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民毫无分配权，便形成主宰分配的特权阶层。罗曼.罗兰称之为“共产党贵族”。这个阶层大约有50至70万人，加上其亲属约有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陆南泉等《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第123页) 党的政治局成员是这个阶层的塔尖。他们享受专门的医疗保健，可以去特供商店购买免税低价的西方进口奢侈品，住上国家提供的公寓和别墅，有专用的车队和位于马路中央的专用快车道，还有专用的狩猎林区和疗养海滩。他们的子女可以轻易地入党，进入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名牌大学深造，并在外交部、外贸部和驻外使馆这些地方找到最棒的工作。这个阶层还包括军队、克格勃的首脑，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官员。次一等的阶级为工厂厂长、银行经理、地方领导和党支部书记一类人物。还包括忠诚的技术人员、突击手、工人精英。斯达汉诺夫就享受种种特权：奖金、住房、电话、沙发、疗养证、晚会专坐等。

      特权者最高工薪与劳动者最低工资之比,十月革命时期是3倍；后来扩大到1922年的8倍；1934年的30倍； 1945年的44至56倍。(宫达非《苏联剧变新探》第66页)不仅如此，官僚特权阶层还化公为私，把公有财物变成私有财产。各级官员、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旧卢布。 前述全民福利（教育、休养），也都是分等划级，底层群众受到种种限制。
     
      共产国际活动家瓦尔加院士叙述：“莫斯科郊区拨出大片土地建造带警卫的政府别墅。里面配有花工、厨师、女佣、医生和护士,每个别墅的服务人员达50名,全是国家掏钱。专机、专列、专用游船,还有许多为他们和家属准备的汽车。他们几乎是无偿地获得一切食品和日用品。在美国,只有亿万富翁才能过这种生活。”(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第333页)这难道还是社会主义吗？

      高层官员们经常在豪华别墅中举办盛大宴会，醉生梦死，与人民的贫苦形成强烈对比。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就已看到:“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住房而进行难苦的斗争。”(《莫斯科日记》第117页,上海人民1995年版) 四十年代曾长期驻苏的原南共领导人米洛凡?杰拉斯，在多次参加苏共领导人宴会后就感到，“苏共上层人物的生活是多么脱离人民，多么空虚和多么贫乏”。斯大林本人正处于这种特权金字塔的顶端。他在莫斯科和格鲁几亚有多处别墅，经常在家中举办豪华宴会，也经常出席政治局委员们的宴会。在1932年11月9日晚的宴会上，他们大吃大喝，忘乎所以，斯大林还对妻子非常粗鲁。他妻子阿利卢耶娃大声斥责他：“我恨你们所有的人，你们在这里吃着珍馐美味，而人民却在挨饿。”岁即愤然离席回家，并于当晚自杀。斯大林却对吊唁的人说：她还缺什么呢？她要什么有什么。说完，他拉开抽屉，里面是满满一抽屉钱。阿利卢耶娃不过是中央机关一般工作人员，能拥有这么多钱显然不是工资所能解释的。
 
　　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不再能享受这种特权。这就是所谓“公有制”吧。人民委员卡岗诺维奇在失去职务后，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取消了信封，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供普通工人去的疗养所（张建华：《推倒红墙》）。甚至卡岗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因此，特权成为控制官僚的有效手段。
 
　　后来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取消了一小部分官僚特权：信封、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却遭到特权阶层的嫉恨与抵制。他的下台，就与此有关。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迎合特权者需要，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使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勃列日涅夫本人也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肮脏交易，互相赠送贵重礼品，包括给总书记进贡。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礼品盒子。（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勃烈日涅夫还动用公款为他的女儿与儿子修建别墅（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甚至连其甘当乌龟、不学无术、贪婪无比的的女婿邱尔巴诺夫也因为得到了勃烈日涅夫的庇佑而扶摇直上，当上了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邱尔巴诺夫贪污了多达20亿卢布公款，在勃烈日涅夫死后才被押上被告席。但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领导一次反腐调查时，无意中从勃烈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供认钻石是属于波列日涅夫女儿的，顿时弄的满城风雨。这时，一贯以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苏斯洛夫不顾重病缠身，亲自出面掩盖勃烈日涅夫家族丑闻，狠狠教训了茨维贡，并不许其逮捕布里亚季亚，终于逼使茨维贡将军开枪自杀（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 反腐败者被腐败分子反掉了。

      特权阶层是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互通婚姻、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实际上是把苏联人民分成了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他们不劳而获的生活，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丧失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并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据统计，全苏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苏联社会日益呈现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与此大同小异。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其妻子，儿子，两个弟弟，一个妹夫，均身居高官要职，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所以，他们一旦落难，不但无人相救，而且“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很快被群众就地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