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奖励生产之政策

孔子日：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凡善言经济者，未有不首以生产为务者也。昧于经济学理者，往往以金银与富力为同物，汲汲焉思所以积之而奎其出。欧洲前代诸国，蹈此覆辙者，不知凡几也。管子则异是，其言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八观篇》）故管子之政策，惟藉金银以为操纵百货之具，而不肯牺牲国力以询金银。其最要者，则使全国之民，皆为生产者而已。故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轻重甲篇》）又曰：“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八观篇》）凡此皆以言夫生产之不可以不力也。

夫人生而有自利之心，有自利之心，则自能龟勉以从事生产，以养其欲而给其求。然则有国家者，似宜听民之自为，而无取諰諰（音shai）然代大匠斫(音zhuo)。此说也，实斯密氏一派所张皇以号于众者也。而管子则不谓尔，其言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篇》）又曰：“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乘马篇》）又曰：“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又曰：“不告之以时，则民不知；不道之以事，则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乘马篇》）又曰：“民欲逸而教之以劳，劳教定而国富。”（《侈靡篇》）盖管子之意，以为国家若不有道焉，以干涉之奖励之，则民或惰而不务生产；或务矣，而不知所以生产之道；或知其道矣，而为天然之不平等所限制，不能举自由竞争之实。是故非以国力行之，不为功也。

然则其奖励生产之道奈何？管子曰：

 《小问篇》: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五辅篇》: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

《牧民篇》: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瞻，则民营；文巧不禁，则民乃淫。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

《立政篇》：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日：沟读不遂于隘郭，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日：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日：六畜不育于家，瓜瓤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日：工事竟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

又：修火宪，敬山泽林教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读，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粉（扶门反）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晓，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所，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五辅篇》：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墙，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肢沟，决潘堵，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

《八观篇》：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晓。以人狠计其野（狠，众也，以人众之多少计其野之广狭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日：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荐，茂草也）。山泽虽广，草木不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征赋），闭货之门也。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日：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日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无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痔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w子矣。故日：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地泽虽博，鱼鳖虽多，同署必有正。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日：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

以上所举，实管子奖励生产政策之一斑也。其大旨主于尽地利劝农事，与寻常政家之论旨无以异，但其条理极详密耳。夫农为百业之本，无论何国，皆宜重之。况我国为天然农国者哉？虽然，管子非如极端之重农主义，以农业为国民独一无二之职业，宁牺牲他业以行过度之保护者也。通《管子》全书，其言奖励工业者，不可枚举（《轻重》诸篇，其文极多，避繁不录）。而商业又其所最重也，其言曰：“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关者，诸侯之瞰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问篇》）又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乘马篇》）又日：‘一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侈靡篇》。按：本，谓农也，二有商然后可以劝农也）盖管子未尝轻商也，而其政策在以商业操纵天下，故不欲使私人得专其利。此实管子一种奇异之政策，而与今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有极相类者，次节别论之。

管子言“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可谓名言。商业为社会所不可缺，然不能谓之为生产事业。全社会之富量，不以商业之有无盛衰为增减也。此义近儒菲里坡维治最能言之，足正斯密之误。

桓公问管子曰：“无可以为有，贫可以为富乎？”管子日：“举国而一则无货，举国而十则有百。吾将以徐疾御之。”（《轻重丁篇》）此其所以神其用者，则商业也。《五辅篇》云：“发伏利，输滞积。”明乎“发伏利”之义，则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备矣；明乎“输滞积”之义，则商业政策备矣。此所以能以无为有，以贫为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