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之伟人，间世不一见也，苟有一二，则足以光其国之史乘，永其国民之讴思。百世之下，闻其风者，心仪而力追之，虽不能至，而或具体而微焉，或有其一体焉，则薪尽火传，犹旦莫也，国于是乎有与立。夫导国民以知尊其先民，知学其先民，则史家之职也。我国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国，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玮绝特，复非他国之所得望，而前此之读书论世者，或持偏至之论，挟主奴之见，引绳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泯没于谬悠之口者，不可胜数也。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吾盖遍征西史，欲求其匹铸而不可得。而商君、荆公，为世垢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毁誉参半，即誉之者，又非能传其真也。余既为荆公作“洗冤录”，商君亦得顺德麦氏为之讼直，则管子传不可以无述。—述之得六万余言。作始于宣统纪元三月朔，旬有六日成。新会梁启超。

例言

   一本编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

   一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而时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

   一古书文义奥啧，领解非易二《管子》一书，传世更少善本，讹夺百出，前此几成废书。明吴郡赵氏据宋本校正千百余条，即今浙江局本是也，然不能句读者，尚往往而有。古今注家益复寥寥。今所传房玄龄注，或云出尹知章，其讹谬穿凿，《黄氏日抄》纠之极多，盖《管子》之难读久矣。本编所引原书正文，而附旧注，时亦以己意训释之，或且奋臆校勘，凡以使人易解，武断之诃，所不敢辞。

                             宣统元年三月著者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