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也许都还不会忘记，1966年的国庆节，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北京有一个名叫时传祥的掏粪工人，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走到这个名叫时传祥的掏粪工人面前，举起酒杯向他敬酒，并亲切地称他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接见了这个掏粪工人，并讲了一句在当时来讲非常著名的话，意思是我做国家主席和你做城市的清洁工，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

就在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时传祥后的两个多月——1966年12月27日，江青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接见大专院校部分师生的大会上，大发淫威，将一个与政治斗争毫不相干的掏粪工人，诬蔑成了一个“受人收买的工贼”。江青在这次会上胡说：“时传祥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工贼，他已经被人收买了。”就在江青给时传祥扣上“工贼”帽子不久，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就指使一个群众组织将时传祥揪走。从此开始没完没了的游街、批斗以及毒打……

在这种法西斯手段的折磨下，时传祥的高血压病日趋恶化为弥散性脑软化症。一个掏粪工人被无情地折磨成了如此模样，真是天理难容！可是，心狠手毒的江青仍不放过，就在时传祥行动十分困难，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情况下，强行将其送回原籍山东。

此事不久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知道了，他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周恩来立即指示，将时传祥从山东接回北京抢救治疗。时传祥被接回北京后，由于长时间的残酷迫害，病情始终不见好转，终于在1975年5月17日因医治无效而逝世。

1980年12月23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对此进行法庭调查。审判员甘英问江青：“你是不是讲过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是工贼？”江青对此回答得却是如此的轻松。答：“这个我不记得，这个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这一类的事情是很可能的。我也不认识他。”

法庭宣读并播放江青1966年12月27日晚在接见北京红卫兵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和三司首都兵团等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你们左派组织最大的危险是被人收买了。现在发现一些省收买红卫兵。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被收买了。”江青承认这是自己的讲话。

法庭接着宣读蒯大富1980年9月2日的证词（节录）：“1966年12月27日晚上，江青在一次接见会上诬陷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同志是所谓‘工贼’。那是一次中央文革成员（主要是陈伯达、江青等人）接见首都学生组织头头的会上，我作为当时的红卫兵‘三司’的头头参加了这次接见，隔着一张桌子在江青对面。在谈到要防止红卫兵被收买的问题时，江青说了这么一句话：‘时传祥是工贼，完全被资产阶级收买了。’恶毒诬陷时传祥同志。”

法庭接着在宣读了北京环境卫生管理局工作人员韩志嘉的证词之后，通知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出庭作证。时纯利十分气愤地揭露江青诬陷父亲是“工贼”、粪霸”，对其进行残酷迫害，致使其在法西斯暴行的折磨下含冤而死的过程。并要求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给予严厉的制裁。听着一个掏粪工人在江青一伙迫害下的悲惨命运，我听见法庭的角落里不时传出了抽泣之声……

（摘自：《共和国大审判》，沈国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1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