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球:漫谈中国古代经济的“先发优势”-历史探微--新法家

前言：《白银资本》的作者贡德·弗兰克认为，中国曾经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汉、晋、唐、宋、明、清，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建立后五十年左右，几乎无例外地创造了经济规模占世界总量40％以上（有时高达60％—90％）的奇迹，一个令“商人”沦为四民之末，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认为缺少“重商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民族，是怎样创造这些奇迹的呢？历史学家们发现了这些奇迹，却没有揭示出其中的规律，而这些奇迹一次一次的重复，又证明这种现象不是偶然。那么谜底到底在哪里呢？本文依据仿生社会学，从社会结构上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中国古代经济奇迹的主要成因不是因为其创富模式的先进性，而是因为其储富模式的特殊性，是因为中国文化本位的社会结构和修身养性的人生信仰使其走了一条“藏富于根”之路，实现了精神软财富的高积累，进而又反过来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正是这种文化本位的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古代经济最重要的“先发优势”。

而杨小凯教授根据沃森的"后发者劣势"理论和"对后来者的诅咒"概念，强调落后国家在没有一个良序制度条件下，单凭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难以取得发达国家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杨小凯认为，即使落后国家单凭技术模仿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可能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杨小凯还专门列举了中国忽视制度建设所带来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呼吁中国政府在从事经济改革的同时，尽快开始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制度性建设。①

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孰优孰劣？在《仿生社会学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②一文中，我以植物的“根茎叶”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应关系建立一了个“组合式”的比喻。这里尝试论之：先发优势就象“乔木”，致力于抢占高层次竞争平台，追求的是纵向的“空中优势”，而后发优势就象“爬藤”，体现的是一种横向的“地面优势”，“乔木”是内需型经济，经济成果都往“根”和“茎”里贮藏，而“爬藤”是扩张型经济，经济成果存“叶子“里，会在低层次竞争平台上快速蔓延。生物界乔木和爬藤的竞争，我是亲眼看过的，我家附近有一片山坡原来全被爬藤霸占，从爬藤里长出的小树大多会被它荫死——爬藤体现了它的优势。但后来一棵棵小树终于长起来了，获得了空中优势，慢慢地，那里就成了一片森林，爬藤虽然没有灭迹却只剩几根在那片森林里苟延残喘。“爬藤经济”好还是“乔木经济”好？我认为“乔木经济”好。爬藤看上去很美，蓬蓬勃勃一大片，这种繁荣既好不了自己又极富侵略性，里外不讨好，而且经不起霜寒地冻，季节到来会死得很惨，只剩几根枯藤。当然，不否认爬行植物中也有竞争力特强的，如薇苷菊，善于绞杀各种植物，但薇苷菊是威胁，人人喊打。深圳有过薇苷菊的威胁，不过由于人人喊打，现在好象已经控制住。中国要小心，不要让“中国威胁”成为令世界各国恐惧的“薇苷菊”。

中国要先发优势还是后发优势？杨小凯一棒打醒了我们，我们绝对应该追求先发优势。如何实现先发优势？但杨小凯说起了俄罗斯，言下之意是休克疗法。这个绝对不行，林毅夫教授是清醒的，目标一致，手段可以斟酌，我不认为杨林两人的争论是西洋拳击——正面过招，倒象是中国武术——表面过招，实质上的各自表演。一个是在谈方向问题，一个是在谈手段问题，各有千秋。

休克疗法为什么不行？还是用“仿生社会学”来解释，就象栽树，“休克疗法”等于“休克栽法”，栽好的树能否存活首先取决于树的根，根扎不稳，不能及时为茎叶提供水分和无机盐，这树就会蔫掉。文化是“根”，政治是“茎”，经济是“叶”，一个国家不首先把民主宪政的文化根系培育起来，强行从西方移栽一株徒有“茎叶”和几缕“浮根”的宪政民主之“树”，这样的“树”不仅难以发育好，而且很容易被“风”吹倒，很多“民主国家”闹哄哄尽出乱子就是明证。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树”没栽好，“根”没长好。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能成功而在俄罗斯却惨败，原因更简单——栽小树易栽大树难。何况玻利维亚当时已经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4000%，经济负增长12%，不栽也得栽，冒个险栽活了，算是一种幸运。可中国不能靠这种幸运。中国要民主，要宪政，但要先培育好文化根系，根扎稳了，在上面嫁接什么树都好说。

中国一定要搞渐进式改革，因为中国五千年来从来没有自上而下实现过一次成功的社会大改革，都是翻来覆去的农民革命，如果成功搞成一次，将为中华民族留下前所未有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将给我们民族留下千年的福泽，或许可让我们从此彻底告别暴力革命，实现真正的持续发展，我们的民族有可能从此成长为一个理性的民族。改革应该从培养国民的理性精神入手，感性的民众是革命的动力，而理性的民众则是改革的动力，有些官员担心民智开启导致抗争加剧，其实是一种十足的浅陋。理性不足是中华民族的缺点，所以我建议把人口素质指标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GDP指标不用丢掉，但只作为中央一级的指标，地方官员只要他把人口素质提上去就万事大吉，这样做有利于抑制地方盲目投资、有利中央的统筹发展。杨小凯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国应该充分重视他的建议，多党制民主虽然暂不足取，但在一党架构内的民主不是不可能的。不过，杨小凯提出分割上层权力的建议并不现实，中央的权力不是需要分散，而需要进一步集中，改革将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势必酿成中央权力与地方势力的对决，没有中央的强权就不能抑制地方官员对民众滥施强权，中央应该从地方夺权，把人大、宣传部，公检法的权力都从省县政府手中分裂出来，建立由中央统一控制的各自独立的系统，实现相互制衡和监督。自上而下的渐进政治改革只有在威权下才能实现，中国应该探索走威权民主之路，寻求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既保稳定又保民主。

杨小凯成功理顺了政治之“茎”与经济之“叶”的关系，强调了政治制度建构对经济发展的先决作用——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成就仍然是我国虽嫌滞后但并非完全停滞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改革的结果。但可惜的是他没有进一步理顺文化之“根”与政治之“茎”的关系，所以杨小凯虽然看到了重视政治改革的先发优势，却没有进一步重视文化建设的先发优势——一种更深层的、缘于中国古老文化的先发优势。

我曾经深度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想知道我们的祖先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我撇开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权威主义、专制、伦理本位、大一统、忠孝仁义这些表层的东西，而是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研究入手，发现以儒家为主导的这个奇特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以“文治教化”为核心的社会，它内蕴着一种理想主义，就是“同人”——让每个人都通过“修身养性”实现人格的升华达到“圣人”的境界。具体这个“圣人”的标准是否正确我先不讨论，我只是将这种社会结构总结为一种朴素的“文化本位社会”也就是文化为“根”的社会。③（这里的文化本位与梁漱溟等人提出的“中国文化本位”是截然两异的概念），随后我又将这个社会模式与奴隶社会、西方封建社会、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对照，抽象出了文化本位社会，经济本位社会，政治本位社会三种基本模式，我对三种社会形态的分析结果是：文化本位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经济本位社会其次，政治本位社会最劣。

说儒家社会是一个文化本位社会，这体现为它在社会观上是强调“文治教化”的核心地位，而在人生观上则强调“修身养性”的核心地位，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就是一个致力于人口素质提高的社会。如果我们撇开儒家那种僵硬、迂腐的圣人君子标准，把文化本位这一概念抽象出来思考，就不难发现，文化本位社会实质上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形态。儒家没有据此发展出系统的、富于科学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因此，它的文化本位社会实践还是非常原始、朴素的，然而即便是最朴素的文化本位社会实践，也创造出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经济奇迹。

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贡德。弗兰克在他的名著《白银资本》中介绍，中国经常保持经济总量占世界50％以上的规模。而我曾从《读者》上看到一篇文章，称宋朝最兴旺的某一年，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90％，虽然详细落处找不到了，但我推测这种高比例是可能存在的，因为中国在乾隆年间占世界经济60％的时候，岁入不过几千万贯，而宋朝最高岁入曾达16000万贯。然而，尽管历史学家们提供了翔实的数据来证明古代中国经济奇迹，却没有人能够深刻地揭示出这种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没有人弄懂既“僵硬”、“封闭”、“抑商”，又“反科学”“反民主”的儒家文化的哪一根“筋脉”能导向这种奇迹。

个人的看法，以宋朝为例，它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根本原因就是它比其它王朝更忠实地采纳了孔子的“王道”治国思想，实践了“文化本位社会”，它突出“仁”的道德价值观，注重社会公平，采取比历史上其它王朝相对开明自由的文化政策，重视教育，兴办官学、鼓励私学，让民众拥有比同时期西方更多的教育权利、民主权利（如宋朝曾发生一群学生联合把一位丞相逼下台的事）和其它人权，同时还鼓励民间文化发展，让人们通过文化娱乐愉悦、向上、祥和地生活。

宋朝的一些制度都是基于对儒家文化理想的忠实实践，例如在科举上奖掖孤寒、抑制势家，导致两宋三百余年百余场科考的状元几乎都是寒门子弟（同时期的西方教育不下庶民，连个“乡干部”都是贵族特权），这种做法极大地淳化了民风，使国民文化道德素质大大提升，同时又使经济活动中的道德成本大幅降低。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史上最理想的、最完美的，如果宋的科举不是只举“官”而是举“百业”，中国必是另一番景象，也绝不至于被蒙古铁骑踏灭了。

文化本位社会是以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的社会，人口素质就是经济，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宋朝的人口素质提高虽然局限于道德素质一块，但已经远远高出当时世界平均水平，足够其创造经济奇迹了。仁义道德能产生经济，产生财富吗？一点没错，儒家通过文化本位社会的实践在民众精神世界中构筑的“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做生意，要讲信用，要规避道德风险，你愿意和奸诈阴险不守信用的小人做生意，还是愿意跟重信守诺的君子做生意呢？虽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奸险狡诈、耍聪明、玩手段的人，但可以肯定，宋人的整体道德水平要远远高过今天的中国人——不要以为宋朝还有很多文盲，那些“文盲”能背出很多道德信条——我曾经从我的继外祖父那里感受过这种道德力量，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背出很多古训，令人受益匪浅。我家后山种了一些杉树，想把它抚育成材好增加一点收入，但附近的村民却偷个不停，任何一棵树长到快成材的时候就帮你砍走了，还没成材的树其实并卖不到钱，但村民们就是这样乐此不疲，最后我父亲一气全砍了来做柴烧。相互的算计、扯皮、不信任、勾心斗角、责任推诿，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被“文化革命”的上代人那里接下的最苦涩的果子，不知扼杀了多少创业的冲动和创富的机会。

道德就是财富，古中国人就是实践这一真理而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个真理西方人也开始领悟了，墨西哥《成绩》周刊登出一篇文章《国家间的贫富差别》，通过举例说明，国家间的贫富差别不在建国时间的长短、不在自然资源、甚至不在国民的聪明程度、也不在种族、而在于国民的态度。文章通过研究富国国民的行为，发现大多数国民会遵守以下规则：把道德作为基本原则、遵守秩序和廉洁诚信、准时、负责、积极向上、遵纪守法、尊重他人的权利、爱岗敬业、节约与投资。④

我们的眼光回到古中国，就不难发现，以伦理文化为本位的儒教中国，就是一个最易于以上精神形成的社会。仁义礼智信，虽然还是一个存在很多弊端的道德标准，虽然道德素质只是我们今天新的文化本位社会包括“道德素质、生存素质、创业能力、民主素质，法律素质、健康素质、教育程度、科学素养”的综合人口素质标准的一块，但在古代已经足够让中国成为世界首富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奇迹是一个谜吗，墨西哥人的这个调查无意中揭开了真正的谜底——不过片面强调道德素质而忽略综合人口素质在现代社会是不足取的，墨西哥记者的观点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经济之谜却不能成为当代经济的万灵丹。

一个民族最可怕的是缺少科学分析方法而对历史进行错误总结，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就是成败论英雄式的经验主义，对宋军事失败的错误总结被无限扩大，导致中国从宋灭以后逐渐偏离孔孟的文化本位社会理想，战争失利加快了这种错误总结，明朝开始抵制最代表儒家阳刚大气和民本思想的孟子，强化专制、扩大君权抑制民权，而清朝则大兴文字狱，五四把这种总结推到更高峰，最后再加上持欧洲中心观的马克思把中国描绘成“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所以，到文革时，中国文化的最大遗泽——儒家民本传统终于被当做一个“木乃伊”焚干一净。

汉、晋、唐、宋、明、清，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建立后五十年左右，几乎都一样创造了经济规模占世界总量40％以上（有时高达60％—90％）的奇迹，唯一的一次失灵是新中国，建国至今，经济规模只占世界的4％，总结这个原因主要就两点，一是文化本位的社会基础被破坏，二是民有制被废除，三是中国人不再象宋人一样拥有比西方更多的人权。

然而，倔犟的中国文化犹如一个有生命的魂灵，并不甘心这种被其不孝子孙曲解和背叛的命运，它依附到了一个被当代中国视为敌人的东方民族身上，再次显示了其创造奇迹的惊人力量——日本在战后以快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速度实现了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奇迹。这个奇迹令西方学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它是在中国文化因素主导下发生的。所以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发出了惊叹：“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⑤

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的文化实践活动简单分为“文化创新活动”与“文化传播活动”两大块，确实，儒家文化缺少科学哲学的基因，这使它在“文化创新”上不如西方，但它以“文治教化”为本的社会观，和它以“修身养性”为本的人生观却决定了它在“文化传播”——如教育的普及上会比西方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秉承了中国文化的这种文化本位精神，重视国民道德素质培养，而且在文化教育上投入了远远高于西方水平的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19 53—1979年日本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 10.9%，同期联邦德国为5.7%，法国为4.2%，美国为4%，英国为2.5%。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1950年只有1.5%， 1980年猛增为13.3%，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 2位，仅次于美国。而且我国把小康目标的实现定为20年，日本却只用7年。⑥

战后早1948年就普及了初中教育，以后又普及了高中教育。教育经费由1950年的1599亿日元，1972年增为40244亿日元，增加25倍。在日本政府的行政费中，教育经费占 20%以上，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比例最高的。目前，日本的高中入学率达 95%，大学入学率达40%，全国有1/3以上人口受过大学教育。就文化水准来说，日本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名列前茅。尽管日本企业职工的学历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者还是十分重视在职教育和终身教育，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轮训和研修，提高职工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技术理论知识。一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和熟练技术水准的劳动力队伍，使日本能较充分地吸收、消化和发展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迅速摆脱经济上、技术上的落后面貌，跳跃式地赶上或超过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⑥

民有制世界各地都有，其好处这里不多说。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文化本位社会这一构思，一个国家的发展包括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如果我国能建立起一个系统的文化本位社会理论，在更高起点上更加自觉地实践文化本位社会，就可以在社会发展上抢占一个制高点，获得一种真正的先发优势。高度自觉的文化本位社会实践，有可能创造出比日本更加辉煌的经济奇迹，中国将有望使人均收入上在四十年后达到日本八年前的水平，即相当于36000美元的人均水平（当然日本届时的人均收入也许是10万美元了）。

比富就应该拿平均收入来比，中国在甲午战争前人均收入都没有输给日本。而以上增长速度相对于日本曾经实现的速度却还是嫌慢——因为日本和中国在战后同时起步总共只用46年就于1996年达到了人均36500美元的水平⑦。不过人均36000美元相对于我国目前的规划已经是快了很多倍，届时也许可以勉强称得上一个“奇迹”。

世界是辩证的，如果我们为了实现以上梦一般的增长数字，就拔苗助长，用一级级的GDP标准去刺激地方官员，结果只会象大跃进一样跌得很惨。相反，如果我们的政府把数字撇开，把工作放在提高人口素质这一核心任务上来，脚踏实地培育好我们的文化之“根”和政治之“茎”，企业就会代我们去完成那个天文数字。1950年人均收入只有几十美元的日本国，并没有哪个英明的决策者在制订国民发展计划时预见到了46年以后的这个数字。如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方政府不是在GDP的刺激下，在那个未来数字的逼迫下，把大量的公共资源用到盲目的投资上，而是用来落实公共服务、走藏富于民和藏富于知的道路的话，大量的财富就会囤积下来，而不会凭空蒸发掉，那么同样的增长速度下，我们的人均收入也许要比现在高出二三倍。这种情况用爬藤最好比喻，叶子（经济）确实在疯长，但身子架就是长不过叶子生长相对缓慢的榕树。

古代中国没有象西方那样发达的科学，没有重商精神，却长期占据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拥有世界上最多财富，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会赚钱（重商精神），而是因为其文化本位的社会结构与修身养性的人生信仰最适合于“存钱”——储富于根。先发优势既可以在经济学领域寻找，也可以在社会学领域寻找，一定的经济必须建立在某种社会结构上，所以社会学上的先发优势是更根本的优势。如果能抓住“文化本位社会”这一中国式的“先发优势”，建立起文化本位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才算是真正找到了强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