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称中国是“礼义之邦”。这话没错儿，但说得更准确点儿，应该说中国是“礼乐之邦”。与礼地位同等重要的还有“乐”，所谓“乐”就是以雅正的音乐来调和人的性情，导正情绪上的偏失，使人们内心充满了和乐喜悦，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社会详和有序。如果说礼偏重于社会功用，那么乐则更偏重于人内心深处的自我修正，把不健康的心理状态调整到健康、正常的心态上来，可以说，礼主外，乐主内。社会和谐的根本是人自身的和谐，这就包括身与心的和谐，身与身的和谐，心与心的和谐，这样看来，礼着重于身教，乐着重于心教，二者缺一不可，需相互配合，合理施教，才能达到民心和乐，社会安定有序的教学目标，由和谐个体组成的国家社会便会呈现出太平治世的气象，如文武成康之治。
“礼坏乐崩”最早出处为《汉书•武帝纪》：“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意思指的是：古代制礼，把它当作社会道德、行为的规范；把制乐人微言轻教化的规范。形容社会纲纪紊乱，骚动不宁的时代。
“乐”本是象形字、象征的是一种乐器。古代举行祭祀神灵的仪式的时候，一般都要演奏乐器、表演舞蹈，并且伴有歌唱，那歌词就是“诗”。所以，乐这个字不光是指音乐，还包括舞蹈、诗歌等。《诗经》有一部分诗叫“颂”，这类诗都是当时国家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时演唱的。相传，黄帝以后，每个朝代都有它们特有的乐舞，黄帝的叫《云门》，尧帝的叫《咸池》，舜帝的叫《韶》，夏代的叫《大夏》，周代的叫《大武》。直到唐代，还有宫廷乐舞叫《秦王破阵乐》，据说是唐大宗李世民亲自编导的，表现他的文治武功。大约在商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对礼乐制度进行了改造，并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交往的仪式。事实上，对儒家学说的批判与继承的要点在于发扬其人文主义精神。打出“反儒”这面大旗是有其重大历史意义的。任何事情如果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看待，难免会陷入“刻舟求剑”的臼巢之中。同样，如果不能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认识到凡事有利必有弊，则会做出“脏水孩子一起泼”的蠢事。正如伟大英明的毛主席所言：批评是为了更好的团结。
“乐”，是一切艺术中最具有混沌气质的艺术。混乱无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人们早已从不同的方面认识到宇宙的原始状态：即无序。物质无序才会产生摩擦，产生火，产生运动。苏格拉底也曾肯定地宣称：“风平浪静对世界有害，狂风暴雨才会使事物永存”。庄子在《应帝王》一篇中将“混沌”人格化，并认为会因人类的雕凿而死。大气流变、海洋气候、漩涡、生物链、血液、噪音、战争、股票指数、人类行为、思维、梦、内分泌等等，无一不是混沌的产物。
谈起“乐”。也一定离不开“国乐之父”（古琴），她是世界乐坛公认为最古老、最纯粹、非常特殊的华夏本土弹弦乐器，是一种集中国政治、宗教、文学、绘画、诗歌等于大成的国粹宝藏，每一个曲子背后都有很强的文化蕴涵。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天上有五星，地上有五行，世上的声响有五音，因此，它便有了五弦：宫、商、角、徵、羽。象征着金、木、水、火、土。后来周文王为了悼念他死去的儿子伯邑考，增加了一根弦，武王伐纣时，为了增加士气，又增添了一根弦，所以古琴又称文武七弦琴，长3尺6寸5分，代表一年有365天，琴面是弧形，代表着天，琴底为平，象征着地，又为天圆地方之说。
三皇五帝之治世，虽不能说绝对相同。但其间都有共通之处，即最大限度地顺人性而治，以期达到安祥自在的目的。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说，安祥自在是华夏先人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三皇五帝的理想，虽尚无文字以记载，但其安祥自在的精神，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为后世所推崇。乃至老子、孔子等顶级思相导师，虽思想各异，而对上古那恬淡宁静安祥自在之遗风，却无不崇敬之极。这当然也是必然之事，因为安祥自在，本是华夏先人共同的理想境界。自从有了伏羲、神农、黄帝等祖先的治世理想，也就有了关于琴的故事。古德先贤的理想，往往是通过琴来表达的。伏羲、神农、黄帝、虞舜等造琴的传说，在琴界流传很广，而孔子、庄子等重量级人物也都是琴学大家。至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在古琴文化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王兴周,鸣琴而治》的典故：以礼乐教化人民,达到“政简刑清”的统治效果。《周礼注疏》记载：“懿美”至“称夏”。夏之意，以夏者大也，乐歌之大者称夏也。夏之属有九。《周礼》有九夏，知此夏为乐歌也。凡乐事，以锺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陔夏》、《骜夏》，以钟鼓者，先击钟，次击鼓以奏《九夏》。乐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玄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然则以九夏别有乐歌之篇，非颂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称夏。
《史记》的故事：有一次孔丘和师襄学一首琴曲，十日不学新的曲子，师襄说，你已经掌握了这首曲子的弹奏技巧，可以学新曲了，孔丘说，现在还不行，因为我还没有领会到这首曲子的深刻内涵，这首琴曲与以往所的的琴曲不同，博大精妙；又过几日，孔丘向师襄报告说，我已经领会到此曲的内涵，但仍然未领会到作曲人的风貌胸襟，所以仍然不能学新曲子，又过几日，孔丘再向师襄报告心得：我在反复的弹奏过程中，似乎看到作曲之人，胸怀宽容四海，功德大于高山，为我华夏之族开辟了昌盛的乐土，此人若非周文王还会有谁呢？师襄感叹道：今日方知仲尼之博学，此曲正是“文王操”。
“操”就是琴曲名，风俗通谓。《文王操》为周文王作。纣王无道，诸侯归文王，其后有凤凰衔书于邻，文王乃作此歌。文王是华夏民族的缔造者，周朝奠基人，后世把文王当作“内圣外王”的德行圣君。《文王操》的音乐形象即是周文王。文王是孔子最崇敬的圣贤，也是他最高理想人格的象征。《文王操》的音乐，正是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曾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颂歌。可见一曲《文王操》,蕴含了几多人间浩然正气，涵摄了多少天地人性真义!人们公认《文王操》可以净化心灵，消融渣滓，无愧于传统的精品琴曲。
正如诗云：琴曲响起：空空渺渺，悬而不绝，似悲含悯，慈祥之气，充沛天地；铮铮泠泠，弦弦顿挫，至柔至韧，仁爱理性，庄严肃穆。聆听此曲，荡涤心灵；智慧雅韵，意境深邃；一隅天下，心包太虚；而今而后，慕贤慕德；天道未已，古德永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天一体，物我两忘；杂然流形，沛塞苍冥；磅礡之势，巍峨耸立；日月同明，天地合德。千古绝唱，万古流芳，光照日月，德风仰止！壮哉，文王之操；伟哉，文王之德！
除《文王操》外，《获麟操》也是现存世界最古老的曲子之一。麟就是麒麟，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获麟解》云：“麟一角而载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游必泽土，祥而后处，不履生虫，不践生草，王者有出，与凤龟龙谓之四灵。”《吴越春秋》里说：“禹养万民，凤凰栖于树，麒麟步于庭。”可见当时的太平。有成语叫威凤祥麟，指的就是凤的威仪和麒麟的吉祥。古人认为，凤凰和麒麟都是瑞兽，麟凤同出也象征天下太平。凤毛麟角则是指非常罕见。
《左传》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那是鲁哀公十四年，叔孙氏打猎时捕获一只怪兽，大家不知道它是麒麟，误以为不祥之物，麒麟竟招遗弃而死。孔子的弟子冉求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称它“像獐子有角”。孔子便要亲自前往观看，他对车夫说：如果按冉求所说，那不就是麒麟吗？到了一看，果然如此。孔子说：麒麟的出现是天下太平盛世的征兆，天下有太平盛世才有麒麟出现。可是麒麟刚刚出现，就被打死了，太平盛世还没到来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这一次孔子也受了深深的打击。
《春秋》中也有“西狩获死麟。”故《公羊传》解释道：“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关键在于“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春秋》，今文派认为完全是孔子所着。而古文派认为原为鲁国的史书，经孔子修订而成。以“西狩获麟”终结，故又称《麟经》。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由于经文极为精简，所以后世流传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本传来解释原文。其中《公羊传》《谷梁传》为今文派作品，重义理，强调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而《左传》则重历史。
《春秋》以记载谨严着称，绝不语怪、力、乱、神没有的事，更不会捕风捉影地瞎说。再如《历朝纲会纂》、《纲易知录》、《曹南文献录》、《曹州府志》、《巨野县志》等也都作了如实的记载。“西狩获麟”发生在周敬王庚申三下九年（春秋鲁哀公十四年），而孔子的《春秋》一书，也恰恰在这一年脱稿，这时孔子已七十一岁，从此已不再着书。这就充分证明了至今仍在巨野流传的“孔子获麟绝笔”的故事是真实的。孔子获麟绝笔，从客观上讲，是年纪大了精力不佳。但从主观上讲，感麟而忧也是个重要原因。传说在鲁哀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怀了孕，祈祷于尼丘山，遇一麒麟而生孔子，因孔子降生时，头顶长得有点象尼丘山，帮取名孔丘字仲尼。孔子遇麟而生，又见麟死，他认为是个不祥之兆，立即挥笔为麒麟写下了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由于孔子感麟而忧，再加他唯一的爱子孔鲤的早逝，使他难过极了，终于在鲁哀公十六年与世长辞了。孔子死后，获麟绝笔的故事广为流传。唐代大诗人李白《古风诗》中就有“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诗句。难道说“麒麟”在孔子时代也许真有这种动物？如同当今“华南虎”一样稀少？
与主流的“乐”并存于世的就是“郑卫之音”，即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这一地区早期是商民族聚居区。武王伐纣灭商后，将其一分为二，分别建立诸侯国，以监视殷商遗民，防其作乱。但武王死后，三国勾结叛乱，周公旦率军镇压，并将该地分封于康叔（武王之弟），永久监管。
因此，可以说“郑卫之音”，实际上就是保留了商民族音乐传统的“前朝遗声”。由于它表达感情的奔放、热烈和大胆，也内含着某种团聚意识，因而使独宗“雅乐”的周王室及其维护者常常加以排斥和否定。
郑、卫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诗经·国风》凡160篇，郑风、卫风合为31篇，约占五分之一。各国“风”诗，多是短小歌谣，“郑风”、“卫风”中却有一些大段的分节歌，可以想见其音乐结构的繁复变化。在一些反映民俗生活的诗篇中，常有对男女互赠礼物（《诗经·郑风·溱侑》）、互诉衷肠的爱情场面的描写，隐隐透露出一股浪漫气息，产生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正是因为这特色，才使能从铿锵鸣奏的“金石之乐”中听出钟律不齐，精通音乐的魏文侯，对孔子门徒子夏说了下面一段话：“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较魏文侯稍晚的齐宣王则说得更坦率：“寡人今日听郑卫之音，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他们的评价，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僵化凝固的雅乐的厌弃和对活泼、清新的俗乐的热爱。相反，维护并力求恢复雅乐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则“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第十七》）。系统反映儒家音乐思想的《乐记》里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正由于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居于极特殊的地位，“郑卫之音”始终成为靡靡之音的代名词。直到近代，这个公案才得以推翻，恢复了它的历史面目。
高山流水，和谐琴瑟。“乐”不仅是一种很独特且值得参研的文化；而且是一种远远超越音乐的音乐文化；不仅是一种震颤人心的心灵文化，而且她目睹了中华民族的兴衰，记述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变革，反应了炎黄子孙的安祥、和谐、寂静、洒脱、自在的思想内含。从道家主张调动和发挥人类自身所有的功能，使之与大自然取得和谐，溶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到孔子的“和为贵”；从墨子的“兼相爱”，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十七大会议会上，中央高屋建瓴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着“和谐之韵”的“乐”之内涵！
孔丘的弟子宰予曾说：如果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那礼仪就肯定会败坏了；如果君子三年不演奏音乐，那音乐也一定会被荒废掉。孔子自己也说：社会政治上了轨道的时候，天子就来制定礼乐制度，诸侯有不遵守这个制度的，天子就来发号施令进行征伐。社会政治混乱起来了，诸侯就自己制定礼乐制度，有征伐的事儿诸侯自己就决定了。可见春秋战国时候，人们把“礼乐”当作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可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现在世风日下的原因不是继承了“儒”、“道”，而恰恰相反是因为“礼坏乐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