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是虚拟的，集体也是虚拟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主人，谁拥有了权力谁就想捞一把，致使公有制企业无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存，只能给国家增加包袱，因此晚卖不如早卖，应尽早给企业找一个所有者，即便是在产权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一些，也总比被捞的一点不剩后再想起来变卖强，这就是著名的所有者缺位理论，又称"冰棍理论"。因此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私有制才是最有效率的，把公有资产的所有权，半卖半送给少数人，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国企职工变换身份成纯粹的雇佣工人，就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鼎力支持这项改革的是吴敬琏、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陈淮、张文魁、周其仁等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国资委和政府部门的部分官员以及公有制企业的中高管理层；而反对这项改革的人是非主流学者、民间学者、有责任感的政府官员和几乎全体的数以亿计的城镇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家人，甚至包括近十亿计的对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村集体资产的非法流失早已深恶痛绝的广大农民。

我81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国企工作，至今已经有24年了，除了84-87三年大学生活外，绝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国企度过的，可以说，我亲身体验了国企改革的全过程。 邓小平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主流经济学家的所有者缺位理论是否经的住检验，我们这些国企老职工最有发言权。我通过20多年的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是，国企只所以会衰败到目前这种田地，根本的原因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所有者被仆人篡位和主流经济学家改革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的结果。

经济学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因为任何一个经济要素基本上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时刻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各个经济要素之间还存在着或正向或反向的联动关系。同时，经济学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彰显经济理论的价值。因此，这就要求经济学家时时刻刻要用运动的、系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做到这几点，他的理论才能够自圆其说，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但是，自80年代早中期开始的，由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国企改革，只所以屡改屡败，致使国企衰败到目前这种任人宰割的死地，完全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用静止的、孤立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致！

例如，微观上，在国有集体企业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的前提下主流经济学家就怂恿国家贸然启用了物质刺激办法，致使企业迅速走上了拚设备拚能源滥发奖金的危险道路；此路不通后，仍然在未理顺好责权利关系的前提下主流经济学家又怂恿国家启用了厂长经理负责制，由于这些厂长经理都是上级任命的，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又被极大的弱化，这些厂长经理们自然会只为官，不为民，只为己，不为国地产生短期化、内耗、贪污腐败行为，不可挽回地造成了国有和集体资产的迅速流失和企业全员团队精神的消耗殆尽，而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置若罔闻；就在国有和集体企业陷入进退失据，内部问题突出暴露的紧要关头，主流经济学家又怂恿国家匆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于打破行业管理界限，放任一切经济成分参与几乎涉及一切行业的全方位的竞争，造成了国有和集体企业除了要背负责权利不明的体制包袱外，又背负着离退休人员负担、赋税不均负担、财务管理受限制等负担带病上阵，与那些轻装上阵、可制假售假、可偷税漏税、能送回扣抛红包的、优惠政策优厚的各种私有民营三资等经济成份昏天黑地展开了一场规则不一的、显失公平的激烈竞争，致使国有和集体企业元气丧尽，滑落到目前这种任人宰割的死地；由于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慢于企业改革，各级官员为了突出政绩又不暴露劣绩，就敦促银行用贷款给奄奄一息的企业喂奶，长期维系着企业明盈暗亏的局面，致使后来出现了银行断奶后，企业僵尸问题和金融坏帐问题的凸现。

再例如，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模棱两可，被迫在价格问题上采用了双轨制，巨大的差价诱惑,致使官倒现象高干子女经商问题蔚然成风，首开先河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自身形象，而主流经济学家却从来没有拿出过有效制止的办法；在行业管理上，主流经济学家怂恿企业一会搞横向联合、一会造航空母舰、一会又搞兼并重组，拉朗配式的包办婚姻最终抖散了企业的筋骨；在市场管理上，完全不顾市场容量的大小，放任自流各种经济实体在各个行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使得社会总资金的利润率迅速下降，致使技术含量低的行业的竞争迅速进入白热化，而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项目却无人无力问津；让人费解的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家竟然又怂恿国家在同一个时期几乎同时出台了全员合同制、职工住房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高收费等需要让城镇居民捂紧钱包、拚命储蓄才能应对的所谓产业化市场化改革，一下子把老百姓的消费热情打入到九泉冷宫，再加上银根收紧和银行的商业化，中国需求不足的巨大冰山终于浮出了水面；主流经济学家怂恿国家开设股票交易市场的初衷就是让国有企业筹集资金，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却根本没有预料到股市操作的难控和股民过分投机的恶果，更没有提前采取预防措施，银行、企业、个人纷纷把有限的资金投入股市，更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货币短缺，更加剧了需求的不足。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大多数公司都是经过乔装改扮包装上市的病态公司，责权利不明和蛀虫泛滥的病源并没有根除，而违轨资金又天量入市，中小投资者又难识庐山真面目，这种种的阴差阳错终于给中国的股市种下了骑虎难下的祸根，那些能够上市融资的企业，却是以圈钱为目的，圈得的资金，大多被任意挥霍，真正能用到生产经营上的却很少。本来，克服这种乱象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财产登记、帐户唯一、货币电子化，利用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对每个交易帐户进行有效监管，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故意南辕北辙，净出些独立董事、二板市场、全流通、开放基金、银行民营化等弄巧成拙的损招。甚至最近，当股市出现剧烈下探行情的时候，一些最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竟公然指责政府要为此承担责任，故意挑拨股民对政府的不满，以次来推卸自身责任；面对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主流经济学家根本不从贫富分化这个根源上找原因，而是怂恿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明白人算算帐就可以清楚，在腐败昌盛，财产往来不透明的环境下，国家每投资一个亿，真正能落在普通人手中而能变成实际购买力的货币能有几何呢？而其中的大获利市者是不会热心于用赚来的钞票大量购买实体商品的，他们对储蓄，对股票投机，甚至对资金出逃，或者购买能保值的房地产更感兴趣，政府千辛万苦通过向老百姓借债，向银行告贷，甚至通过超量印发钞票筹集到的，寄希望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宝贵资金，犹如泥牛入海，打了水漂，或者是变成了加剧经济过热金融危机的炮弹；当实施多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03年-2004年引发投资过热后，主流经济学家仍然不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缺陷上找原因，反而把投资过热的责任推卸到政府干预和银行的国有化身上，极力怂恿国家对国有银行也实行民营化；更为滑稽的是，面对持续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主流经济学家不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提高占总人口90%以上工人农民和小商人的收入水平上，通过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让普通民众也尽快享有助学贷款、消费信贷、创业贷款上，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高薪养廉上，千方百计提高公务员薪金，千方百计为国企老总们争取高额年薪，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却不知道，公务员和老总加薪，工人农民伤心，有财政能力的地区部门加薪，无财政能力的地区和部门离心，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深。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增加富人的货币量，并不象增加穷人的货币量一样能同步增加社会的实际购买力，给富人加薪，实质上就是给实体经济抽筋，给全社会压包袱，通过连动关系扩张出来的货币完全是虚假且危险的泡沫。
　　
目前，极为危险的是，由于连续的政策失误，政府几乎耗费殆尽了计划经济重积累轻消费时代和改革初期积攒下来的国有资产和政府信用，甚至已经大量透支了老百姓的银行存款，而政府背负的公务员工资福利，离退休人员工资，国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三农等包袱却异常沉重，入不敷出已成定局。也许是出于有病乱投医的慌乱，也许是出于拆东墙补西墙苦维稳定的无奈，也许是出于对短期出政绩的过度渴求，也许是出于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自私，总之，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似乎更加乱了方寸，任凭所剩无多的国有资产和城镇及农村土地当成了最后一块可供鲸吞的残羹。试问，当这最后一块残羹被吃净分光以后，面对几亿无产无业的国民，国将何国呢？　　懂得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也是失业率上升、工农收入下降、刑事案件上升、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可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是积极促成各届政府,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及时有效地利用财产登记和税收杠杆，有效防范住非法的和非合理的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却是火上浇油极力怂恿政府把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盲目招商引资，盲目追逐几乎已毫无意义的GDP，甚至把促成私产入宪，当作了工作的中心内容，岂不知，一只伸过太平洋的巨大黑手，在善良的中国人面前挂起的硕大而又美味的诱饵，正在引诱少部分中国人带领大多数中国人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一些良心还没有彻底泯灭但看不清楚真相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天真的认为，只要对弱者群体实施了社会保障，一切就可以万事大吉，但是他们却不仔细想一想，一旦全中国的生产资料基本上都被惟利是图一毛不拔的私有业主和外国资本家所牢牢控制，谁还愿意为世界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买单呢？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难道不会再一次席卷中国吗？　　

20多年国企改革的实践证明，鼓吹市场万能，否定政府干预，鼓吹私有化万能，不具体分析国企衰败的客观原因而一口咬定公有制都是没有效率的，鼓吹国内市场应该无原则的向国外开放，反对保护民族产业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次又一次的水土不服、难圆其说和弄巧成拙，才一次又一次加剧了国企的衰败。其实，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2004年8月24日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时，已经在无意中承认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无能，例如他说"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国有企业每走一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的设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根本就不曾有过自圆其说的独立的系统理论，郎咸平先生说主流经济学家是靠"拍脑袋"做决策的结论是正确的。

案例：
80年代我在一家国有百货公司担任会计，当时火柴的需求量很大，也很紧俏。一盒火柴的国家零售定价是5分钱，可是自由市场能卖到2毛钱。我的一个同事利用当仓库保管员的优势，通过请客送礼贿赂经理等各种手段把有限的货源几十箱的弄到手，交给他的个体户老爹转手倒卖，每箱利润可达50元以上，这在月工资普遍只有几十元的时代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我记得，国家的零售营业税大概是按照营业额的3%计征，批发营业税按毛利率的10％计征，可是我的这位同事的父亲，当时只在集市上摆摊，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发展个体经济，也几乎不征税，而与他们竞争的国营门市部和供销社根本不敢卖2毛钱这个价格，必须按照规定执行国家定价的5分钱，若不执行国家定价，这个门市部经理肯定会被撤职，并且他们也很难能弄到火柴这种紧俏商品，即便是弄到了，会计也必须按照实际销售计算提取税金。国营和集体等公有制企业的垮台，窥一斑而就可见全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