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店楚简的一万三千多个汉字中,大约有将近七十个“仁”字。这些“仁”字,不论是出现在道家思想的文献中,还是出现在儒家思想的文献中,也不论它上下文义怎样,出自那位抄手之手,全都一无例外,皆从心从身,作■。这个字,以前也曾出土过,《古玺文编》有著录(编号5381、1149等)[i],可惜是或者未被认识,或者误读为“信”[ii],以致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被白白闲置了若干年。
《说文》上说:“仁,亲也,从人二。古文仁,从千心,或从尸。”它所说的“从千心”的古文,正就是我们现在从郭店简上看到的从身心的■字;只因为“身”符有时被简化,大肚子变成一个实心的黑点,有点像是“千”字,於是从身心便被误会成从千心了。
至於《说文》说的“或从尸”的古文仁字,我们在出土文献中也能看得到。譬如中山王鼎有“亡不率仁,敬顺天德”句,包山二号墓180号简的“童笋(人名)阴仁汝”,其仁字都是从尸从二的。
这两种古文仁字,我们今天都能看到了,确是一件幸事;但麻烦也随之接踵而来。因为我们注意到,中山王活动的年代在公元前310年前後,与郭店楚简主人的年代大体相当,两地同样标榜仁义,何以其仁之字形竟如此大不一样?尤有甚者,包山二号墓同郭店墓,同处一时,同在一地,同一个仁字也作两样写法,更令人大惑不解。过去我对“义”字的变迁,曾有过臆测(见《儒家辩证法研究》,1984),结论不无趣味;这一次想再谈谈“仁”字,看看它的变迁,有无什么思想文化上的意义。
(二)
先看从尸从二的古仁字。尸,说者多以为是横陈的人形;那是就後起的字形而言。在早先,它本是直立的人形,并不横陈,作■,隶定为尸,读如“夷”;所以《玉篇》说,古夷字亦作尸。此说有甲文和早期金文的多个“征尸方”字样可以印证。所谓“尸方”(亦称夷方、人方),乃夏商周人对东方(今江苏山东一带)氏族的泛指,有所谓“九夷”之名[iii]。古仁字从尸实系从夷,而从夷之所以为仁,当是夷风尚仁,风名从主的缘故;孔子怨叹道不行,曾“欲居九夷”,当因夷人能仁,不是随便说说的。这一推想,还可用“夸父”和“夸气”为例,从侧面试作一证。大家都知道,有个神话故事叫夸父逐日。“夸”是一个小小的巨人族[iv],“夸父”就是“夸族首领”或“某位可敬的夸人”的意思。“夸”这个字,直到现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口语中,还常用来表示粗大、憨直、土气之类的气质和外观。这後一层意思和称谓,便是从前一层意思衍生出来的,是前一名词的形容词化;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夷”和“仁”的关系,大概也是如此。尸(夷)是东方的氏族,尸(人、仁)是夷族的族风。
这个尸(夷)字,在甲骨学初期曾被释为“人”,尸方被说成“人方”。其实这倒无可厚非,因为字形确实如此。所以从尸字衍生出来的仁字,古字从尸,今字从人,本来也没有分别,因为所从的本是一个偏旁,只是书写有异隶定不同罢了。
“仁”字除去或从尸或从人以外,还有个共同点是都从二。汉儒曾抓住过这个“二”字大作文章。郑玄注《中庸》“仁者人也”句说:“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所谓“相人偶”,即互相人偶之,亦即互相亲爱的意思。因此他们认定,仁是一种行为,而不甚注意仁也是一种心态。後来到了清代汉学家,为了反对宋学的心性说,遂把问题说得更死,譬如阮元在《论语论仁论》中说:
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必人与人相偶而仁乃见也。
就是说,他们认定“二”是仁字的核心部件,是仁之所以为仁的关键。而在我看来,“仁”字的关键部件在“人”,人就是尸,就是尸族族风,就是仁。至於其所从之“二”,很大可能只是一种装饰性的符号,古文字学上所谓的羡划。这一点,从甲文和早期金文的“尸”字只是简单的人形,而没有“二”划可见。後来出现了“二”划,想系为了装饰和补白(例证甚多。郭店楚简中的中、为、谓等字形多如此),并无“二人”或“相人偶”的大义。如果当年造字者真想要在字形上注以相人偶之大义的话,他也多半不会用一个抽象的数字二来充数,而会像创造“从”、“比”、“北”、“化”诸字那样,用两个具体的“人”形来表示,譬如说,使两个人形相向,便足以表示互相人之、偶之(与“北”字之二人相背的乖意相反)的意思了。
我说仁字的“二”划是补白,还有文献上的旁证。《诗·小雅·四月》有“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句,这个“匪人”,绝非咒骂先祖不是人,而是“不仁”的意思。《论语·宪问》“或问管仲。曰:人也”的“人也”,也是“仁也”的意思,绝非简单指出管仲是“人”而已。类似的例句,肯定还有不少,只要细查古籍,当能发现更多。前人说,“仁字不见於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爻辞之内,似周初有此言而尚无此字,……盖周初但写人字,《周官礼》後始造仁字也。”[v]周官後始造仁字之说,於时间上未必妥当;起先但写人字,也就是尸字,後来加上二划作为美化,或作为与所从出的名词尸字相区别,大概是事实,是符合文字发展路数的。
(三)
现在我们再说从心从身的仁字。这个■字,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可能只是郭店楚简成书年代或抄录年代的产品,而且更有可能是某种观念或理论孵化出来的产品。因为我们注意到,在这批简牍中,除去这个从心的仁字外,还有大批别的从心的字,如义、勇、畏、孙、顺、反、疑、难、易、欲、谋、喜、哀、昏、宠、欺、求、与、为、知,等等。细察这些带心的字,仿佛都是为了强调其作为一种心态,以区别於对应的行为,而特意创造出来的。譬如《缁衣》篇的“恭以莅民,则民有孙心”句,其孙字带有心底,便是想要表示心态的谦顺,而非从辶的逊字所在表示的那种行为的驯顺。又如《穷达以时》篇有“君子谆於反己”句,反字下面加心符,显然是强调反躬自问的意思,所谓“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式的反求诸己。它与《老子甲》篇“返也者,道动也”之强调行为的反字,适用范围是不同的。这“孙”字这“反”字,像上面列出的许多其他带心的字形一样,以前不曾有过,以後亦不复存在,只是在这个年代里,结伴而来,有如潮涌,铺天盖地,绝後空前,确是一桩很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
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心态问题,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格外注意。这诸多带心的字样,自然是在人们对相应的心态与行为有了认真思考以後才造得出来的,而且是在认为有必要将心态与行为加以区别的情况下才造将出来的,是为了某种理论表示的需要而造作出来的,正像今天的化学家们为了表示新知元素而不厌其烦地大造其字一样。
这一设想,由於这批简牍一些篇章的内容而得到证实。稍微涉猎者都能看得出,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忠信之道》、《六德》、《五行》、《语丛》等篇幅,在心性问题的研究上,呈现出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这是一个此前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人类只有在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了足够的认识後,才有反回头来对自己进行认识的必要与可能。於是乎,新的领域孕育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锻造出新的术语,新的术语有时会需要新的文字。而新的文字中,最耀眼的,首推从心从身的仁字[vi]。它是当时子思学派将孔子的人道理论建基於人情、人心和人性,从而使儒家学说迈入新阶段的集中表现。
仁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从孔子推崇“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和“欲居九夷”的言论来看,他是把自己的仁学和尸(夷)风尸(夷)俗视同一体,并以之为美的。而到了郭店楚简成书、诸子百家竞起,“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时代[vii],情况便起了变化。同是孔子所提倡的那个仁,此时已不能再停留在单从九夷源头来追溯的老调调上,而更需要着眼於挖掘它的形而上学身价,发现其人情人性的本质[viii]。所以,孔子尽可以沿用以尸作仁为术语,因为他的仁学是述而不作的;而子思们的形而上的仁学,便不便再安於历史的茧壳,而不得不改弦更张了。於是他们甩掉了早先那个从尸的仁字,另外造出一个崭新的反映时代要求的仁字来。
仁字抛开从尸或从人的依傍,而改成从心的字样,这意味着造字者们在向世人宣告:仁德并非某个氏族(尸方或人方)所专有,也不是从哪儿借鉴和复制而来的傥来物,有如先前从尸的仁字所显示的那样;仁者人也,它本是人类(凡有“心”者)所特有和所必修的美德,是人之所以异於禽兽的天命之性。
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至少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
只不过,这件事的推广并不顺利。与郭店楚简同时的中山王鼎的仁字依旧从尸从二,另一同时兼同地的包山二号墓的仁字也是依然故我,便透露出革新并非易事。幸好《古玺文编》上录有28个从心从身的仁字,数目可谓不小;人们把这个新字镌刻在印玺上,说明它已被采用为贵族们的名号或标记,说明这一观念还是得到重视的。
一滴水中可以见世界。一个仁字的变化,反映了儒学史上的一次大改观,是值得认真研究说明的大课题,愿与有志者共进。
注释:
[i] 罗福颐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264、51页。
[ii] 《古玺文编》共收录从心从身的仁字28例,误识为“信”者22,未识者6。
[iii] 後人有将“九夷”坐实为九个实数的,其实大可不必。九者,言其多也。
[iv] 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海外北经〉、〈大荒北经〉注。
[v] 阮元:《研经室集·论语论仁论》。
[vi] “义”观念在此时,也受到特别注意。只是“义”字字形在郭店楚简中有五种之多,说明它的地位尚在奋斗中。
[vii] 《庄子·天下》。
[viii] 孔子以後,学生们大体上从两种路数来发展仁学。易传一派,相外扩展,将仁与宇宙联系起来;子思一派,相内追求,以性情心命谈仁。此处就子思学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