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采纳了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　的建议以后，将儒家的五经博士考试制度化了。同时，他大力宣传儒家的其他经典《论语》和《孝经》，尤其是《孝经》，还将其思想具体化为“举孝廉”。所以，他是以儒家的《七经》治国。但汉武帝并没有取消一般文学贤良考试，非儒的一般文学贤良可通过文学贤良考试当官。“黄老”和“刑名”虽遭“绌抑”，取消了这两家的博士考试资格，但这两家的人物可以通过上书言事，如果说得有道理，而本人又有能力，照样可以当官。

对《史记》所载的汉武帝六年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怎样认识？当时的学者没有什么特殊说法。两千年后，公元1993年，孙景坛将其正式概括为“绌抑黄老，崇尚儒学”。（1）

二

历史在飞速发展，“刘彻茂陵多滞骨”（2），西汉王朝很快为王莽的“新”所取代；“新”又很快被“更始”政权所取代；“更始”又很快被刘秀的东汉所取代。东汉由刘秀到明帝、章帝、和帝以后，从西汉武帝六年算起，大约过了230多年，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又出了一本断代专著《汉书》，其主要著作权人为班固。

班固在《汉书》中，关于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史，除《董仲舒传》外，差不多都抄《史记》，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关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他也几乎照单全收，如《汉书·儒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只是将《史记》中的“绌”改成了“黜”。然而，《董仲舒传》却别有洞天：他横生出了个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即，他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结束“黄老之治”和实行儒治，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书》问世到公元1030年前，即930多年，对班固的这一说法，中国古代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直到公元1030年左右，五代六朝时期，北宋三先生之一孙复在创建理学时才首次提到：“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3）但孙复此时的学术是私学，在社会上没有影响。

历史又过了50多年，到公元1084，中国史学界又出了一部重要的名著《资治通鉴》，作者是司马光。司马光跟孙复一样，对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情有独钟，曾作诗说：“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4）；尤其是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正式构造了一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由于《资治通鉴》受到了北宋皇帝的赞许，后有胡三省注，又有朱熹作的《通鉴纲目》，于是，这种说法伴随理学的兴起，开始深入人心。就是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在中国古代学术界真正成气候，是从北宋司马光始。

历史又过了800多年，到了1915年，中国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发展到“五四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高潮，五四“先生”和“小将”首先都将锋芒指向“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这样，众口铄金，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一夜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口头禅”。自是之后，只要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都离不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了。

历史又过了70多年，到了1993年，孙景坛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大声疾呼：“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话，是儒学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5）当时，中共中央《求是》的《内部文稿》、《新华文摘》、《报刊文摘》、《服务导报》对此都作了摘要。2002年，孙景坛又发表《〈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华文摘》摘要了，又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6）2005年，《北京科技报》张星海记者对孙景坛做了采访，“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司马迁未提，班固造假，孙教授指出”的文章见报后，中国学术界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大网站都转贴了该采访。（7）

三

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澄清：第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不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有人认为，《史记》的《孝武本纪》对此不载，是由于司马迁受过“宫刑”，有怨愤的缘故。（8）事实上，司马迁写了《今上本纪》，但在流传中佚失，《孝武本纪》是后人主要用《封禅书》补的。不过，司马迁的《今上本纪》虽佚，但《董仲舒传》是完整的，如《史记·儒林列传》之《董仲舒传》说：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如果当时确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实，司马迁怎么会不载呢？

而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从刘邦到汉武帝的汉初学术还有个精辟的总结，说：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这里也没提到董仲舒。就是说，司马迁认为，他对汉初思想史的概括是完整和科学的，“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没有遗漏。

第二，不独司马迁，西汉中后期、东汉前期的所有学者对此都不知。我们知道，从司马迁到班固，时差200年左右。在这200年中，中国历史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继司马迁之后，在西汉元帝和成帝之间，中国有个史学家褚少孙，他去武帝时期不远，听过许多宫廷逸闻，曾缀补过《史记》，但对此不知。西汉后期，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大学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他们相继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校理过秘书，熟谙西汉的皇家档案。刘向曾作《别录》、刘歆作《七略》，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图书目录，他们也是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学的创始人，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就是删削《七略》而成。但他们对此也不知。东汉前期，中国历史上还有个知名的学者，就是班固的父亲班彪。《汉书·班彪列传下》说：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

他对此事仍不知。除这些知名学者外，西、东汉还有一些普通学者，如西汉石渠阁、东汉白虎观经学会议的参加者，他们对此仍不知。

而且，这些大学者，多是董仲舒的崇拜者，他们都在为董仲舒鸣不平。如：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已评价至极。刘歆认为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过高，说：“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后来刘向的曾孙龚平衡刘向刘歆的看法，认为刘歆的看法较妥当——“以歆之言为然。”（9）　另外，刘向对董仲舒事迹的补充说：董仲舒“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10）如上所述，而班彪对司马迁的《史记》在董仲舒问题上的不满是：“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但是，他们都不知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

至卒（孙景坛注：至卒，就是到死。），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

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在这里，司马迁不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还写了董仲舒的同行兼同僚胡毋生和公孙弘，写了研习与《公羊春秋》相近的《谷梁春秋》的江生，写了董仲舒的弟子褚大、殷忠和吕步舒等，写了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要知道，司马迁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同时代人，做过董仲舒的学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在回答上大夫壶遂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时，曾引证听董仲舒的讲课笔记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班固与汉武帝、董仲舒在时间上相距一百多年，为什么他之前的所有学者对此都不知道，而他独知呢？

第三，班固虽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但不能自圆其说。1、董仲舒在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就是有名的《公羊》博士，为什么会再参加武帝初期的五经考试？2、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存在，它与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什么关系？特别是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认为田蚡的“绌”黄老是“黜”黄老，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董仲舒在这之后又提出“罢黜百家”，这又有什么意义？3、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为什么《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汉书·武帝纪》在七年下所载的考题相同或相近？4、如果说汉武帝在七年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找不到采纳的诏书和执行的实录？尤其是，找不到自汉武帝尊儒后，“百家”真的都被“罢黜”，“儒术”真的“独尊”的事实？5、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并取得了第一名，为什么在对策后不再给他授博士？6、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并取得了第一名，还有著名的《天人三策》，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也被汉武帝采纳，为什么只给他个江都相这样的小官，还远离京师？是褒奖还是贬谪？7、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五经考试，为什么《天人三策》漏洞百出？

另外，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作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他在董仲舒作伪问题上冰山的一角。事实上，无论在《董仲舒传》，还是《汉书》的其他地方，关于董仲舒问题，班固作伪的地方还有许多。还是让笔者评点一下《汉书·董仲舒传》，让读者看看班固在董仲舒问题上，主要都作了哪些伪吧！

注：

（1）（5）孙景坛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hwddzrxzxwy.htm

（2）《李贺诗集》：《苦昼短》。

（3）《睢阳子集补》。

（4）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

（6）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dzstrscsbgdwz.htm

（7）张星海《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16日。　http://tech.tom.com/1121/1122/2005316-169803.html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00

（8）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张进教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