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调剂分配之政策
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故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又日：“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而《管子》一书，于此尤三致意焉。其言曰：“贫富无度则失。”（《五辅篇》）又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侈靡篇》）又曰：“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轻重甲篇》）。又曰：“岁有凶攘，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按：谓以一取十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按：赓犹续也，谓资本不能回复循环也），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按：谓不能调均之，则贫富之悬隔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以贫富之不齐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按：钧同均，羡余也），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按：本谓务农，趣读为促），而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国蓄篇》）
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借，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育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
其策奈何？管子曰：
《国蓄篇》：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又：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也。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百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按：谓君何以养本也？本谓资本，谓君从何得此资本）谨也，春赋以敛增帛，夏贷以收秋实（房注云：方春蚕家阙乏．而赋与之，约收其增帛。方忧农人闽乏，亦赋与之，约取其谷），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又：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按：此语似极决于经济学理，然当管子时，自有其特别之理由，下文论之），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房注云：秩，积也按：房说非是，当同迭字耳），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
又：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 然，故观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
又：岁适美，则市粜无予（按：谓谷不值钱，故无所予而获粜也），而狗彘（音zhi）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镪，而道有饿民（谓一釜之粟值十镪。然则岂壤力固（本也）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巢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谓民所兴殖之事业，不能偿其所出资本），物适贵则十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管子之言治财多用扩字，注家不得其解。按《说文》“扩”下云：所以皮器也。李善《文选》注云：櫎者，门窗庑之通名。然则櫎也者，物之所凭借也，又物之所以资以流通也，吾求诸今世之名词则经济学上之术语，所谓金融者，即此物也）
《山国轨篇》：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按：轨，盖数量之意），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谓该地之田所产，足供其地民食。而有余者，置币以剂之也。）山田间田，日终岁其食不足于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山田间田所产少，不终其地之民食，察其所不给者若干，置币以补足之）。岁丰年谷登，谓高田（即有余之田轨）之萌（民也）曰：无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扩若干，请为子十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田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振，谓振济振救），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此处当有讹脱，不能悉解其意盖谓于胶田春田之区，各置币以酌盈剂虚。值丰攘之岁，则以币收谷于胶田之区，而随时市诸痔田之区，使以币偿值也寄币者，谓受人所贷之钱也。长加十者，价涨十倍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扩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国奉，盖合于国家法程之意。女有贡中程之帛者，国家宜偿以币，但己出币以买高田之谷，故当收其帛时先给以券，后乃以谷作为币而偿之也）。环谷而应英，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疑有讹脱）。谓大家委费家日：（富家也）“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古代君主游燕则索贡献于富民，此文殆谓是）谓邻县日：“有实者（谷实也），皆勿左右不瞻，则且为人马假其食。”（告各邻各县之民，使勿贱卖其谷。君所至，则人马须借食也。借食必酬以值）民邻县四面皆扩谷，坐长而十倍；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扩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大意盖谓初时将全国货币收之于上，物价自然低落〔、低落时乃散币而收之，物价自腾。腾则复散之也）
又：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按此盖言每季之某数日也，不知所指者为何日），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皆凛之，无费之家，皆假之器械公衣，己无归功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
《山至数》篇：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即价字）十倍，农夫夜寝蚤起，不侍见使五谷十倍，士半禄而死君（言谷价昂，则士所得者多，虽受半禄而肯为君死也）。彼善为国者，不日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日用之，使不得不用。
又：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日：“始取夫三大夫二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桓公日：“行币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日：“土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货在上，币费在下（房注云：贵，价也）。国谷十倍，数也。万物财物去十二，荚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房注：矩券，常券也）君实乡州藏焉，日某月某日，苟从责者（房注云：责，读为债），乡决州决，故日就庸一日而决。国英出于谷，轨国之荚，货币乘马者也［房注云：言应合受公家之所给，皆予之币，则谷之价，君上权之，其币在下，故谷倍重其有。皮革之类堪于所用者，所在乡州有其数，若今官曹簿账。人有负公家之债，若未招种粮之类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类者，则与其准纳，｛如要功庸者（按：谓力役），令就役一日，除其债责。此盖君上一切权之也。详轻重之本指，摧抑富豪兼并之家，隘塞利门，则与夺贫富悉由号令，故可易为理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按：轻谓价贱，重谓价贵也）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轻重丁篇》：桓公日：“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庸而巢贱。欲以东之贱被西之贵，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日：“今齐西之粟，釜百泉，则枢二十也（五枢为釜，每釜值百钱，故每枢值二十钱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抠二泉也。请以令籍人三十泉（籍，税也）得以五谷获粟决其籍。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于仓廪（言君下令使每人纳税三十钱，但照时价以谷代纳，则齐西之民仅出三斗已盈其数，齐东之民须出三釜乃盈其数，是国库可以得每釜十钱之粟也）。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本，资本也；新陈，指谷言），若此则东西相被，远近之准平矣。”
《轻重乙篇》：桓公日：“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日：“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债，此当是釜字），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桓公日：“重之有道乎？”管子对日：“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
《轻重丁篇》：桓公日：“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对日：“惟反之以号令为可耳！”桓公日：“行事奈何？”管子对日：“请使宾青无驰而南，限朋驰而北，宁戚驰而东，鲍叔驰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请号令谓四子曰： “子皆为我君视四方称贷之间，其受息之氓几何？千家以报吾！”鲍叔驰而西，反报日：“西方之氓者，带济负河，范泽之萌也。渔猎取薪蒸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其出之，钟也一钟。其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宾胃无驰而南，反报日：“南方之萌者，山居谷处，登降之萌也。上研轮轴，下采抒栗，田猎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宁戚驰而东，反报日：“东方之萌，带山负海，若处上断福，渔猎之萌也。治葛缕而为食。其称贷之家，丁惠高国，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千钟。其出之，中钟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曝朋驰而北，反报日：“北方之萌者，衍处负海，煮沫为盐，梁济取鱼之萌也。薪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凡称贷之家，出泉参千万，出粟参数千万钟。受子息民参万家。”四子已报，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桓公日：“为此有道乎？”管子日：“惟反之以号令为可。请以令贺献者，皆以锯枝兰鼓，则必坐长十倍其本矣。君之栈台之职，亦坐长十倍，谓以令召称贷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筋。桓公举衣而问日：“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闻子之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终其上令。寡人有锯枝兰鼓，其贾中纯万泉也，愿以为吾贫萌，决其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称贷之家，皆齐首而稽颖日：“君之忧萌至于此，请再拜以献堂下！”桓公日：“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剿耙，夏有以决芸。寡人之德子，无所宠。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于心。”故称贷之家日：“皆再拜受。”所出栈台之职，未能参千纯也。而决四方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四方之萌闻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日：“夫垦由发务，上之所急，可以无庶乎？君之忧我至于此！”此之谓反准。
《七臣七主篇》：政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不足［房注云：岁既败，凶，虽有义事，不足以行其礼。按：房说谬也。义字乃羡之讹耳。羡，余也。羡与不足对举，书中屡见。败字，疑亦讹，当为岁有贩凶。TR者丰也。」。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房注云：春谷贵，秋谷贱。按：此训虽不甚谬，然管子之意殆不如是。
《轻重乙篇》云：“岁有四秋，而春夏秋冬各居一焉”秋者，即《书经》乃亦有秋之秋，谓成熟也。成熟之时谓之秋，则力作之时谓之春。时有春秋，不外今世学者所谓金融季节）而上不调淫（房注云：淫，过也按：谓调御其过度也），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房注云：得什泊之赢，以弃其本也按：此训非是，谓田商所赢得十百倍于其资本耳）。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誉（房注云：誉限也），皆用此作。
《轻重乙篇》：桓公问于管子日：“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日： “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日：“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不贰，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桓公日：“然则何以守时？”管子对日：“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大春农事且作，请以十伍农夫赋招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扩之所作也，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绩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故日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
此即管子所谓轻重之说。其一切分配政策，皆由此起，而调御国民经济之最大作用也〔考其枢纽所在，不外操货币以进退百物，盖货币价格之腾落，与物价之贵贱成反比例。而货币流通额之多寡，又与其价格之腾落成反比例。故货币流通之状态，近世学者取泉流布布之义，名之曰金融，即管子所谓财扩者是也。金融之或宽或紧，同一地也，因时而有差别；同一时也，因地而有差别。其原因皆各有所自来，而其结果则影响于国家财政与全国民生计者，至捷且巨。故今各国大政治家之谋国，未有不致谨于此者也。而中国能明此义者，阙惟管子。管子知货币之为物，凡以供交易媒介之用。其数量不能太少，亦不可太多也，故先斟酌全国所需货币知多少，准其书而铸造之，命之曰公币。
《山国轨篇》所谓“谨置公币者”是也。然则全国所需货币多少，何从测之？管子以为货币之职务，在于为百物之媒介而已，综稽全国民互相交易之物品，共有几何？其总值几何？则其所以媒介之之物应需几何？略可得也。故先察一国之田若干，其所产谷若干，复举一国所有谷类以外之一切器械财物（如《山至数篇》所举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等），而悉簿籍之。准其数以铸币，则币常能与国民之供求相剂，而无羡不足之患矣。《山至数篇》，所谓币乘马者也。此术也，以今世之经济政策衡之，诚觉其局滞而不适。盖国民之生产力消费力，随时伸缩，而其所从起之原因，极复杂谬辐，不能执一端而尽之。故以现在全国民所有财产，泐（音le）为簿籍，而准之以求所需货数之数，为法未免疏略，其缺点一也。同一货币之数，而缘夫流通之迟速，行用度数之多寡，而其资民利用之效力，强弱悬殊。比例于现有财产而固定其量，则货币伸缩之用不显，其缺点二也。经济无国界，故货币与货物，常互相流通于国际之间。虽准本国所有财产以铸币，然币之一出一人，不期然而然。铸币虽多，未必能长葆存于国中。铸币虽少，而外国所有者，常能入而补其缺。今仅以本国财产为标准，其缺点三也。由此言之，则管子所谓币乘马之策，决非完备而可以适用者也。虽然，凡读史当论其世，以今世经济情状律古代，不可也。古代机器未兴，民业不繁；国民生产力之变迁，不能甚剧；其消费力之变迁，亦缘此不能甚剧；而信用机关交通机关皆未发达，故货币流通迟速之率多寡之度，略有一定；而国际间货币之转移，万不能如今日之便。以此之故，管子比例全国民财产以置公币之策，实能适于其时代之要求；而为经国之一妙用，盖章章矣！夫货币价格之高下，既与百物价格之高下成反比例；而货币数量之增减，由政府操其柄；故货币之价格，政府常能操纵之。此无异一切货物之价格，悉由政府操纵之也。管子所谓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者，此也。
虽然，欲明管子轻重主义之真相，更有最当研究者一物焉，则谷是也。古代金属货币之用未广，人民恒以谷帛为货币，而谷为尤重（孟子所谓以粟易械器，粟即一种之货币也）。故古代之谷所以与今异者，今之谷专为交易之目的物，而古之谷则兼为交易之媒介物也。而谷之所以与金属货币异者，金属货币专为交易之媒介物，而谷则兼为交易之目的物也（所谓交易之目的物者，谓交易之目的期于得此物而止。如吾辈今日以钱买谷，其所欲得者即谷也交易之媒介物者，谓借此为媒介以间接求得其他之目的物，如农夫售谷而得钱。其所欲得者非在钱也，以有钱则可持之以买得他物耳。货币之性质所以与他物异者，全在于此）〔然则谷也者，以一物而兼此两种职务，而其两职务之性质，又互相冲突，是以极谬辐而至难御也。
管子之言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此即币价与物价成反比例之义，通诸东西古今而无二者也。夫既曰万物，则谷亦与居一焉。币价贵则谷与百物之价俱贱，币价贱则谷与百物之价俱贵。此易明之理，而今世各国共通之现象也（若因丰凶而谷价之剧变逸出常轨，此则偶然之事，不足以破此例此不徒谷为然，即百物亦有然矣）。乃管子之言又曰：“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此语也，以今日之经济现象衡之，殆适得其反。吾初读之而不解其所谓，及潜心以探索其理，乃知当时之谷，兼含两种性质：一曰为普通消费目的物之性质，二日为货币之性质。当其为普通消费目的物也，其价格固与百物同，为货币之价格所左右；当其为货币也则反是，而其价格常能左右百物之价格。夫金属货币价格之变动，其原因已极复杂，在今世之治经济学者，犹以此为全部学科中最奥衍之理。况夫以一谷而兼此两性，而其物又为人生日用须臾不可缺之品；在一切消费目的物中，效力为最强，而其数量之多寡，又常因自然力而变迁（如年岁之丰凶），非尽由人力所得左右，此实古代人民所最困之一问题也。夫交易之媒介物，太多太少，皆足以病国民生计。今以日用所不可缺之谷兼充此职务，偶值年丰谷多，则民食之外，尚有余粟。其所余则尽以为币材，而一国之币遂供过于求矣。偶值年凶谷少，则以全国之谷尽供民食，犹苦不足，更无余裕以充币材；而一国之币，遂供不逮求矣。、此古代以币权物之政策所以难施也。夫今世之金属货币，专以为交易媒介之用，不以为交易目的之用；而各国政治家所以酌盈剂虚之术，犹且戛戛然共以为难，而况乎管子之轻重主义，不徒以单一性质之货币（即金属货币）为枢机，而更须以复杂性质之货币（即一谷）为枢机焉。故今世之货币政策，则一而已；一者何？以币权物是也。管子之货币政策，其条件有三：以币权物，一也；以谷权物，二也；以币权谷，三也。此管子之轻重主义，所以其术弥神而其理弥奥也。
是故管子之调御国民经济也，既约定全国所需货币大概之数而谨置之，于是将此货币，随时伸缩其流通额，使与国民所需要相应。有时金融太缓慢，事业有萎靡之忧，则将货币收回于中央金库。《山国轨篇》所谓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是也。有时金融紧迫，生计呈恐慌之象，则将货币散布之于市场，所谓币在下万物皆在上是也。而其或收回之或散布之，非以威力相强也。因物价之自然，而弃人人之所取、取人人之所弃云尔。故曰：有余则轻之，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人君散之以重也。
然则其以币御谷之术奈何？谷为百物之一，彼其以币御物之术，其影响不得不波及于谷，固无论矣。虽然，当时之谷，兼充币材，徒以普通御物之术御之不得也。’吾观管子调和金谷之策，窃叹其与今世各国调和实币与纸币之策若合符节也。今世之货币，以金银铜等金属品充之，此实币也。然实币既不便携带，且其获得之与行用之，皆须有所牺牲，滋弗便也，于是乎为纸币以代之。然发行纸币，必须储实币以为兑换之备，故纸币之多寡，恒与所储实币相剂，此不易之理也。管子之所以调和金谷者亦然。前此人民以谷为币，而其不适于媒介之用者既甚多，管子乃广铸金币以代之（吾考中国用金属为货币，实始于管子·前此虽或有之，而其势力盖甚微弱），故谷则犹今日之实币也；金属货币，则犹今日之纸币也。今各国中央银行所以能握全国金融之枢机者，皆由实币与纸币调剂得宜。既能以币御物，又能以纸币御实币。管子之政策，亦犹是也。时而使谷在匕币在一F，时而使币在卜谷在下。此犹各国实币，有一时贮之于中央银行，有时散之于市场，凡以剂其平、广其用而已矣。
一国金融之紧缓，各地不同。敛之于缓之地，而散之于紧之地，此政策之妙用也。《轻重丁篇》所言调齐东齐西之谷价者，操此术也。
一年金融之紧缓，各时不同，泰西学者谓之金融季节。敛之于缓之时，而散之于紧之时，此又政策之一妙用也。《山国轨篇》所谓泰春泰夏泰秋泰冬为百物高下之时，《轻重乙篇》所谓岁有四秋、分有四时，物之轻重相十相百者，盖指此也。
然则管子所谓轻重之术可知矣。其枢纽不外以币与谷权百物，而复以币与谷互相权；而其所以能权之者，则当币重物轻之时，敛物而散币；当币轻物重之时，敛币而散物；当谷重物轻之时，敛物而散谷；当谷轻物重之时，敛谷而散物；当币重谷轻之时，敛谷而散币；当币轻谷重之时，敛币而散谷。质而言之，则以政府为全国最大之商业家。而国中百物交易之价格，皆为政府所左右也。遵是道也，则全国商业之自由，极受束缚。以今世之经济原则衡之，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然在古代信用机关、交通机关两未发达之时，商业上之自由，不甚有效。虽无政府以束缚之，民未必遂蒙其利也。而徒使人民之生产者，或供多而不遇求；使人民之消费者，或求多而不遇供；故毋宁以政府立乎其间，其力足以尽求全国之所供，其力足以尽供全国之所求。苟奖励干涉得其宜，而于助长全国民经济之发达，盖甚有效也。
然管子之政策，其效犹不止此。夫金融有缓紧，而物价有贵贱；在力薄之小民，固受其支配而莫可如何也。然而豪强素封之家，则其力足以乘多数贫民之急而垄断其利。管子谓物有高下之时，即人民相兼并之时，诚笃论也。而彼豪强者，非徒因物之高下，以弋取殊利而已；且常能左右物价使之随己意为高下。夫物价自然之高下，本由全社会公共经济之现象所造成。专其利于少数之人，固已非当，况复以人力而矫揉之，使随己意为高下，而因以制多数人之死命而自周其利者哉？此虽命之曰盗贼之行可也！管子之意，以为物价之有高下，而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术，常能博奇利。此经济现象之所必至，无能遏止者也。而此种奇利，则当归诸国家，而不当归诸少数之私人。归诸国家，国家还用以奖励民业，则其利均诸全国人民；归诸少数之私人，则一国财力所在，遂成偏枯。一方有余，而一方不足，所谓病肿而苦跌熬也。管子所以必以国家操此权者，盖为是也。
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今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Karteil）者，有所谓托辣斯（Trust )者，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吁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于是乎有所谓社会主义一派之学说，欲尽禁商业之自由而举社会之交易机关，悉由国家掌之。此其说虽非可遂行于今日，然欲为根本救治，舍此盖无术也。而此主义当二千年前有实行之者焉，吾中国之管子是也。
古代之政治家所以抑制豪强兼并之术，往往有禁民之贷金取息者，亦有以法律限息率不许过高者。吾国汉唐以来相沿行之，而息率之限，今大清律例尚存其文。泰西则希腊罗马以来皆有此制，中世各国，限制尤严，直至十九世纪，始渐废之，然犹未能绝也。夫富民贷而取重息，诚为胺削贫民之一显弊。有国牧民者，固不容坐视。虽然，贫民之黄焉者，必有其大不得已者存。禁贷而绝货，以是为保护贫民，而不知益以困绝之也。若夫以法规定息率，视彼禁绝贷黄者，为道固稍进，然贫民之忍重息而举债也，必亦有其大不得已者存。黄者多而贷者寡，求过于供，息率势不得不昂。强以法律限制之，则贷者于普通息率之外，更须索犯法之保险费，然后肯出贷，是欲轻之而反以重之也。故善谋国者不为此下愚之策，惟设法以立完备之金融机关，使一国现有之资本，流通捷而效力增；而蒋来之资本，缘而增殖，则息率之日下，不期而自致焉，各国现行之政策是也。而管子则深明此义者也。故民之贷金取息者．非惟不禁，且奖励之。而取息多寡，亦未尝一为干涉。惟将金融之枢纽，握诸政府，使民之欲贷者，不必仰鼻息于豪强，而政府随时以济其困，即此今世银行所尽之职务也。夫银行应由政府办理与否，其利害固当别论；然以二千年前之人，而知银行为匡济生民制要具，其识见之度越寻常，岂可思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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