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夏小正》年代的其他证据
第一节 《夏小正》经文反映夏代社会生活
上古时期先人从事农牧业生产,最初主要是根据物候变化来掌握农时,再逐渐发展为观测星象来定农时。进入奴隶社会,劳动分工,有了专职天文人员从事星象观测。夏王朝揭开我国文明时代帷幕,观象授时就是其重要的国政之一。 作为中国现知最早的历法,《夏小正》比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甚至比殷墟甲骨文所反映出来的历法要原始粗糙得多。商代己有大小月调整朔望,有“十三月”,亦即“置闰'”以调整年;甚至商代己能测定冬至点(78)。《夏小正》只是把一年分成十个月,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二分、二至及二十四节气名称也不见于经文。其五月记“时有养日”,十月记“时有养夜”,《传》文解释“养”为“长也”,即白天最长一天在五月,最短一天在十月,它们还不是后世所说的夏至和冬至,只是“二至”一种雏形。另《夏小正》记载的自然界现象,以动植物变化最多,被用来作为观象测时的标准星象—辰、参、织女等都是些较容易看到的亮星。这些活动都是由观察物侯向观测星象定农时过渡的痕迹,也说明了《夏小正》产生时代的古老,是种比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书。 《夏小正》记载生产政事,有农业、畜牧、渔猎、采集,唯独没提“百工”事。商周两代手工业发达,统治者对手工业都很重视,如《尚书·酒浩》“又惟夷殷之,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79)。即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者,独对手工业奴隶违禁可以不杀。《考工记》则记载春秋战国时手工业有详细分工。同是历书的《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也把“百工”之事当作要政记载。由此可见《夏小正》经文产生时代,手工业生产还不很发达,在社会经济中还没有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符合夏朝的历史事实。 《夏小正》文句简奥不下于甲骨文,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为一句子。如同样记妇女开始养蚕之事,《夏小正》说:“妾子始蚕”,只用四字;而《月令》却“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有二十一字之多。其次,它与《十二纪》、《月令》明显不同,毫无阴阳五行色彩。如:《夏小正》:“正月,启蛰,雁北向;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来。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祭鱼……”。《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嗅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 《夏小正》记载的完全是草木鸟兽等自然现象,而《月令》却充斥了宗教神学和阴阳五行的浮言虚辞。《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汉《淮南子·时则训》等也莫不如此。《夏小正》记载反映了夏人崇尚自然,不重鬼神。所谓《礼论·表记》:“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又《夏小正》经文中用的字,有的为春秋战国后很少用或不用了。如“雉震呴”中“震”是动的意思,以后却写作“振”。《诗经·七月》“莎鸡振羽”;《礼记·月令》“蛰虫始振”等。 总之,《夏小正》经文中所谈到的农牧鱼猎生产及物候、天象、天气等知识,都符合夏代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反映了夏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因而,我们可以肯定《夏小正》经文有很多是夏代流传下来的,这些知识经过世代口传的阶段,而后到一定时候才形成有文字的作品。
第二节 《夏小正》考古新证
《夏小正》渊源久远,尽管它的成书时带有后代的某些色彩或印痕,但它的材料是具有一定原始根据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大戴礼记》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大戴之学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嵩卿独稽核旧文,得其端绪,俾读者有经之可循,固考古之所必资矣。”当然,此“考古”之意与今“考古”之义不同。从目前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历史发展到夏代,人们对天文历法的认识己经相当深刻,产生《夏小正》这样的天文历法结晶是完全可能的。 目前考古研究表明夏族活动的地区主要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处黄河中游。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早在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就对天文知识有所了解。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作物除栗外,还种植了麻、蔬菜等。粮食的种植和蔬菜的栽培,不误农时,表明那时先民己经掌握了比较多的天文知识和农业生产的季节(80)。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新成果更是中华文明国家起源序幕的历史见证(81)。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已经出现大小城址和宫殿区、观天象、祭天神的观象台,以及龙盘、土鼓、特磐、玉璧等礼器。根据古史传说,晋西南素有“夏墟”之称。从陶寺遗址的年代、地望,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及龙盘等所提供的族属信息诸方面,陶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夏人的早期遗存(82)。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反映的二里头文化基本上也被认定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青铜铸造技术出现、居址和墓葬的阶级差别,国家象征的宫殿城址的出现,都表明夏人文化己经走到了很高水平(83)。夏人创造较系统的《夏小正》历法完全是有能力的。 《夏小正》中涉及的具体内容,李学勤先生从考古角度论证较多。李学勤曾利用考古学,包括古文字学的最新成果讨论了《夏小正》经、传中的若干问题,指出经文中所记录的内容中商代已经存在,有的足可以从夏墟的考古发掘中得到印证,这些都说明《夏小正》确有其古老的渊源。84现在其研究基础上,试作补充。 一、丁亥,万用入学。 经文二月:“丁亥,万用入学。”传云:“丁亥者,吉日也,入学也者,大学也,谓今时大舍采也。”万,指万舞。研究上古文化史的学者指出万舞是流传于殷周时代的一种舞蹈,其名称万(85)。万舞一般被人认为是文舞(以羽箭为舞具)和武舞(以干戚为舞具)的结合,舞姿雄壮,场面宏大。《诗经·邺风·简兮》中有描述如:“硕人误误,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髻如组;左手执蔫,右手秉翟”。邶,是商都附近的地区,万舞应该是从商代流传下来的舞。《商颂·那》曰:“庸鼓有散,万舞有奕”。这种万舞在甲骨文中同样有着记录:
万其奏,不遴(雨)(《合集》30131) 万唯美奏,又正(《合集》31022) 唯万舞唯林舞,又正(《安阳》1825)
上述例子为占卜时用语,和乐舞有关。音乐、舞蹈是人类社会产生的最早艺术,至殷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其文化的繁荣,“殷人尚声”(86)就概括了商代社会乐舞发达的特点。文献、甲骨文和考古发现,都证明万舞起源之甚早,可与《夏小正》经文的记载相印证。 二、剥鱓 二月经文“剥鱓”,传云“以为鼓也。”鱓即鼍字,即今天的扬子鳄(87)。鼍,据《说文》从“单”声。早在三千多年前,殷代的甲骨文中己有关于鳄的记载,字形很形象地描绘了鳄在水中只露出两只鼻孔在水中游动的样子。到金文中己规整地被写成“鼍”(88),其皮可制鼓。《诗·大雅·灵台》中有。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朦瞍奏公”,可以为证。关于其皮可为鼓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夏代。相当于夏文化的山西襄汾县陶寺墓地遗址考古出土了较多的木鼍鼓。据报导,“在大型墓中,成对的木鼓与石磐、陶异形器同出,放置位置固定。鼓身皆作竖立桶形,当为树千挖制而成,外壁着彩绘。鼓皮已朽,但鼓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由之可证,原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89)简报已指出,陶寺遗址位于晋西南夏墟范围内,当地鼍鼓的发现,正可与《夏小正》记载相印证。 三、攻驹 《夏小正》经文四月:“执陟攻驹”,传云:“执也者,始执驹也。执驹也者,离之去母也。陟,升也,执而升之君也。攻驹也者,教之服车数舍之。”前人多以为“陟”读为“騭”,即牧马。《周礼·校人》有“春祭马祖,执驹。”这里说的“执驹”和《夏小正》的“执陟攻驹”颇类似。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铜器一组,内有驹尊一件,驹胸及器盖内均有铭文。其中一组铭文如下: “惟王十又二月辰在甲申,王初执驹于攼……” 铭文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执驹”当是一种典礼,铭文内容可与《周礼》相印证(90)。同时,青铜器的时代,经考证为西周中世(91)。可见,“执驹”的起源当是很早的,可与《夏小正》经传文相互印证。 从以上考古材料和《夏小正》经文互证来看。《夏小正》所反映的物候,习俗等内容都可以追溯至夏商时期,故也从侧面证明《夏小正》的咏成时间很早,应是夏人的历法。 第三节 先秦神话传说
古代神话传说反映了人类和自然界作长期斗争中所产生的史实,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92)从先秦神话传说中也可以看出夏代天文历法的产生是有历史渊源的。 战国时代的《山海经》记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羲和生十日的神话在《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中描写的更为生动: 黑齿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十个太阳在东方的扶桑树上转流出入,经过天空,再回到汤谷扶桑,都是它们的金乌载负着飞出飞回。这个神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上也得到了形象的描述(93)。 羲和生十日,十日即天干。《世本》说:“黄帝令大挠作甲子。”“羲和占日”。十日神话产生与十进位制有密切关系。十进制是中国传统的进位制,其来源于人们通过双手的计数产生。十进制在天文学上的运用,则很可能直接导致了十干的产生。《左传·昭公五年》说:“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明确了这一点,十进制的产生也许就解释《夏小正》是十月历的由来。 结语
近现代中国学术是在不断动荡更新中前进,从清乾嘉学派的考据辨伪到上世纪初疑古派的疑古否定,中国传统先秦古典文献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怀疑,或彻底的否定,斥之为伪经假书。特别是《尚书》和《春秋左传》等经典著作遭到批判,其他《逸周书》、《鹃冠子》、《文子》和《夏小正》等更是被判定为伪书或后人所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股疑古之风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传统学术有“洗牌”重写之态。幸之,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疑古之风才被遏制和受到批判。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和新材料,不但可肯定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中国传统学术的辉煌,而且也促进传统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所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有新发现”(94)。被疑古派斥之为伪书或后人所作的《逸周书》、《文子》等都被考古新材料所证实和肯定。如河北定县八角廊东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文子》竹简,黄怀信师的《逸周书源流考辨》(95)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原书的真实性。同样反应上古社会状况的《夏小正》随着夏商周三代考古研究深入,也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注意和认同。在许多夏商周三代史书著作和其他学科著作中,学者们都自然和不自然将《夏小正》作为一部重要的反映夏代社会的文献使用。如晃福林《先秦民俗史》中的“夏代岁时考令”,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中的“传闻中的夏时”,以及陈美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中“夏小正及其反映夏代历法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夏小正》的真实可靠性。 “溯本清源”,作为一本尚存争议且无定论的先秦文献《夏小正》能得到来自各方面学者的青睐和青定,则更需弄清《夏小正》时代及其历史真相,所谓“庐山真实面目”,从而更好地为先秦历史研究服务。从此目的出发,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夏小正》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历史研究成果和考古、天文等新成就,通过与确知先秦文献作对比研究,揭示《夏小正》用历真相,进而考订《夏小正》的经文时代和成书推测,从而弄清《夏小正》的真实面貌。 当然,学问之道,贵在求真探疑。新成果、新认识的出现,总是在不断修正前人的部分成果,甚至彻底的否定前人的观点,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或接近“原历史”。本文的观点并非哗众取宠,清谈之论,但如能让我们对先秦“原历史”的认识更接近原貌,则也达到本文的目的。
———————————————————————— (1)李调元(清)《夏小正》序 (2)程鸿韶(清)《夏小正集说》 (3)邢昺(宋)《尔雅疏》 (4)洪震煊(清)《夏小正疏义》 (5)金履样(元)《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6)李调元(清)《夏小正笺》 (7)诸锦(清)《夏小正话》 (8)江藩(清)《书夏小正后》 (9)吴承志(清)《夏小正篇名释义》 (10)陆德明(唐)(经典释文》 (11)司马贞(唐)《史记索隐》 (12)邢昺(宋)《尔雅疏》 (13)孙星衍(清)《夏小正传》 (14)李调元(清)《夏小正笺》 (15)王筠(清)《夏小正正义》 (16)蔡邕《月令明堂论》 (17)《新唐书·历志》 (18)傅松卿(宋)《夏小正截氏传》 (19)毕沅(清)《夏小正考注》 (20)赵庄愚《从星位岁差论证几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书年代》《科技史文集》第十辑 (21)张汝舟《《夏小正》校释》《贵州文史丛刊》1983, (22)于省吾《复小正五事质疑》《文史》第四辑 (23)沈文倬《宋书升<夏小正笺疏>》光明日报1961, 11, 19 (24)罗树元、黄道芳《论夏小正的天象和年代》《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5, 4 (25)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6)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7)何幼琦《〈夏小正〉的内容和时代》《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 (28)黄云眉《古今伪书通考补注》转引郑良树《续伪书通考》上册,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七十三年 (29)胡铁珠《论<夏小正〉星象的使用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 3 (30)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4 (31)夏纬瑛范楚玉《<夏小正〉及其在农业史上的意义》《中国史研究》1979, 3 (32)《左传·成公十二年》 (33)杨宽《冠礼新探》《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 (34)《礼记·表记》 (35)此段星象描述引自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6)庞朴《火历钩沉》《中国文代》(创刊号)1989年 (37)《管子·五行》 (38)蔡邕《明堂月令论》 (39)陈美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中国文化》1995, 12. (40)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4 (42)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43)《周礼正义》 (44)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西北大学出版社,996年版。 (45)陈美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中国文化》1995.12. (46)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47)有关《七月》用历的文章有张汝舟《谈《幽风·七月》的用历》 (《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藉出版社.1987年),殷崇浩《七月之历探》(文史第十五辑),华钟彦《七月诗中历法问题》等(《历史研究》1957年2月),都主张《七月》为十二月历。 (48)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49)刘尧汉,陈久金《彝族天文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0)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4 (51)《史记·刘敬列传》 (52)《尚书·汤哲》转引《国语》这段话,认为“兴当衰字之误”是正确的 (53)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4)关于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次数及路线详见王仲孚《试论周人先世传说与先周考古》《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5)黄怀信师《先周及其文化渊源与流转》《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版 (56)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夏史论丛》1985, 7 (57)胡谦盈《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厢先生考古五十年记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8)邹衡《谈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59)王克林《论齐家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之关系—兼论先周文化的渊源》《史前研究》1983, 2 (60)李民《释〈尚书〉“周人尊夏”说》《中国史研究)1982, 2 (61)《白虎通·社梭》 (62)殷崇浩《七月之历探》《文史》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63)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掘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 (64)高亨编著《诗经选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5)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古摘出版社2001年版 (66)雷学淇《古今天象考》 (67)《毛诗传笺》 (68)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9)高亨编著《诗经选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0)《左传·宜公二年》 (71)《史记·孔子世家》 (72)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讨论》见《奴隶制时代》1973年版. (73)《毛诗传笺》 (74)《尚书·多士》 (75)《左传·落公十四年》 (76)《史记·夏本纪》 (77)《论语》 (7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79)《尚书·酒浩》 (80)石兴邦《仰韶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81)《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实破》光明日报2004, 3, 25 (82)高纬《陶寺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83)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995年版 (84)李学勤《<夏小正>新证》《农史研究》第八辑 (85)《商西周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6)《礼记·郊特性》 (87)参看徐钦琦黄祝坚《试论晚白垩世以来气候地理等因素的变化对鼍类的进化及地理分布等影响》《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2卷第1期 (88)容庚《金文编》P685 1690 (89)《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与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1. (90)郭沫若《器铭考释》《考古学报》1957, 2 (91)李学勒《眉县李家村铜器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 7 (9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2卷 (93)卢兆荫《汉代帛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大百科全书出版杜1986年版 (94)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先生全集》第六集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 (95)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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