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选自杨朝明：《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湾古籍出版社）
孔子是否曾经删诗，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的问世，似乎给这一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契机，但事实上，人们通过《诗论》研究孔子删诗问题，不仅没有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似乎还有分歧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细细分析学者们的看法，出现分歧的症结还是在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季札观乐”材料的不同认识造成的。
依照我的看法，“季札观乐”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不论其具体写作的过程如何，它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它透露出来的学术信息应该是十分重要的。认真比对有关孔子删诗问题所涉及到的种种环节，它应该是孔子曾经删诗的最好证明。依照我个人的浅见，如果真正正确理解了《左传》“季札观乐”这一节的记述，不少分歧都可以迎刃而解。
一、“季札观乐”的材料来源
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古来对《左传》的审查可谓多矣！人们围绕其可靠性等问题似乎一直都争论不休。从汉代刘歆最初请立于学官开始，该书便遭到了不少攻击，到疑古学派大行其道之时，该书竟然被有的学者宣判为出于刘歆伪造。现在，虽然“刘歆伪作《左传》”的说法还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已经绝少有人再相信此说。对于该书的成书，对于该书的史料来源，对于该书材料的可靠性等问题，人们的认识还很不一致，对“季札观乐”材料的认识也是如此。
《左传》记载“季札来聘”之事长达八百余字，内容丰富，涉及到对上古诗乐文化尤其是对《诗经》成书问题的认识，历来备受关注。无论是否同意孔子曾经删诗，“季札观乐”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有关研究中，人们否定“季札观乐”的可靠性，同样都与孔子删诗问题的研究密切相关。或者说，人们认为“季札观乐”不可信，一般都是在解释孔子删诗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从而回头检验《左传》材料的可靠性。
如何看待《左传》“季札观乐”的材料，自然涉及《左传》的成书和材料来源。在历来的探讨中，一些观点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如唐代的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于是有人依据《春秋》，认为虽然季札出使鲁国确有其事，但出使不一定观乐；即使观乐，鲁国乐工也不可能按风、雅、颂的顺序一一进行演奏，因而认定《左传》对季札观乐的具体描述不可相信。【一】当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疑古学者们的一些看法，例如，受刘歆伪作《左传》说的影响，有人认为：“左氏这书，很令人想到它本是稗官野史之流，道听途闻之说，经后人编次年月，加以窜改，然后成为今本《左传》的。”【二】
读《左传》“季札观乐”，会给人以强烈印象，那就是季札不仅善于观乐，而且政治智慧也高于当时的晏婴、子产等人。所以，有人认为，季札远居南方，竟然对北方各国所潜伏的政治危机了如指掌，尽管晏婴、子产的政治经验十分丰富，才智卓越，竟然不如一位全无政治经验的年轻公子，还要由他来分析指点，才能明白自身处境，与解厄纾祸之道。
其实，细细想来，这些毕竟只是今人依据情理的个人推断，难以拿出确凿的证据。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有时候，有人的分析看起来头头是道，却往往经不住推敲，例如，有人说：“《左传》之文，特好卜筮占验之说，虚浮夸大，流于迷信，与《论语》所记‘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大异其趣。”由此来推断《左传》与孔子思想有很大距离。可是，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明言孔子说自己“百占而七十当”，《孔子家语》的《好生》篇也明说“孔子常自筮其卦”。显然，我们认识问题时，应切忌流于简单化。
我认为，在诸多对《左传》史料来源和成书情况的探讨中，张岩先生的探索很有价值。张岩先生从西周春秋时期的官学教育入手，分析那时官学教育中的教材以及那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宗教观念，进而分析《左传》的文体，透视《左传》等书的材料来源。【三】
《左传》与《国语》分别是编年体、国别体，但很显然，《左传》也像《国语》一样“由一些相对独立的记事单元构成”。张岩先生通过对《国语》的分析，认为其中一些特征比较分明的短文可分为讥语、劝谏、赞语、问答四种文体，与《左传》相比，《国语》带有“半成品”性质，它的成书应是对若干此类文体的文献史料的选择性辑录，从而以国别为体例进行了“粗加工”。在经过了这种“粗加工”后，这些文体的原有形态仍有相当一部分被较完整地保留在这部“半成品”中。从这个角度考察《左传》，可知在《左传》成书前的史料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史料也是由这些问题所构成。
这些文体最初的出现，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官学教育密切相关。《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曰：
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曰：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这里的“教国子”和“教万民”，分别是那时的贵族教育和平民教育。
这里，作为贵族教育的国子教育十分值得注意。师氏“掌国中、失之事”，所谓“中”，及合乎道理，有正确、中正之意，在当时，合于礼法的言行举止都属于此类；所谓“失”，即不中，即违背情理，不合乎规范，即那些与礼法不合的言语行为。这就是说，师氏所掌乃是邦国之中正确与否的各种事情。据张岩先生的分析，在各种文体中，讥语体短文所讥的对象全部都是国之“失”事，赞语体短文所赞对象全部都是国之“中”事，劝谏体短文应该兼有“中、失”两种情况听从劝谏为“中”，反之为“失”。《左传》、《国语》常常讲到“训语”、“训典”之类，《国语?楚语》就说到观射父“能作训辞”，左史倚相“能道《训典》”。所谓“训辞”，应该就是指以问答和赞语等体式所撰写的官学教材性质的短文，而有此类短文汇编而成的官学教本就可以称为《训典》”。显然，讥语、赞语、劝谏这三种文体的由来，应与西周师氏用以“教国子弟”的“国中、失之事”的官学教本有直接关系。
孔子所作的《春秋》极其简略，却包含有微言大义，具有“惩恶而劝善”的功能。《左传》解释《春秋》，乃是用更多的事实强化《春秋》的褒贬与教化功能，于是便采用了较多的各体短文。据张岩先生说，在《左传》中，因特征分明而易于辨识的典型文体的短文不少于三九○篇，如果算上“杂”类短文和变体短文，《左传》中教材类短文的使用量不少于八○○篇。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左传》结撰的大致情形，也可以理解“季札观乐”这节材料的最初写成。“季札观乐”文字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的《诗》乐教化理论主张，通过季札的评论，对当时各地风俗、各国政情进行点评，也应该属于那时的教材类短文。我们猜测，这些短文在写作时，凡有时人对话等情形时，肯定会有撰写者的润色加工，但涉及到一些文化背景不会有大的偏离。“季札观乐”应该也是如此，其中所谈到的各类乐、诗以及季札的种种评说，乃至各国政情的起伏变化，应当都实有其事。
二、“季札观乐”与今本《诗经》
在孔子以前，《诗经》是否已有定本，否定孔子删诗的学者多以季札至鲁观乐之事加以论证。季札观乐，时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五四四年，当时的孔子只有八岁，如果真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季札所听到的诗歌分类及先后顺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那么，孔子删诗之说自然不攻自破。
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季札至鲁请观周乐时，鲁国乐工所演奏的《国风》和《雅》《颂》等虽然其编次与今本大体相同，但毕竟两者还有差异。对于这种差异，晋朝的杜预已经有所注意，故而在《春秋经传集解》中将演奏次序与今本不同者一一注明，并说到：“后仲尼删定，故不同。”诗待孔子而删定，这恰是很好的证明。对此，不少学者已经有所留意，并指出了这一值得注意的情况。【四】
反观怀疑孔子删诗的诸种说法，其所以致疑，一般都以“季札观乐”为依据，例如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十八引宋人郑樵曰：
季札聘鲁，鲁人以《雅》、《颂》之外所得《国风》尽歌之，及观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观与鲁人所存，无加损也。
朱彝尊本人则说：
季札观乐于鲁，所歌风诗，无出于十五国之外者。又“子所雅言”，则一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必定为删后之言。
无论郑樵还是朱彝尊，都认为季札所见与今本《诗经》大致相同，沿着这样的思路，遂认为那时的《诗》与今本相近，接着便顺理成章地认为孔子没有删诗。
其实，季札所见的《诗》与今本《诗经》，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不妨试加比较：
季札所见《诗》：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
今本《诗经》：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
两相比较，至少两点差别比较引人注意：第一，今本《诗经》将《豳风》置于《国风》的最后；第二，季札观乐时的《颂》，在今本《诗经》中被分成了《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
关于《豳风》后置，杜预所言是因为“仲尼删定”，这应该是对的。无论季札所见还是今本，十五“国风”中并没有鲁国。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一再谈到。清初学者张履祥认为《豳风》就好象“鲁风”。张履祥以后，先后又有傅斯年、徐中舒论证《豳风》应为鲁诗，我个人亦赞同这一看法。【五】
《豳风》何以列在“国风”最后，张履祥说：
鲁无《风》，《豳风》犹‘鲁风’也。周公治鲁，尊尊而亲亲，故鲁虽弱，有先王遗风。他日，夫子曰：‘鲁一变至于道。’又曰：‘吾舍鲁何适也？’盖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风》终，始终以周公也。【六】
齐、鲁两国近邻，鲁国师工为季札演奏时，《豳风》在《齐风》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豳风》与鲁国的关系。《左传》记季札评论《豳风》说：“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鲁国为周公的封国，“周公之东”似乎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季札评论中“乐而不淫”的评价与孔子对《关雎》的看法也完全相同，孔子崇拜周公，周公是他心目中的圣人，以周公为终始可能正是孔子编订“国风”的追求。这里的差别正好昭示了孔子删诗的事实。
季札观乐时的《颂》变成了《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季札评论时说到“盛德之所同”，杜预说：“《颂》有殷、鲁，故曰盛德之所同。”原来的《颂》可能包含殷、鲁，只是后来孔子整理时把它们分开。之所以分为周、鲁、商三部分，恐怕与孔子“据鲁、亲周、故殷”的文化情结不无关系。
三、“诗”、“逸诗”与“诗三百”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发现后，学者们又对孔子删诗问题进行探讨。该篇释文公布前，一些消息说其中有不少不见于今本《诗经》的“逸诗”，并且《风》、《雅》、《颂》的顺序也与今本有别。【七】《诗论》正式公布后，发现这是释读的不同造成的误解。
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言之凿凿，其它不少文献也可以作为旁证。但疑古思潮的盛行，导致了对孔子与六经关系问题认识的混乱，孔子删诗说似乎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上个世纪以来，大批出土文献说明以前人们疑古过勇，从而纠正了不少错误的认识。我们坚信，孔子删诗问题同样会得到越来越多新材料的证明。
不言而喻，越是早期的材料其学术价值就会越大，对于孔子与《诗经》的关系，《诗论》的意义也是如此。开始，虽然有人依据《诗论》否定孔子删诗说，但我们感到《诗论》的发现并不会构成对孔子删诗说的否定，相反，我们 认为它可能会更有力地证成这一传统观点。【八】现在，《诗论》早已经公布，它自然引发了许多学者对《诗经》有关问题的深入思考【九】。例如，针对有人所说《诗论》证明孔子没有删诗的说法，有学者研究后认为，上博论诗竹简的发现并不能否定“孔子删诗说”。【一○】
《诗论》中有孔子对《诗》论述，涉及到《诗》的分类以及孔子关于《诗》的构成与性质的看法。《诗论》中的两枝竹简编连后，可以释读为：
[孔子]曰：“《诗》，其犹平门与？戋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又戚□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者将何如？曰：《大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 【一一】
其实，孔子以前《诗》的分类与《诗论》中孔子所说是一致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材料正是如此。由于有观点认为《诗论》的发现可以证明孔子没有删诗，我个人才由《诗论》而议论孔子删诗问题，其实，就孔子删诗问题而言，它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更有价值的直接材料。要解决孔子是否曾经删诗的问题，还必须综合认识相关材料。
孔子删诗说出自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司马迁所言，涉及到了孔子以前《诗》的面貌，也谈到了孔子整理《诗》的动机与方法。这里所说孔子与《诗》的关系是“修”、“取”。对这些话，后人表示怀疑，如宋代的欧阳修《诗谱总序》云：
司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郑学之徒，皆以迁说为谬，言古诗虽多，不容十去其九。以予推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之？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焉！
实际上，大家可能没有真正读懂《史记》中的叙述，诚如今之学者已经指出的，联系《孔子世家》的上下文，司马迁明言孔子之时已经“《诗》、《书》缺”，古诗三千余篇，是指孔子以前，到孔子之时《诗》、《书》已经缺失，则自无三千余篇。前人读《史记》之文，多未曾前后贯联，故有十去其九之论。另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周朝以前古诗可能很多，但孔子只是采取周诗，所以司马迁说“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都是说周朝一代。《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纯取”二字，意义显明。【一二】出于教化的目的，孔子极力表彰“王者之迹”，由此，就不难理解清初学者张履祥所谓《诗经》十五国风“始终以周公”的说法了。
孔子删订之前，《诗》自然与今本不同，其数量也会多于“三百”，许多逸诗的存在便是很好的说明，这也是孔子“去其重”的前提。不过，孔子删诗，其所取者，自然是有教化意义的部分，因为他的选取标准就是“可施于礼义”，这又与先前孔子删订以前的《诗》相近，因为西周春秋时期，都是以《诗》为“义之府”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人们，甚至儒家以外的著述，在赋诗引诗时多不出孔子删订的《诗三百》的原因了。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论语》中“诗三百”的称谓，似乎也隐含着孔子删诗的信息在内。例如清人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说：“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孔子说“诗三百”，好像孔子以前已经有了今本《诗经》，如果孔子以前已经有了这一称谓，当然孔子没有删诗，而事实并非如此！
据《论语?子路》的记载，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学习了《诗三百》，交给的任务不能很好地完成，出使时不能独立对答应酬，即使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赋诗引诗是外交的必备能力，孔子强调，对外交往时的赋诗引诗，《诗三百》完全可以满足需要。如果不会灵活应用，照样多学无益。孔子言语中的“虽多”，恰恰透露出《诗三百》既有可能出于孔子的选编。
《论语·为政》又记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斯言，应该是在删诗之后，他认为可以用“思无邪”概括所选定的《诗三百》，因为孔子选编时有自己的标准，那便是“可施于礼义”，而《诗三百》之外的诗则未必一定如此。
孔子的话说明，那时，与《诗三百》同时存在的，还会有不少的诗篇。孔子之时同样有《诗》的称谓，如果综合考察，不难看出《诗》与《诗三百》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论语》中单称为《诗》的言语有不少，细细推敲，它们都不是一定指《诗三百》，或者与《诗三百》未必是同样的概念，在其它典籍中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诗三百》乃是孔子以前社会上流行的《诗》的编订本。【一三】
一般认为，孔子删诗说肇端于司马迁，否定孔子删诗，自然意味着孔子没有对原有的《诗》进行变更。其实，不仅孔子自己明确说曾经“正乐”，这就是《论语?子罕》篇所记孔子之言：“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而删诗、编次与正乐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工作，而且除了《史记》、《汉书》说孔子与《诗》的关系是“修”、“取”以外，《庄子?天运》篇也明确记载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天运》属于《庄子》的外篇，其属于先秦文献已经得到了新出土材料的证明。这里的“治”，应该与“修”、“取”意思相近，都可以理解为孔子曾经删订或者整理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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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台湾）赵制阳：《左传季札观乐有关问题的讨论》，载[台湾]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八卷第三期，又收入《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九九三），河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翟相君：《孔子删诗说?季札观乐不可信》，《河北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六期，收入其《诗经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二】（中国台湾）赵制阳：《左传季札观乐有关问题的讨论》，载[台湾]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八卷第三期；又收入《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九九三），河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三】张岩：《春秋战国文体源流考略——兼谈《国语》《左传》的史料来源和成书情况》，见《新原道》第二辑；收入张岩：《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二○○四年出版）附录一。
【四】（中国台湾）陈新雄：《删诗问题之探讨》，载中国诗经学会编：《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赵生群：《论孔子删诗》，《<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年）附录二。
【五】杨朝明：《鲁国与<诗经>》，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又摘要收入《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九九三），河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六】（清）张履祥着、陈祖武点校：《<豳风>说》，见《杨园先生全集》卷十八，中华书局，二○○二年，第五三五页。
【七】《上海战国竹简解密》，《文汇报》二○○○年八月一六日；《上海新发现<孔子诗论>战国竹简》，《光明日报》二○○○年八月二一日。
【八】杨朝明：《上海博物馆竹书〈诗论〉与孔子删诗问题》，《孔子研究》二○○一年第二期；《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诗经研究丛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二○○二年一月。
【九】杨朝明：《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诗经研究丛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二○○二年一月。
【一○】刘生良：《上博论诗竹简的发现并不能否定“孔子删诗说”》,《诗经研究丛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二○○二年一月。
【一一】参考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连与复原》，《中国哲学史》二○○二年第一 期；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孔子研究》二○○二年第二期。
【一二】（中国台湾）陈新雄：《删诗问题之探讨》， 载中国诗经学会编：《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一三】翟相君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见其所著：《孔子删诗说》，《河北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六期，收入其《诗经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