是 ,几十颗明亮的星是照不亮那沉沉的黑夜的。与鲁迅不同的是 ,胡适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自卑的情节 ,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人 ,没有象鲁迅一样看到在落后下面 ,中国人民还蕴藏着顽强的生命的活力和勇敢拼搏的精神 ,这是两人差别之所在。
鲁迅是对国民性问题关注最多而且时间最早的人。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先生讲 ,1903 年 ,鲁迅就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国民性的问题 ,其要点有三:其一为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 其二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 其三为它的病4（P19）根何在 ? 自此之后 ,鲁迅可以说是穷自己一生的精力探讨这一大问题。鲁迅并没像辜鸿铭一样写出专著来对中国国民性进行多民族的比较分析 ,他的一系列有关国民性的论述散见于他的杂文和小说之中。他所塑造的阿 Q 被学术界公认为国民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自高自大、自欺欺人、麻木、落后、保守 ,是阿 Q 性格的最基本的特征 ,也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重要判断。鲁迅在作出这一重要判断的同时 ,也明确指出了中国人民并没有彻底丧失自信 ,中华民族的脊梁并没有倒下。这样的结论无疑具有科学性和完整性 ,这也使得鲁迅既不同于辜鸿铭的盲目排外论 ,也不同于胡适的崇洋媚外论 ,从而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沈卫威.胡适传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3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卷）（黄兴涛,等译） M. 海南:海南出版社,1996. 4 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