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等。1996年起，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中国青铜器的奥秘》(1980)、《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简帛佚籍与学术史》(1994)、《走出疑古时代》(1995)、《中国青铜器概说》(1996)等;这是最近日“科学与人生”电视节目对他的专访.
为“妇好”墓断代
1976年5月16日，在安阳殷墟考古现场，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一座没有被盗墓者“染指”的墓葬，发掘葬品总数达1928件，其中仅青铜器就有468件，超过殷墟历年出土青铜器的总和。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妇好”墓的发掘。
曾涛(“科学与人生”电视节目主持人，以下简称“曾”):“妇好”墓的发现是中国商代考古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当时“妇好”墓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李学勤(著名考古学家，以下简称“李”):像“妇好”墓这样的重大发现在整个殷墟的发掘过程中是很少有的。但那个墓从考古学上来说并不能叫一个大墓地，因为它长度只有5米多一点，可是就这样一个墓里面出土的青铜礼器就达200多件，从1928年到1937年15次殷墟发掘所获得的所有的青铜礼器也不过200多件。从考古学来看，这些文物，不管是在工艺上还是在美术上，都特别发达。据说有一位外国专家看了这些文物照片材料之后，就拍案而起，说这些东西全是假的。他想不到在那么早的时候中国有这么发达的工艺和艺术。这样，对这个墓的年代的判定，对于整个殷墟考古，包括我们的科技史、艺术史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李学勤在研究殷墟甲骨文的时候就已知道了“妇好”，“妇好”的身份也已经被郭沫若、唐兰先生考证过。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将甲骨文的记载与考古发现对上号。那么，给这个墓葬准确断代就成为研究人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79年，李学勤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对“妇好”墓存在的年代以及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标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拼合和研究帛书
1971年，在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发现墓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惊动世界的最重大的考古发现。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开始发掘，在墓的东边，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长60厘米、高20余厘米的长方形漆盒。这个漆盒子一打开，里面满满的都是帛书，这是当时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一发现不但载入中国的考古学史史册，而且也载入了世界考古学史史册。这次发现，犹如打开了一座丰富的地下图书馆，可谓石破天惊。
李学勤受命进行帛书的拼合和研究工作。尽管李学勤有着甲骨文拼合的深厚功底，但拼接帛书仍然困难多多。
曾:后来您去专门做了帛书的研究，也就是把它的碎片全部拼合在一起，这应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李:是的。大家知道，帛书是用白色的丝织品来书写或者做图画的，这比拼甲骨难多了。因为甲骨是坚硬的，是固体的，而且拼的时候也不用甲骨本身，用甲骨的拓本就可以了；拼帛书用拓本不行，帛书是软的，它会变形。所以，帛书的拼合不但要考虑它的形状和它的文字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考虑丝织品的经纬度之间的连接，在各方面看起来都合适才行。所以，这个拼合工作确实比较困难。
随着拼合的进行，李学勤惊奇地发现，帛书里面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书籍。《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汉初医学著作，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令当代人瞠目结舌。
曾:拼完这样的书，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李:比如，平常我们说人的十二经脉，但帛书里只有十一经脉，没有第十二个经脉，少一个，为什么？因为天支数五，地知数六，五加六是十一，少一个经脉。后来我们研究现存的《内经》、《灵书》、《素问》这些文献发现它们里面也有十一经脉的痕迹。这一点对于中医理论来说，是个非常震撼性的发现。经过研究，帛书上记载的医学著作年代一直向前延展到了先秦时代，当时的医疗方法让参与研究的医学专家惊异不已，甚至很多方法如今已经失传了，没有完全继承下来。所以中国医学的传统源远流长，那么多宝贵的遗产经过一代代的医师传承下来，我们真是应该很好地发掘和保护。
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口号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出土的帛书里，不仅有《老子》、《周易》、《五行书》等著作，原本认为汉代以后就已经失传的《黄帝四经》也赫然在列。
曾:马王堆帛书的出土，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发现就是帛书版的《老子》和《黄帝书》，为什么这两本书的发现会在国际上引起那么大的关注？
李: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在这里讨论一下。刚才你提到了，帛书里不但有《老子》，而且有《黄帝书》，《黄帝书》加上《老子》，这叫“黄老”。中国自古以来就说“黄老之书”，其实，我们在马王堆帛书发现之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黄老之书“。因为我们只知道“老”，不知道“黄”(不管称《黄帝书》还是称《黄帝四经》)。“黄”是什么样子，什么内容，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早就失传了，在汉代以后就不存在了。现在才知道它们完全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过去，我们对道家的看法是认为其思想是非常消极的。实际上，这种印象不是从老子而主要是从庄子、列子的书中得出的。你要看“黄老”，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黄帝初语”里所讲的，虽然是道家基本的范畴和内容，但它完全是积极进取的，而且还讲打仗，还有军事学。他要用一种道术来统一天下。这个发现带来了观念上的根本改变。
曾:那您本人有没有对帛书版的《老子》的内容进行一些考证？
李:帛书版的《老子》，我个人对这方面做了点研究，是和那个《黄帝书》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对这方面的主要兴趣是所谓“黄老之学”。它在当时的文化上、历史上究竟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它究竟是什么性质？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现在才知道它对学术史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我提出一个口号，叫“重写学术史”，就是在学术史上对道学要有重新的认识，对儒家也是一样。
为青铜器而狂
不管是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是竹简帛书，李学勤在古文字学上有着深厚的造诣。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年轻时的一种奇特爱好，即“对于一切符号的东西特别有兴趣”。在甲骨缀合方面，他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完整的甲骨文资料，对推进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把现代科学的手段引入甲骨文研究领域，为甲骨学研究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六十年代，李学勤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金文以及青铜器的研究，成为青铜器鉴定方面的著名专家之一。有媒体评价他是“为青铜器而狂”的学者。
2002年，一件锈迹斑斑的青铜盨在香港古玩市场出现，在香港市场上流落了很长时间，北京保利博物馆专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它买回来，并请来李学勤进行鉴定。在还没有清锈的时候，李学勤第一眼见到这件盨，马上就惊呼，这个太重要了。
李:那件铜器最初发现的时候，大家都不注意它，因为盖都没了，就剩一个底了，一个长方形的铜器，也没什么好看的，上面都是土锈，虽然看着有好多字，但没头没尾。我看到之后就认出来了，这上头开头写的是关于大禹治水的内容，里面有句话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句话和十三经“尚书禹贡”中“禹贡”的序完全一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过去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在考古的材料里面最早只能推算到春秋，而且是春秋晚期，青铜盨是西周的铜器，差不多在公元前900年或者再晚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大禹治水的传说推前很多，而且把“尚书禹贡”的时代也提前了许多。这件器物发现之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
20世纪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了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亲自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这本著作以考古发掘的实物，结合历史文献，描绘出了春秋、战国和秦这几百年的历史图景，成为研究东周这一时期的力作。
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
中华世纪坛的前面有一条常年水流不断的水槽。槽底铺的是青铜板，青铜板上镌刻着一部逐年纪录的中国历史。但是，从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开始，之前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失去了绝对年代的标尺。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开始，往后约一千年的历史年代模糊不清。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国五千年文明因为这段空白，而留下深深的遗憾。于是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而李学勤正是这一工程的首席专家。
在大约3000多年前，在一个叫牧野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这场战争标志着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这场战争究竟发生在何年，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重中之重。
后来通过研究青铜器“利簋”上的金文，专家组确定武王伐纣是在一个甲子日，同时再根据对“岁星”(木星)的记载，通过天文学的计算，进一步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公元前1046年。2000年，历经五年艰难复杂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外公布了研究成果——一份完整的夏商周年表，这使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纪年向前延伸了1229年。
曾:能否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些比较主要的成果大致介绍一下？
李:工程的成果呢，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夏商周年表。把公元前1046年作为武王伐纣年就是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之一，现在很多方面采用了这个成果，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我们的夏商周年表，你可以印在一张报纸上，没有多少，可是它的研究的背景、支持这个研究的各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那是大量的。我们有几十本书要出版，这些书就是支持这个年表的。这个年表，大家很容易理解，就好像我们拿望远镜看空间的远度一样，越近的我们看得越清楚，越远的越模糊，时间也是这样。我们这个年表就是这样。从史书上我们可以明确判定的一个年代，这就是公元前841年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这一年是大家公认的，没有问题的。但在这一年以前，就不清楚了，就有争论了。这以前我们往前推，我们对于西周的列王，从武王、成王、康王以下，一直到共和元年以前，哪一个王是哪年到哪年，每一个王我们都给一个我们推定的年代，当然我不敢说绝对准确，可是都给出了一个年代，而且都有科学依据。我们是用天文学、科技测年的方法，用古文字学的研究、历史学研究等各种方法来推算这个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跨学科、多门类的合作研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自“工程”的“简表”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并相继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2000年11月，争议主要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
曾: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夏代是不存在的，而国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确实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分歧点究竟在哪里？
李:王国维先生其实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回答过这个问题，因为王国维先生在古代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甲骨文里面发现了商王的石器，而这个石器和《史记》的《殷本纪》基本相同，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就充分证明了两点:第一，商代是存在的；第二，因为《史记·殷本纪》这样的史书里面关于商代的记载基本是真实的，所以关于商代，在国外、国内，都是没有争论的。那么王国维先生他就说了，既然《史记》的《殷本纪》是这个样子，难道《夏本纪》就完全不对吗？《夏本纪》总是有一定根据的，《夏本纪》同样有它的根据。夏代有471或者472年的历史，有17个王，都有名号，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可是王国维先生他也举不出别的更多的证据来，他就是举了春秋时代的一些铜器，他说到春秋时代，秦国和齐国的人，这两个大国都承认夏代存在，就是这么一个看法。后来郭沫若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也认为夏代是存在的，而且也举了春秋时代的铜器做例子。所以，中国的学者一般是这么一个态度。
曾:那么国外学者质疑的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李:因为大家都希望像殷墟证明商代一样来证明夏代。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开过一个会，我在会上就说夏代的证明不可能像证明商代那样。为什么？因为商代的证明是因为有甲骨文。甲骨文是因为在商代后期的时候商代王室和一些贵族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用龟甲兽骨来占卜，在占卜的时候有时候就用刀把与占卜有关的卜词刻在龟甲兽骨上面，你要知道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习惯，不是必然的。如果没有这一习惯的话，甲骨文就不存在，甲骨文不存在的话商代的情况跟夏代差不多，也没有太大差
1959年，徐旭生调查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一步在该遗址发现了宫城城墙，这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并基本确定了宫城城墙及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碳14(14C)的年代测定、拟合，并对考古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出二里头文化各期年代范围。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
曾:海外学者对断代工程有这么多的争论和质疑，似乎给人一个印象，好像这个工程不很成功。您作为这个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您怎么看？
李:我不这么认为。这个工作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200个左右的学者，在20世纪最后几年我们尽了力。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当然有缺点，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尽管如此，目前的成果即这个年表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年表，是一个可用的年表。年代学本身和其它学科一样，它不是说(公布)结论的，也不是做结论的，而是逐渐趋近于真理，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曾:那么到现在为止，你们的研究可以把中国的古代文明史往前推到了多少年？
李:到今天为止，这个工作还在不断地做，科学是一种趋近，我们对这个结果还在不断地研究。可是我们估计(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估计了)从我个人来看，那一定比夏代要早，早于夏代，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到公元前21世纪，我们给了一个数字是公元前2070，当然这不是准确数字。古书记载基本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把中国古代文明史起码向前推一千年。
曾:张光直教授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态是世界向文明转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形态，他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李:就是对研究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应该做出很重要的贡献。而过去在历史上谈规律的时候，所用的具体的例子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没有或者很少提到中国。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历史这么悠久，地域这么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占全世界人口重要比例的国家，它的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对于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怎么样通过不同的文明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人类普遍的法则或者说规律的认识，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考古学界对于理论研究所能做出的重要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