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峄山刻石”俗称“峄山碑”。峄山位于山东省邹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先后五次东巡，“绎山碑”(“绎”与“峄”音同意通）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首次东巡齐鲁时留下的第一块纪功刻石。《峄山碑》原文为：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请死。’制曰：‘可。’”

      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首登峄山，令丞相李斯刻石以歌颂自已的功业，绎山刻石是始皇东巡第一刻。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秦始皇“扫六合”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乘坐羊车沿故道登上峄山，令丞相李斯用小篆将诏文刻石，以纪秦统一之功德。《史记》又载：“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诲，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傍著大臣从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焉……”秦二世东行郡县，又在碑石另一面刻上了二世诏文。

      原秦峄山篆碑，立于峄山书门，毁于北魏初年，据唐《封演闻见记》及邹县旧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南侵，登临峄山命军士将此碑推倒，后被野火所焚。一说因李斯小篆盛名遐迩，碑虽倒地，但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常疲于奔命送往迎来，便聚薪碑下，将共焚毁，从此不可摹拓。但秦峄山碑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东汉的蔡邕、唐代的李阳冰都曾临摹过李斯小篆。于是唐代有人叹惜秦碑被毁，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版上。因此，诗圣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由此可知唐代时即有传刻，但今不见有传本。所能见到的传本乃宋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以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者，世称《长安本》（今西安碑林）。嗣后，据《长安本》在全国辗转摹刻者达9种之多。后到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年），邹县县令张文仲获长安摹刻。拓片，又摹刻于县衙厅后之峄阴堂内。对此，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承命、陈紫芝纂修的《邹县志·古迹》有载：“宋元佑八年，邹令张文仲于北海王君向获李斯小篆，刻诸厅之峄阴堂。迨至元二十有九年，县令宋德，夏津人也，叹是碑残缺，恐至泯绝，乃命工砻石，摹刻于其侧。”由此可知，宋代摹刻碑当时也已残缺，今收藏于孟庙启圣殿的秦峄山碑为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仿刻碑。现碑已泐毁39字，尚存184字。

       目前，见于著录的秦峄山刻石有四：一是宋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据南唐书法家徐铉摹本刻石于长安，现存西安碑林内的峄山刻石即为此，称为“长安本”；二是青州县学内，宋初书法家张建中据徐铉摹本，于金明昌五年（1194年）所刻，称为“青州本”；三是元至正六年（1346年），绍兴路总管府申屠駉据郑氏刻本，翻刻立石，立于绍兴，称为“绍兴本”；四是邹县元摹峄山刻石，称为“邹县本”。北宋大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对杜甫评为“枣木传刻肥失真”颇不以为然。他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说：“峄山传刻典型在，千载笔法留阳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苏轼认为峄山虽系传刻之碑，但典型仍在，并不“失真”。他借喻杨玉环、赵飞燕，一胖一瘦，都为绝代佳人。杜贬苏褒，各成一家之言，自有道理。今存之《秦峄山碑》虽系摹刻翻本，但仍保留了秦代原刻石书法原貌，为历代书法临习篆书的范本，实为研究文字发展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其字体苍古虬屈，质朴劲厚，圆转均匀，篆法左右对称均衡，沉着凝重，用笔“骨气丰润，方圆绝妙”。后人称秦小篆为“玉筋篆”或“铁线体”。但峄山刻石之篆式，似乎不可能是泰山、琅邪二刻李斯小篆的原样，郑文宝所刻的底本，是徐铉的临写本，还是徐铉所藏原石拓本，因宋人的记录文义不明确，而成为书法家的一件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