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人：廖子光 仲大军 张宏良 杨晓陆 等
时间：2008年9月30日上午
地点：北京月坛北街七彩云南茶楼
中国要重走社会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厦早晚是要轰然倒塌的。美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主义的问题，体制问题，制度问题。它向中国警示：过度个人主义、过度贪婪的资本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东方的集体主义仍然是有价值的，北京奥运会发扬的就是文革精神，大众动员。西方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要注重东方文化的价值。
国内那帮人已经没有后台了，成功的榜样已经消失。通过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国要好好反思以往的思想路线，要重新找回信仰，夺回话语权，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为个人谋利益的自私自利的那套东西在中国行不通，就是通的话也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把平民大众打入十八层地狱。
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国历来是搞大同的，而不是搞小康，只有个别的时候搞小康。中国一天不放弃小康，就一天做不了大国。 《大学》里说：“国不以利为利，国以义为利。” 中国在一个历史时期里被迫陷入过度竞争的残酷的资本主义，但这种情况是有时间性的，一旦中国超越了外部的强势和竞争，中国还会回归尚义文化和大同文化的。
所以，这一轮竞争，中国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的主义！找回话语权。如果思想上仍然受外人指导，那么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改革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走上了两极分化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放弃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么年里的主要倾向是拉大社会贫富差别，而极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更加有利于这种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形成。
那些只搞自由市场经济、不搞民主平等政治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加速了中国两极分化的进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程度。象张五常这种人，居然高喊“平生没见过这么好的制度，腐败哪有那么严重！” 可见，这种发展模式是一小撮权贵腐败分子的天堂，人民大众的悲剧。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认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的道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平衡社会财富，才能使财富不为少数人占有。社会主义是一个可以均衡社会财富、可以使全体人民均衡发展的制度，而不是让社会向贫富差距的两极发展。但是，这些年里，我国均衡社会财富的制度失灵了，可以均衡社会财富的法律、政策始终缺失，象资产税、遗产税等限制富人财富的税种迟迟不能出台。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当社会主义被抛弃的时候，中国社会才能出现让贫富分化如此迅猛发展的现象。
因此，中国今天必须重新树立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确立平等的思想，要矫正前些年里一味个人致富个人敛财的局面，特别是纠正一味发展经济、不顾思想道德的单一发展模式。三鹿奶粉等事件都给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再不矫正改革的方向，中国社会的溃败是在所难免的。
全球化是西方的全球化，弱国的殖民化
自由贸易是当年英国的国家思想，也是今天美国的国家思想，并不是适宜全球所有国家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自由制度主导之下，落后的国家永远也追不上去。当年德国打仗就是这个原因。德国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国际分工是今天美国的国家思想。按着比较优势理论，中国永远要位于世界产业链的低层，永远处于打工者的地位。 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经济学理论走，研发越来越薄弱，整个行业地落入跨国公司之手。核心技术总是落在发达国家后面。并且，这种模式已经使许多行业定型化，固定化。再跳不出这种理论，中国永无出头之日。
另外，中国还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这一提法。如果说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家思想，那么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的国家思想。这个全球化就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殖民化，发展中国家还全然不觉，欣然接受，但等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国将不国了。象中国，今天有多少行业和产业已经全部沦落入外国跨国公司之手？中国再不抵制全球化和警惕全球化就要成为殖民地了。
经济自由化是少数精英群体的天堂，他们可以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随意选择出国生存和发展，选择更适宜他们生活的国家。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总是外流的，一旦一批人富裕起来，他们便将财富和妻儿老小转移海外，国内只是成了一个赚钱机器，留在国内辛勤劳作的只是平庸百姓。这就是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好了的道路，发达国家是宝塔尖，穷国的精英和财富都可以自由流向发达国家的宝塔尖，发展中国家永远是廉价的劳作场。
中国借给美国的钱是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由于美国大量的购买，所赚的外汇再放回美国。美国就是靠印钞票发家的，美国变成了今天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就是搞赤字政策，利用发债来赚钱。
中国借给美国的钱有多少？是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一个发展中国家竟然成了富国的提款机。 出现这种现象的确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掌握着国际货币权，中国出现了重商主义和不均衡发展战略。这内外两个原因相结合，就使中国成了发达国家廉价的打工仔。
要让美国回到实物经济，让泡沫破到底。美国目前只有两种方法，一是高通胀，把原来的呆坏帐消化掉，但又不敢。二是央求其他国家的央行出手帮忙。
中国要自主发展，不能搞买办经济
十月一日之后中国要起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很快就能变成国际货币。欧元做不了，因为没有政治基础，没有国家主权。
欧洲和日本的生产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多，中国不需要外资，中国要用主权信贷，发挥主权信贷的作用。 但美元仍然还是重要的货币，人民币还不能代替美元。再有几年，中国超过美国，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看。
中国要控制中央银行，我听说央行与财政部有矛盾，我支持财政部。
中国要恢复GNP的统计方法，不能全用GDP。GDP是世界银行为了配合西方推行全球化而制造出来的，为的是麻痹发展中国家 ，以利于跨国公司收购兼并。今天中国的GNP有多大？大约是GDP的50%。国内的产出实际上有一半是外人的。
中国的文化要崛起，不能搞买办经济。但这些年里，中国基本上是在搞买办经济。买办几乎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这种现象关键与丧失自信有关。美国当年罗斯福的新政的农业政策是抄王安石的，是向中国学的。中国不是没有好的东西，中国人要有自信。
中国不能再开放了
中国不要再开放了，中国不欢迎外资。出口不要再增加了，要把外贸降到占GDP的30%左右。
这次美国与温家宝总理谈，美国还是想打开继续中国的市场，中国领导人口头上迎合，但心里不一定是真的。
美国人通过这次风暴，也意识到国际化的不利。企业都搬走了，美国空心化，他们的退休金都要靠发展中国家的股票。所以，发生这次金融地震之后，全球化的思潮要在世界范围内全面退潮。
但美国最多退回到保守主义，放弃全球化和国际化，它的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不会改变的。政府干预会多些，反垄断会加强。所以，凯恩斯与马克思的不同就在于：凯恩斯是延续资本主义的寿命，马克思是推翻资本主义。因此，凯恩斯才是马克思最大的敌人。
中国的方向是退回社会主义，减弱资本主义。
中国要搞大方外交 用公民概念代替民族概念
我们的目标是做世界的大国，不仅仅是亚洲的大国。对外要搞大方外交，在对日本等国的政策上要搞安抚外交。与日本越敌对，它就会越跑到华盛顿一边去。看看唐朝对日本是多么大度，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实际上也是中国的。日本也是有民族情感的，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人不会忘记。
所以，中国发展起来之后，要对周边国家搞安抚外交，大国要有大国的风度。一旦日本回到中国这边来，美国就会孤立。
强大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小岛国家。一种是人口多的国家。人的生产力比消费力要多，否则就是制度不好。所以人口问题中国还是要注意。人口多的话并不一定要导致物质消费降低。人口少的话，再发展也是德国模式。所以最大的潜力是人口！
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个道理。只生一个孩子的国家是国家的失败！
在边疆地区，汉族只生一个孩子，少数民族可以多生，这种政策带来许多问题，并且将不同民族的学生分校学习，造成民族隔膜和隔离。这都是80年代制定的错误政策。
而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的政策全是美国忽悠的。现在必须纠正。纠正的方法就是用公民的概念代替民族的概念，弱化民族概念，弱化民族性。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更大的人口自由流动和民族交融。打破过去的地区封闭和户籍封闭。
中国是文人的国家，西方是商人的国家
东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历史上是文人的国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高于商人；西方是商人的国家，商人的地位要高于文人。中国要走哪一条路？如果走西方的文化体系，那么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充满铜臭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残忍无比的国家。象出现三鹿奶粉这种现象，就是追逐金钱文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早就把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好，义从来就是居于首位，利从来就是处于次位。任何时候利高于义，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因此，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重义轻利的国家。改革30年，重义轻利的文化被颠倒了，于是社会开始出现了危机。
在一个国家里，学者有权最好了，让良知主宰和主导社会。这样的话，其他利益集团便不会太误导社会，干预社会。希望在座的学者在社会上都有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学者的作用。要把这个国家引向哪里？是学者群体的事。官员和商人都是办具体事情的，方向问题要由学者来引导。所以知识分子群体在国家最重要。中国的传统是学者地位高，现在是商人地位高。
孔子早已经说了，君子是风，小人是草，风往哪吹，草往哪倒。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矫正中国的风向，把国家引向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的方向去。但今天中国的问题是，一大批学者盲目地迷信西方，完全丧失自我意识。这是改革30年开放过头的最大后果。随着中国逐步发展，中国人正在慢慢找回失去的自信。
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正在崩溃。中国不重新思考不行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要重新团结起来，不要再互相骂了。要检查以前的错误，形成共识，除非那些顽冥不化的人，不可救药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