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军事家，非常重视军队临战时的精神状态，提出过“气”的概念。《左传·庄公十年》所载著名的曹判论战即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尉缭子·战威》篇谓：“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气失而师散”。所谓“气”，就是指战士们基于必胜的信念而激昂奋扬起来的那种敌忾情绪和求战欲望。昂扬的士气，在战斗中必将转化为巨大的歼敌力量，故高诱注《吕览·审时》篇时直接说；“气，力也。”因此，军队统帅在战前十分注意激发战士的斗志，此即《孙膑兵法·延气》篇所谓：“临境近敌，务在励气。”

    古代战争中“励气”的方式很多，其中与交战直接关联的一种“励气”方式就是“致师”。《周礼·夏官》有“环人”之职，其首要任务便是“掌致师”。郑玄注云：“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旧版《辞源》①“致师”条下据郑意而作申释：“致其欲战之意于敌人也。”其实，致师的意义决不止此。致师的主旨在于先声夺人，显示己方的勇猛威武，以达到镇慑敌军气焰、鼓舞本军斗志的目的。因此，致师者的风格可以各异，但有—点却是共同的，即都要突出一个“勇”字。《左传·宣公十二年》叙晋楚邲之战：“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是时战车为军事攻守运动的主要凭依，每乘战车都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车上配备甲士三人：左执弓主射，右执戈主击，中执辔主御。许伯等三人各立足于自身的职责而确定了致师的标准：御者驾战车直驰敌军营前，让车上的旌旗擦过敌营的壁垒；车左一面发矢射敌，一面代御操缰，让御者下车去整理好马的颈革；车右于此时杀入敌营，斩取敌军首级，并抓回一个俘虏。当然，这是致师的高标准，一般人难以作到。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致师的要义就在于表现勇武。

    致师之举，一般发生在交战双方均已摆开阵势之时。一方致师，另一方当然不会坐待，必然要予以反击。上引邲之战楚方许伯等三人致师，下文即言：“晋人逐之，左右角之”，只是由于乐伯善射，“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方逃脱了对方的追击。对于遭受致师的一方来说，未能抓获或消灭致师者，则被视作一种耻辱。邲之战中晋方的赵栴，即因“怒于失楚之致师者”而请求赴楚营挑战。所以，致师是相当艰巨而危险的任务，致师者往往战死或成为俘虏，如《左传·文公二年》载晋国的狼瞫，“既阵．以其属驰秦师，死焉。”《左传·哀公十七年》载“齐国观、陈瓘救卫，得晋人之致师者。”皆为例证。正因为致师要冒极大的危险，故高水平的致师者重在以轻松自如的风格来显示自己超人的勇敢和卓绝的武艺。入垒、杀人、获囚、归营，都在神情自若、敏而不乱中完成，惊心动魄的冒险化为一种搏击的艺术，令人叹为观止。《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关于晋楚棘泽之役的一段文字，大约是这类高水平致师者精彩的描写了：

    晋侯使张骼、辅砾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娄无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与櫜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转而鼓琴，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对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皆笑，曰：“公孙之亟也！”

    晋国张骼、辅跞两位，可谓致师专家了。由于事前慢待了郑国的御者，而御者某种程度上说又是决定乘士命运的人，故他们二位的致师任务就加倍的艰险。但他们却从容不迫到这种程度：临近敌营方登战车，最后一刻方解囊戴盔，在御者关键时刻两次以突然疾驰相报复的情况下，竟仍能蹲在车后的横木上悠闲地弹琴；完成任务后胜利归来，对御者的不合作行为毫无愤怨，而是豪爽友善地谈笑风生。这和风度，在当时无疑会博得全军的欣赏和赞叹。

    致师贵在从容中显出勇敢，所以有时还讲究穿插以“顾献”之礼。春秋时代及其以前，战场多选在山下的莽野之地。当时人烟稀少，禽兽甚多，战场往往也就是猎场，试看《逸周书·世俘》篇所记牧野之战，周军在战胜商军的同时，就曾猎获过虎、麋、熊、豕等大批动物。所谓“顾献”，是指在背后有敌人追击的情况下，射取动物作为礼品，回身献给对方。出现这种场面时，追击的一方一般也就以礼相报，不再追逐。这可视之为古代的一种军事道德。

    应当指出，人们常把“致师”看作是“挑战”的古语，这是不妥当的。这种认识，是受了《左传·宣公十二年》杜注以“单车挑战”释致师的影响。《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击铜马于郧●，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李贤注挑战：“挺身独战也，古谓之致师，见《左传》。”其实，致师并非挑战的同义词。挑战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敌方投入战斗，而致师的主要目的是显示勇猛，振奋军心。致师是在两军阵前进行的，是大战前的序幕。有时致师甚至直接与大战联为一体，如《逸周书·克殷》篇记牧野之战：“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显然，周方的致师，是一次百人锐卒的集体冲锋，这一冲锋竟动摇了商军的阵脚，大部队随后压过去，商军遂全线崩溃。在这次战役中，致师与决战是一气呵成的。而挑战则不必然。挑战不一定在阵前，也不一定意味着马上要展开总体性决战，因为还存在着对方应或不应、何时方应的问题。致师固然含有挑战的成分，但挑战却不一定以致师的方式进行。

    为什么杜预及其后的许多注家，都把挑战与致师看作是一回事呢？那是由于挑战一词的内涵，从战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其词义已不再广含表示欲战意图的各种形式，而缩小为指独身赴敌阵前作武装挑衅这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则与战国前的致师形式比较接近。《史记·项羽本纪》载楚汉两军对峙于广武：“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项羽要求与刘邦“挑战决雌雄”，意为两人一对一地交锋，颇有点中世纪欧洲贵族社会中的“决斗”味道。此时的挑战含义，就是指双方各派一名勇士对面交手。这种斗将式挑战，汉以后的史籍乃至笔记、小说中常常言及，如《隋书·史万岁传》栽：史万岁戍敦煌时，“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过，令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土决胜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万岁驰斩其首而还。”严格地说，这种挑战不论就其形式还是就其意义，都有别于致师。致师以车乘为行动单位，挑战则是独骑而出；致师是一种主动的突袭，其中心环节是闯垒，不存在对方应不应的问题，而挑战则是先“挑”后“战”，如对方不应，则挑战行动至多不过是一场阵前的叫骂而已。从实战角度说，致师是以少对众的搏杀，挑战是一对一的交锋。总之，挑战已不具备致师那种先声夺人的锐利气势，而更多地带有阵前比武的性质，从而也就失去了致师所特有的那种略含浪漫主义气息的冒险色彩。

    春秋以后，致师形式渐从战争舞台上消失，这是战争本身发展的结果。春秋以前的战争，一般说规模较小。西周时动员几百乘战车、几千名步卒，已算是极大的声势了。就是到春秋后期，大国间的战争至多也仅有数万人参加。那时的战争以战车为主力，以阵地战为基本形式，布阵也较简单，军事行动涉及的地域有限，阵前发生的事情双方将士多能目睹，往往在短时间内即可结束战斗。因此，战争的胜负相对而言较多地取决于战士们临战时的心理情绪。致师这一古朴的励气形式，就是和上述情况相适应的。一乘战车综合了御、射、击等主要攻击能力，可看作是一方军事力量的缩影，致师的励气效应在锐车闯垒的行动中可以得到充分的显示。此外，那时的军事指导思想也比较强调义理，在战争实践中还看重某些礼仪。时至战国，大型战役双方参战人数动辄几十万，骑兵、步兵已取代战车成为主力兵种，战斗多在复杂的地形中展开，布阵与战术技巧也日趋复杂和精密。运动战越来越受到重视，野战更注意利用山水之险而修筑坚固的防御设施，杀伤力极强的劲弩已被广泛使用，战争的进程也变得旷日持久起来，战争的胜负已更多地取决于交战双方国力的强弱及统帅们总体指探的得失等各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致师行动的励气效应越来越小，在对方坚固的壁垒和远射程强弩面前，致师者必然成为无谓的牺性。因此，致师不仅渐渐失去了必要性，也渐渐失去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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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版《辞海》无“致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