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夏季抗日战争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其中最精锐的“示范军”装备的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中国主要的兵工企业依靠德国设备进行生产，甚至连中国的防御计划也是由德国军事顾问制订的。中日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八一三”淞沪抗战，大约有７０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指挥，以致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将这一仗直呼为“德国战争”（TheGermanWar）。 ①考虑到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幕似乎是奇特的；然而，这奇特的一幕自有其历史的缘由。

　　中德之间的交往始于清王朝末年。那时，德国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一，中德关系的基础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在中德关系的早期发展中，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舰船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民国初年，德国占据着中国军火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德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得到迅速恢复，到２０年代中期，德国再次占据了军火输华排行榜的首位。①

　　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为中德之间开展军事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早在１年以前，当蒋密谋反苏反共政策时，他就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物色适当的德国人选，以便日后与苏联决裂之时让德国人取代苏联军事顾问。 ②蒋之所以青睐于德国人，直接原因是他认为德国军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可作为改造中国军队的借鉴；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德国人的好感与钦佩。青年时代，蒋即认为中国应向德国学习，主张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作为指导中国实现统一的原则。③后来，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口号：“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④现实的需要加之由来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蒋介石坚定了联德的决心。１９２７年底，蒋在上海与朱家骅推荐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会面，进行了为时一周的长谈。鲍尔就中国的军队建设和经济复兴提出不少建议，得到了蒋的赏识。⑤

　　１９２８年，组织德国顾问团的计划付诸实施。３月，南京政府派出以陈仪为首的代表团由鲍尔陪同赴德考察。代表团有两项任务，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来华服务。这个代表团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１００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从德国订购大批军火。当年１１月，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值得注意的是，来华服务的德国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于蒋介石，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但不管怎么说，南京政府与德国方面的军事经济合作由此开始。

　　鲍尔理所当然地成为在华德国顾问团的第一任团长，在军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议、初步组建起一支教导队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打内战。１９２９年５月，鲍尔因在内战前线染上天花去世。从１９３０年５月至１９３４年５月，佛采尔受聘任德国顾问团团长。在华４年期间，佛采尔除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和“围剿”红军之外，也参与了中国军队两次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即１９３２年初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１９３３年初热河的长城抗战。佛采尔任内，在华德国顾问团的活动开始得到德国官方的重视和支持。继佛采尔之后来华出任总顾问的是在德国享有“国防军之父”美誉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蒋介石对他倍加推崇和信赖，委之以极大的权力，甚至规定当他本人不在时塞克特具有代表他发布命令的全权。⑥在短暂的１０个月任期内，塞克特集中精力于加强中国的国防能力。应蒋介石的要求，塞克特还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这条被称为“东方兴登堡防线”的工事是中国抗日国防的一项重要工程。１９３５年３月，塞克特因健康原因离华，他的助手法肯豪森将军接替他的职务，成为最后一任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一直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态度。他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列强没有联合或单独干涉日本侵华的可能，中国必须倾全力自卫。他主张，当中国军事力量尚不足以进行现代化战争时，可考虑“用持久战抗敌”，同时应将四川省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①。在整军备战方面，法肯豪森继续其前任确定的三项主要工作：训练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加强长江一线的布防和加快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１９３４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政府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由于中方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后一阶段，双方改为实行易货贸易，这使得中国得以向德国订购大批军火，以弥补国内兵工生产的严重不足。１９３４年８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农矿产品偿还。由于有了这种易货贸易合同，中方采购额迅速扩大。至１９３５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国订购的军火物资总价值已超过１亿马克。 ②从订货的种类来看，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等数量明显增加，这些武器显然为对日作战所需。同时，为启动塞克特提出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的计划和满足对德出口矿产品的需要，中国也增加了工业设备的进口。

　　１９３６年４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政府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１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③对国民政府来说，政府间的新合同无疑比同私人签订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别是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来看；但对德国政府来说，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中国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中国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中国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并促使纳粹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１９３７年６月，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事项，德国政府再次肯定了易货贸易的原则，并表示愿调遣军事和技术人员来华服务。④这次访问的结果表明，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德之间仍保持着友好关系。

　　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据有关报告，自１９３４年８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３８９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１４亿马克，截至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为５０００万马克。随后在１１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５３００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１２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４４００万马克的军火来华。⑤如此看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１４４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５８１６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这对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们是忠于职守的，但德国顾问团经１０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了。１９３７年７月５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以总顾问的名义向中方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①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介石委派赴华北前线同中方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政府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８月１３日，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８７、８８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３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１１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中国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１００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南京失守后，德国顾问团大多数成员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此后他们实际上已没有多少工作可做。

　　中日战争迅速升级并趋于旷日持久，意味着德国顾问团在华使命的终结。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中方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至１９３８年１月中旬，德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冲突。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１９３８年２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３月，德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国军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４月，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６月下旬，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华，德方发出极其严厉的训令：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②。随后，德方以中国未能如期允准全体德国顾问离华为由先行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驻华大使。７月５日，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德。

　　自１９３８年起，国民政府为挽回中德关系所作的外交努力几乎无一奏效，唯一的例外是德方又放行了一批军火。当年７月，经过中方有关人员和德国厂商的多次游说，德国政府最后默许将禁运前中方订购而应于７月交货的军火转交芬兰公司启运。③在维持了几年冷淡的关系之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宣布与之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