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处州龙泉县有一位哲学家叫叶子奇。叶子奇的学问与同时代号称“浙东四先生”的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相颉颃，他们又都是交谊笃厚的朋友，但是叶子奇的命运却与他们迥异。

明王朝建基后，刘基、宋濂、章溢、叶琛都做了朝廷大官，而叶子奇却没有被朱元璋重视，只做了湖南巴陵县的主簿。“主簿”是古时官署中典领文书、办理事务的小官，相当于现今的办公室主任之职。更为不幸的是，这小差使没做多久，竟无端地受牵连进了大牢。

洪武十一年的二月十五日，按照朝廷的规定，巴陵县照例举行祭祀城隍神活动。作为主簿，叶子奇当然要提前去现场。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灾祸就在这时候降临到他的头上。

祭祀仪式尚未开始，一群小吏聚在城隍庙后厢，偷偷喝猪脑酒，也许叶子奇并未看见这群小吏的活动；或许他看到了，但作为一个学者，书生气十足，没有那种“政治敏感性”，不当一回事。偏偏这事被几个“无限忠于”朱皇帝的县学生员发现了，以他们那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将“猪”和“朱”联系起来———喝猪脑酒，不就是喝朱脑酒吗？！于是赶紧向按察司告发，并说主簿叶子奇也在其中。

就这样，叶子奇平白无故地坐进了班房。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间叶子奇简直不想活下去。他完全清楚，朱元璋坐上皇帝宝座以后，就开始对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实施大清洗、大屠杀。他长吁短叹，惶惶然不可终日。有一天，他偶尔从囚室一角的地上发现一堆烂碎的纸笺。就是这些烂纸笺，触发了叶子奇这个才子思维的转向。他想，与其闲坐待死，何不利用这些烂纸笺把平时自己的阅历、见闻、思考、感悟一一记下，或许自己死后，这些零散的记述于后世尚有点滴作用也未可知。同时，又想起昔时虞卿、左丘、司马迁不也是以愤难摅其思志，发奋著述，万世不朽么？

这一想，精神就振奋起来，便用瓦片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忽然满卷”（《草木子》自序）。

在朱元璋酷刑专制之下，叶子奇算是幸运的。他侥幸没有被赐死，关了几个月，被释放了。出狱后，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回到龙泉老家，从此发誓远离仕宦，将自己的书斋取名“静斋”，专心著述，首先就是整理充实在狱中所做的一大摞笔记。

苦难可以转化为创造的动力。当然，这种转化需要条件，这就要苦难者必须有非凡的毅力，有超凡的心智以及对自己所进行的创造坚定不移。叶子奇具备这样的条件。

经过几个月专心致志的努力，他于洪武十一年（1378）十一月二十七日编撰完成在狱中记录的内容，共25篇，5万余字。取个什么书名呢？他想，自己将这些东西写成书的目的是“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自序）”。于是就将它定名为《草木子》。书是写成了，却没有资费付梓。

有幸的是，一百多年以后，叶子奇裔孙辈出了一个叶溥，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了进士，官做到江西左布政。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叶溥做福州知府时，为叶子奇出版了《草木子》。这时距《草木子》写成已过了138年。也许书稿有些散佚，刊行时，叶溥将书稿改并为8篇，分4卷。时弘治进士，云南、湖广巡抚，兵部右侍郎黄衷读后欣然为之作序，认为叶子奇的《草木子》“观天之文与地之法，鬼神屈伸之故，礼乐明备之体，阴阳顺逆之度，天人交与之征，卉木虫鱼之候，器象沿革之制，农圃术技之末，幽幻玄怪之迹，穷檐委巷谣歌之语，冥搜賾捃，区物而辨才，综百家之棼颣，列九域之风习。”出版之后，便有许多学者在著述和言论中称引《草木子》。

再过了90年，到明万历三十四年，又有人重刻出版《草木子》。有松江学者林有麟（字仁甫）作序，称该书“上自玑衡堪舆，下至医卜农圃昆虫卉木，亡不探玄奥，析精微，发前人之所未发，可以证经补史。”此时，《明史·艺文志》已记入叶子奇及其著作。

清初，经史专家、大文豪朱彝尊对《草木子》备极推崇，曰：“其书稽上下之仪，星躔之轨，律历推步之验，阴阳五行生剋之运，海岳浸渎戌貊希有之物，鬼神伸屈之理，土石之变，鱼龙之怪，旁及释老之书而归于六籍，兼记时事得失，兵荒菑异。”如此一来，叶子奇和他的《草木子》在学界名声鹊起。

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出身的陕西人苏遇龙来龙泉任知县。此公十分重视发掘地方文化，下车伊始，一面着手领导编修县志，一面察访叶氏及其著述。其时叶子奇在龙泉已无嫡嗣，其《太玄本旨》、《本草节要》等书亦不存。久访之后，始得《草木子》残篇，便按照《四库全书》本给予重刻刊行，并亲自作序。在序中，苏氏推崇《草木子》，“说理透宗，多发先儒未发之精蕴；至论元时得失，纲举目张，直追朱子。”此次刻本还有天台人、礼部侍郎齐召南的序。

同治十三年（1874），处州知府潘绍诒主持收集出版处州各县历代名著，叶子奇的《草木子》亦列其中。潘绍诒在序中称《草木子》“体裁逼近老庄义理，发挥经传，盖本格致之真修，绍关闽之正学，探赜索隐，原始要终，迥非小儒末学所能窥其涯矣。”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有价值的著述，只要不将其毁灭，它所蕴含的哲理精义，它所记录的世象风貌，它所评述的是非得失，是永远都有借鉴意义的。时间走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学界仍然惦记着叶子奇及其《草木子》。1959年，距叶子奇《草木子》成书581年，中华书局依据历代各种版本合校，并改正错误，加以断句，慎重出版了《草木子》。“出版说明”对该书作了科学的评价，认为“从天文星躔、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以及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物的形态都广博搜罗，仔细探讨，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特出。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当时农民起义的史迹，有很多是他书所没有述及的。其中当然有不少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免有浅薄鄙陋的记载和议论，但在十四世纪，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和见解，已经算是难得，比刘基、宋濂高明得多。”

以现今的观点读500多年前的《草木子》，我们不得不叹服叶子奇的高明。比如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佛道，主张唯物，认为“离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沦于空寂；舍器而言道，此老氏所以溺于虚无”，“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终”，“北人不梦象，南人不梦驼，缺于所不见也”；在论述“天人合一”时，他的观点与今天我们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生态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天地得其位，则万物莫不循其常；一或有失，则为灾为妖为乱”，“天人之道一也”，“地冲气，所以能生万物，冲气所以为和也”，“天有风雨云雾雷，人有吹喷嘘呵呼，天地是大万物，万物是小天地”；在文明教化方面，他强调“乐声淡则听声平，乐声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也，妖声艳辞之化人也亦然”，并且痛斥厚葬之弊；在论政治国方面，他以元朝覆灭亲历者的体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告诫：“元朝自平南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不修也久矣……此元之所以卒于不振也。”“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此外，对自然现象中的太原地震、永嘉海啸、扬子江啸及佛光等的如实记录和科学释义，都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自然历史方面的信息。

比之历代那些大部头的巨著，叶子奇的《草木子》只是5万多字的小册子，然而它却是中华文化中一笔不朽的遗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