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的存在及释读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特别是对易学史、中国哲学史、楚文化、汉代考古、儒道关系等学科和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这里我们仅从太极图和易学史的角度略谈一、二。

　　1、关于太极图

　　绵阳出土西汉漆木盘上的“老子太极图”、“耳朵太极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老子太极图”有着完全相同的构思和设计意图的耳形太极图在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各省各地的汉墓发掘中都有出土（图十三、图十四、图十五）。以前考古界将这些双耳圆图解释成是鸟在戏水或者称之为“云气纹”、“卷云纹”，现在可以明确，它们的真实身份和面孔就是历史上久已失传的太极图，而且是道家为纪念老子而创作的太极图。在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汉墓中所出土的耳朵太极图，大多没有绵阳所出之图正规和严谨，但其为“老子太极图”肯定无疑。河南济源市轵国故地桐花沟墓地近年出土的陶制茧形壶上有明确的用两个耳形构画的太极图纹样，且器身多用耳形作基本构图纹样（图十三，1），其年代在西汉中期，略晚于绵阳汉墓[13]。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汉时期用作酌酒或明器之用的漆匕上既有明确的S形耳朵太极图，也有将四只凤鸟作耳形共置一图两只相对、两只相背以表达“玄之又玄”（即道家易、《归藏》易）思想的纹样（图十三，3、4）其内涵与绵阳所出之图一致[14]。江苏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出土的漆木器上有在一个圆内主要构画两只耳形旋涡纹的图案，同时耳形纹也是漆木器纹饰的基本构图纹样之一（图十三，2）；该地四座西汉墓均被考古学家断为汉武帝元狩五年前，与绵阳汉墓同时[15]。江苏邗江县姚庄102号汉墓出土一批漆耳杯，杯口呈椭圆形，饰对称双耳，内底饰一周针刻线纹和朱绘涡纹纹饰带，其内再饰两个耳形连成的S纹，两个耳形一般作变形的凤鸟纹或兽纹（图十四），其年代为西汉晚期[16]。安徽霍山县1987年抢救发掘4座中小型西汉木椁墓，在该墓地出土的漆器上既有明确的S形连笔双耳太极图，也有将四只凤鸟绘成耳形两只相背、两只相对置于同一圆形之中以表达“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每只凤鸟均作耳形即表达“太极两仪”或坎离、阴阳内涵）或“玄之又玄”的图式（图十三，5、6、7）。霍山汉墓没有明确纪年，发掘者将它们定为西汉前期[17]。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据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报告图示，该墓出土的漆圆盘的内底，漆卮、漆樽的盖上均有用两只耳形构画的阴阳两仪太极图，图式没有绵阳汉墓及霍山汉墓的耳朵太极图设计得巧妙，但完全能够断定它们是同一构思和内涵表达（图十五）。漆耳杯盒的外壁还在一个圆内用四个耳形组成两个并列的S形纹饰，以示道家“玄之又玄”思想（图十五，6）。凤凰山168号汉墓的年代为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18]，比绵阳汉墓的年代早了将近50年。耳朵太极图可能有一个演化过程，比如较早的图式两个耳朵尚没有画成连笔的S形，后来发展成霍山和绵阳出土那种构图巧妙、美观的图式，但也可能一开始就是精心的构图和设计，而不存在一个发展演化过程，因为它是为纪念老子、反映道家思想而作。凤凰山汉墓所出耳朵太极图只是写意性的绘画，这可能意味着其产生已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而不会是初创。总之，耳朵太极图的产生时间必定不会迟于汉文帝十三年。
　　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记载，自孔子至西汉易学的传承授受关系是：孔子→商瞿→鲁桥庇子庸→江东 臂子弓→燕周 子家→东武孙虞子乘→齐田何子庄，汉代易学均本于田何。但这个传承关系是属于儒家的，老子太极图绝不会是儒家的作品，因此其作者当不在上述易家之列。我们认为，老子太极图的作者有两种较大的可能。其一，汉文帝时的隐仙河上公有可能是老子太极图的作者。今存《道德经》注本中有河上公注且颇为知名。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二传：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亦号河上丈人，汉文帝时结草为庐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文帝因好老子之言，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皆令诵之，有所不解者数句。时天下莫能通之，便从侍郎裴楷之言遣使之齐请教河上公。河上公说：“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汉文帝无奈，只得起驾亲往拜访河上公，但文帝见了河上公后，又说了一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足以使人贫贱富贵”之类的话。文帝话一说完，河上公便拊掌坐跃，冉冉升天去了。这段记载非常离奇，当有道徒的虚构成分，但文帝拜访河上公却可能有它的真实性所在（文帝之妻窦氏亦嗜好黄、老之言）。司马迁《史记·乐毅传》说乐毅后人乐臣公学黄帝、老子，是河上丈人的四传弟子，清初考据家黄宗炎也说太极图始于河上公，传自陈图南（陈抟），可见河上公应实有其人。但历史上所传河上公太极图乃是炼丹之图（其主体即坎离匡廓与三五至精图，亦即魏伯阳炼丹理论所用之图），它是陈抟无极图（图十）和周敦颐太极图的前身。这种图的内涵与老子太极图有交叉部分，但外形上完全不同，它们应各是一种图。同时，河上公之注《道德经》，其宗旨乃是为了修炼成仙，他在注文中反复论证修炼成仙的可能性。这些情况与绵阳所出西汉漆木盘及老子太极图严谨的古代天文学、易学象数理表达及正统的道家思想尚有一段距离，因此老子太极图的作者也可能另有其人。进一步而言，老子太极图的基本构成是两只耳朵，前述各地汉墓出土之耳朵太极图莫不如此，有的仅只是两个耳形并无凤鸟，因此河上公太极图与老子太极图应各是一回事，后者绝不会源于前者。其二，老子太极图可能产于蜀地。易学在蜀、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这些说法屡被证实。《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实际都是天文历法书、易书。《古三坟》为追记伏羲、神农、黄帝时代易学之书，近年学者研究已证实《古三坟》均非伪书[19]。现存《古三坟》是北宋史官毛渐在民间发现的，《古三坟》附有一篇《后序》，说该书的主人在唐末得自于青城之西一石匣中。西汉辞赋大家、蜀人扬雄作有《太玄》经，据杭州大学黎子耀先生研究，“太玄”易的九首法实即古之九丘法，他认为扬雄可能得于四川民间，而非自创[20]。今四川阿坝地区藏族流传用牛毛绳八根打结进行占卜的方法即与古之“八索”有关，凉山彝族地区流行的“雷夫孜”占法亦为八卦占，与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有直接关系的十月太阳历解放后仍在大、小凉山地区彝族中使用以及绘有老子太极图的西汉木胎漆盘在绵阳出土，这些都是远古文化在四川得以传承的证据。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漆器，不少都烙印“成市”、“市府”等字样，发掘者认为，这“说明它们是四川成都市府管辖的漆工产品”，反映了当时漆器产品已有较强的商品性[21]。因此凤凰山汉墓漆器上的耳朵太极图极有可能是蜀人的造作。如此说不谬，在蜀地极可能存在比绵阳所出年代更早的老子太极图。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老子太极图产生的时间可能早于汉文帝、汉初以至上溯到秦及战国时代，但老子太极图的流行必是在西汉前期黄、老之学大受尊崇之时。
　　关于太极图的来源，自宋、明之际太极图正式露面至于今天，一直存在着争议。周敦颐五层太极图是周敦颐自作或是改造自道徒（如陈抟）炼丹之图，自南宋朱震、朱熹、陆九渊至清代黄宗炎、毛奇龄、胡渭至近代钱穆、邓广铭等等，等等，直至今天新出的种种研究易学、易图的著述，其说可谓错综复杂、讼案迭起。今人李申、束景南、张其成等都作过深入的考究，张其成先生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五层太极图是周敦颐依据道教炼丹图式加以改造的产物”[22]。我们认为，根据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老子太极图存在的事实及其内涵论断，周敦颐五层太极图改造自道教炼丹图式的说法可以“尘埃落定”。东汉时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炼丹理论及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图八）的内涵在西汉木胎漆盘、老子太极图那里可以找到渊源。坎离二卦、水火既济正是老子太极图的内涵之一。不仅如此，水火匡廓图的形状也正是将坎离二卦之符号作两个耳廓相拚而成，只不过作了规范化、美术化的变形处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此图为什么名为“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其实是一个五行化合图，“五”指木、火、土、金、水五行，“三”指天、地、人三才。《易传》有“叁伍以变，错综其数”句，周敦颐《太极图说》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五”均指五行，“三”指三才，“二”指阴阳。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相配用于解释宇宙便是阴阳生五行、五行化生男女万物，用于炼丹便是五行返归阴阳即坎离，取坎填离便由后天返先天复归无极，所谓“至精”也是指丹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归无极”之意，所以五行化合图被称为“三五至精图”。“三五至精图”其实称为“二五至精图”亦可（周敦颐即说“二五之精”），用“三”不用“二”当与道教、道徒奉道家老子为祖师爷有关，老子《道德经》崇“三”，谓“三生万物”。陈抟无极图、周敦颐太极图的主体部分都是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其渊源自可上溯至老子太极图。清代黄宗炎《太极图辨》、毛奇龄《太极图说遗议》、朱彝尊《太极图授受考》等均认为周敦颐太极图源自道教丹图，黄宗炎并说周敦颐只是把陈抟无极图“逆则成丹”改为“顺则生人”，将自下而上的顺序改为“自上而下”的顺序，这些考证和认识都是正确的。河上公太极图（炼丹图）是汉文帝时的河上公所作或是后人伪托，目前尚难以论定，但该图源自老子太极图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阴阳鱼太极图自明初赵撝谦在《六书本义》中公开以来，有关其来历的争议亦颇多。赵撝谦自注“此图世传蔡元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敷氏”。元代学者袁桷《易三图序》说：“时尝言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故士大夫闻是说者，争阴购之。后朱文公属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复如峡，始得其三图焉。”今人李仕澂在南宋道教学者张行成的《翼玄》中发现已有阴阳鱼太极图，而张行成也是蜀人。结合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老子太极图及前面所论该图产生的时间、地点考察，阴阳鱼太极图源自老子太极图、耳朵太极图是没有疑问的，而朱熹嘱蔡元定到蜀中访求易图一事也可得证。四川剑阁鹤鸣山石刻道教图谱中有持黑鱼的丁神、持白鱼的甲神图像（图十七），其年代在东晋至唐朝中、后期之间[23]。若据此推论，点有鱼眼的阴阳鱼太极图很可能在宋以前即产生，而且与道教、道家有关。老子太极图以两只耳朵构成S形阴阳两仪圆图，是为纪念老子所为，据此尚不能断言S 形阴阳两仪圆形太极图即始自老子太极图。我们认为，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的产生时间，有可能在老子太极图之前。山西潞城微子镇出土的商罄上的双鱼形图案（图十六），其实已接近标准的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微子镇系商代微子国所在，微子为纣王庶兄，商灭后归周，年代上与《易经》的产生时间大约同时。商代《归藏》易的存在已可证实[24]，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的存在也是可能的。总之，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不可能源自周敦颐太极图，也不可能是宋、元时期的儒者或明初的赵撝谦所创作。
　　当然，由于老子太极图的存在，那些认为太极图源于天外文明、特异功能以及关于阴阳鱼的画法、鱼眼的位置、鱼尾的角度等等诸如此类离奇的说法、解释都将涣然冰释，失去根基。我们认为，太极图必然是中国文化、文明的产物；根据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天文历法及易学象数理内涵的表达判断，太极图的起源很可能与天文历法及中国古人对宇宙的认识有关。

2、关于易学史
　　学虽然大略可以分为象数和义理两大派（姑按旧说将“义理”之外的占筮、易图学等归入“象数”），但中国自孔子以后的封建社会时代，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直至今天，易学研究和发展主要是在孔子和《易传》的巨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即是说自春秋、战国始，两千多年的易学史的主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义理”之学，而“象数”之学则处于从属地位、次要地位，或被视为“旁逸斜支”或被视为“后起之学”（广布民间的易占、算命等在这里不归入学术上的“象数”之学）。在两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易学“义理”之学长河中，有两次“象数”之学的大发展时期即“汉易”与“宋易”，它们既造成古代易学发展史上的两次高峰，同时也是“象数”之学获得显著地位、被视为堪与“义理”之学并肩而成为一大流派的原因和理由所在。由于老子太极图、西汉木胎漆盘纹饰的存在及释读，易学史、“象数”之学、“义理”之学、宋易、汉易、《易经》等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框架、大背景下，可能需要重新定位和认识，至少会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启示和启发。
　　宋易象数派以刘牧、周敦颐、邵雍、朱震为代表。刘牧传河图、洛书，周敦颐传五层太极图，邵雍传先天图，而朱震在《汉上易传·表》中说，刘牧、周敦颐、邵雍皆受图于北宋初年华山道士陈抟[25]。如前所述，传阴阳鱼太极图的张行成是蜀人，而且是道教学者，赵撝谦所公开的阴阳鱼太极图得之于蔡元定，而蔡元定得之于“蜀之隐者”，均与蜀地和道教有关。由于阴阳鱼太极图、周敦颐五层太极图、魏伯阳炼丹理论均可溯源至西汉老子太极图，故赵撝谦、袁桷、朱震等人在《六书本义》、《易三图序》、《汉上易传·表》中关于易图来源叙述的真实性大体上得到证实，即朱震所言刘牧、周敦颐、邵雍均受图于陈抟应该是真实的，至少刘牧河图洛书、周敦颐太极图、邵雍先天图源于道家或道教是可以肯定的。刘牧以45数黑白点阵为河图、55数黑白点阵为洛书，朱熹则以55数黑白点阵为河图、45数黑白点阵为洛书（图十一、图十二），因为其来源渠道不同或者因为传图之人并未言明或注明所致。刘牧之图源于陈抟，朱熹《周易本义》所载河图、洛书应是蔡元定入蜀求得（袁桷说蔡元定入蜀访得“易三图”但未言明具体是指哪三幅图，清人胡渭《易图明辨》推测“季通所得之三图，一为先天太极图无疑矣，其二盖九宫图与五行生成图”应是正确的。“先天太极图”即阴阳鱼太极图，“九宫图”即洛书，“五行生成图”即河图，朱熹《周易本义》载后二图未载前图，正应了赵撝谦所言阴阳鱼太极图“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这种对河图、洛书黑白点阵的混淆以及来源渠道的不同从一个侧面说明河图洛书即是指55数和45数黑白点阵，而且是来自于道家、道教而非刘牧或其他宋儒所作。以前认为先天八卦、六十四卦为宋人邵雍所作，对照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内涵表达，可知先天八卦图亦非邵雍创作，而是来自于道家所传：其一，西汉木胎漆盘内底为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口沿配八卦、六十四卦，此八卦、六十四卦只能是指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因为只有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圆图所表示的阴阳消长关系、爻变关系才与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所反映的阴阳消长关系相吻合。其二，按田合禄先生研究，先天六十四卦即十月太阳历，西汉木胎漆盘六十四卦内涵以及十月太阳历历数的存在正与此形成互证，即田先生的认识得到一种佐证，西汉木胎漆盘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内涵的存在也得到一种佐证。其三，西汉木胎漆盘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与漆盘口沿纹饰所示六十四卦内外相套的格局同后来阴阳鱼太极图与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内外相套的格局也是一致的，只是前者因要表达更多的内涵而没有也无法采取更标准更单纯的图案和符号而已。总之，宋、元、明之际易图学的兴起与道家易学、道教丹图传出有关，自宋至今一千年来关于易图来源的争议、聚讼现在可以“尘埃落定”。
　　汉易是易学“象数”之学的一大发展时期，甚至孟喜、京房被视为易学“象数学派的创始人”[26]，但汉易、汉代“象数”之学却与道家易和西汉木胎漆盘所示易学内涵没有多少关系。前已述及，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而自田何上溯，汉易的源头在孔子和《易传》那里，这个传承系统与道家易学、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老子太极图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学者将汉易划分为三块：“一是以西汉人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以奇偶之数和八卦之象解说《周易》经传文，以六十四卦解释一年四时节气的变化，被称为卦气说。此派易学乃汉易发展的主流，是象数学派的创始者。后来出现的《易纬》则发展了孟、京以《周易》讲阴阳灾变的倾向，将《周易》进一步神秘化或神学化了。二是以西汉东莱人费直为代表的易学，以《易传》文意解经，注重其中的义理，后来发展为义理学派。三是以道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或者说，将易学同黄老之学结合起来，讲阴阳变异学说，至东汉末年上虞人魏伯阳，将卦气说同炼丹术结合起来，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的理论和方法，成为道教易学的先驱”[27]。汉易从内容上看，亦显示与西汉木胎漆盘纹饰所示易学体系有别：费直“义理”之学源头在《易传》，孟、京“象数”之学源头亦在孔子易学。《史记》和《汉书·儒林传》载，田何传《易》于王同子中、周王孙、丁宽、服生，子中传杨何，杨何传京房，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又传施仇、孟喜、梁丘贺，孟喜又传焦延寿，焦延寿又影响京房。汉易的代表人物孟喜、京房均是卦气说的倡导者、发挥者。孟喜易学以阴阳二爻和奇偶之数代表阴阳二气，以卦象中阴阳二爻和奇偶之数的变化解释阴阳二气的消长过程；京房在进一步发挥、发展卦气说之外，更创立了许多占算体例：比如以八宫卦排列六十四卦顺序再以五行配入八宫卦及卦中各爻然后以五行生克说解释卦爻象的吉凶，又如世应说、飞伏说、纳甲说等等均是京房易学的特色并服务于其阴阳灾变学说。京房排六十四卦为八宫卦，虽然以卦爻象的变化表示阴阳消长的过程，但它与S形阴阳两仪太极图及先天八卦、六十四卦圆图所示的阴阳二气消长、变化过程是没有关系的，即它与老子太极图、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是没有关系的。汉易中与西汉木胎漆盘、老子太极图有一点关系的是那很不起眼的一小块即“以道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后来发展出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成为道教易学的先驱”那部分。但这一小块与其说是“以道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不如说是道家易学本身的衰落和变异所致。因为：其一，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学说，道家易学得到弘扬和发展，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和江淮流域各省出土的耳朵太极图及其变形纹饰即是证明。当董仲舒、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道家易学趋向沉寂和衰落，而儒家学说和孔子易学、《易传》得到弘扬，这就是易学史上汉易的兴盛期为什么延迟至武帝之后的宣帝时期（孟喜、施仇、梁丘贺、京房均为宣帝时人）的原因。其二，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及江淮流域出土老子太极图、耳朵太极图之内涵表达不仅不是来源于《易传》，而且也不是渊源于《易经》。《易传》是儒家的经典，《易经》是周朝的典籍，讲求占筮；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反复强调坤卦数理、“玄之又玄”，其思想渊源在《道德经》和《归藏》易那里，《归藏》是商代的易学。其三，魏伯阳炼丹理论与老子太极图、西汉木胎漆盘内涵表达有内在联系，更上则与老子道家思想有内在联系，而与孔子儒家学说、儒家易学以及《易传》没有内在联系，因此魏伯阳炼丹理论只能是与在汉武帝时期失势的道家易学有关，而与田何所传儒家易学没有什么关系。其四，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严密而丰富的天文历法及易数设计和表达自成体系但却与占筮无关，它与此前我们所知的易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派别都不可同日而语。它上接《归藏》和道家思想，下启宋、明易图学，证明道家易的真实存在并大致勾勒出道家易的传承、演变关系。
　　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及老子太极图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易学领域、易学史上的许多基本问题，现举例说明。1、关于太极。《易传》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句，一般认为它是讲《周易》宇宙生成论，亦有人认为它是讲筮法。事实上这两种传统认识都难以自洽。如果是讲宇宙生成，“八卦”是指八种基本物质，它怎么能够“定吉凶”呢？如果是讲筮法，它不仅与《易传》变《易经》占筮为哲学著作的基本思路和倾向相违背，与孔子“不占而已”（《论语·子路》）的基本思想相矛盾，而且导致《易传》的哲学基础尽失。《庄子·大宗师》说“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可见太极、阴阳在当时早已成为哲学命题。《易传》欲变《易经》的占筮取向为哲理取向，怎么会将一个哲学命题变为筮法而致自己于无立锥之地呢？显然《易传》在这里偷换了概念，前一个“八卦”指物质实体，属哲学范畴，后一个“八卦”（即“八卦定吉凶”）指八卦符号及其卦、爻象，属筮法范畴。这样《易传》既推崇了《易经》的占筮又照顾了自己的立论。如果我们考虑到《周易》之外另有易说，还有道家易、归藏易，考虑到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的天文历法及“天圆地方”宇宙观内涵，那么“太极八卦”的本义很可能与天文历法有关。即陈久金先生所言：太极即一年的通称，阴阳即上、下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五行即十月历所划分的五季[28]。由年周期的划分而产生世界观、宇宙生成观，同时由于知历明时故八卦可以“定吉凶”，二者的渊源和结合于此可能得到合理的解说。2、关于象数。有学者将“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定义为：着重从阴阳奇偶之数、九六之数、大衍及天地之数、卦爻象以及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周易》经传文义的，称为象数之学；而着重从卦名的意义和卦的德行解释《周易》经传文，注重阐发其中义理的，则属于义理之学[29]。这种定义当然是以《周易》和汉易为基础界定的。从这种定义出发，学者又对“象”、“数”进行界定。“象”指形象、象征，其义有三：一指《易经》中的八卦、六十四卦卦形及三百八十六爻爻形，即所谓卦爻象；二指八卦所象征的事物，如乾卦 象取物象为天、坎卦 象取象为水等；三指卦爻辞中所说的具体事物，如乾卦爻辞中说的“龙”，坤卦爻辞中说的“牝马”等。“数”即易数，是指《易经》和筮法中数的观念。数有三类：其一，占筮是通过数的计算来进行的，最后导出七、八、九、六之数，以定一爻之象。此种数被称为筮数。其二，为阴阳之数，即以奇数表示阳爻，以偶数表示阴爻；此即《易经》中阴爻称六、阳爻称九，六和九又来源于筮数。其三，为爻位之数，一卦六画由下向上数，初画称初，二画称二，三画称三，四画称四，五画称五，六画称上[30]。根据这种定义和界定，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所示易学内涵显然既不属“义理之学”，也不归属“象数之学”，而且从年代上看，木胎漆盘早于“象数”之学的创立至少半个世纪。这说明传统的易学结构认识，有关定义、界定需作调整，或者说在西汉孟喜、京房创立“象数”易学之前，早有“象数”（参见附表一）。南怀瑾先生在谈到易学之两大派时说：“以象数为主的汉易，经唐、宋以后，其间贯通今古的大家，应当以宋代邵康节的易学为其翘楚。又别称为道家易学系统的，这便是道家易学的一派”[31]。汉易特别是“象数”之学，其源在孔子易学（即使孟、京“卦气说”另有来源，但亦无证据和理由表明他们受到西汉木胎漆盘道家易学的影响），怎么又成了“道家易学”呢？南先生又说：“《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32]。汉易“象数”讲阴阳灾变，宋易邵康节以占卦推命名闻于世，又怎么是“属于科学性的”呢？这同样说明传统认识对“象数”的定义和界定需作调整。“象数之学”是宋人对以孟、京为代表的汉易的称呼。宋易的成分一是来自于传统的儒家易，二是来自于道教、道徒所传，而汉易更主要是源于儒家，宋人对“象数”的认识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即传统“象数”观念是在易学知识结构存在重大缺失、局限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需作调整。3、关于河图、洛书。《易传》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语，先秦及秦汉文献更有多处涉及，但谁也没有见过，谁也说不清楚河图、洛书是什么东西。直到宋代刘牧、蔡元定、朱熹才将河图、洛书展示给大家看，原来是一些黑白圆点构成的数阵、数图。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关于河图洛书的猜测、争议，至今不息。有人认为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尚书·洪范》；有人认为河图乃黄河之图，洛书乃洛水之图，皆为古代地理书；有人认为河图、洛书皆为书名，汉代郑玄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种。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表明，河图、洛书就是指55数、45数黑白点阵数图；木胎漆盘纹饰将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十月太阳历及其他天文历法数理、易数综合为一体，从一个侧面证明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与天文历法存在内在联系，亦佐证陈久金先生关于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均与天文历法、十月太阳历有关的论述[33]。河图、洛书在先秦典籍甚至《易传》中不能明确到底是什么，在汉代易学中亦不出现，直到宋易才出现，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儒家易学本身就是不完整的，《周易》并非“周普”之易，而仅是“周朝”之易，而《易经》更是占筮之书。易图在道家、道教中流传，所以河图、洛书在宋代面世。
　　关于《易经》和《易传》，时贤已有一些精当的考证和论述，如：“汉象数易的兴衰说明了四点：《易经》之外有易说；先哲的古易说已散佚；古易说内容有诸多蛛丝马迹传世；汉易没能把握易说本体论的主脉”、“《传》是解易之书，而非解《经》之书，历代所谓《传》以解《经》的说法，其实根本无法涵盖《传》的全部内容，因为《传》中只有《彖》《象》可以说是解《经》之作”、“《传》对《经》的继承性反映在完善、神化卜筮易上，超越性体现在阐发义理、论述易道上”、“《经》集卜筮易之大成，《传》集理义易之大成，《传》据当时流传的易说注《经》解易”、“《易传》作者感悟到本经之外的易理，集当时易书之议、民间卜筮之说、易道散佚之论、先秦哲人之见，编撰《系辞》《说卦》等，阐明不见于《易经》的易之至理玄机”等等[34]。我们认为这些认识是符合易学和易学史的实际的。李镜池先生《周易探源》将《易传》的成书归纳为“崇经”、“宣教”、“存佚”三大特点，也是极有见地的。但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以及老子太极图的存在却证明，易之本体即“象数”易不仅在道家中得到保存而且得以传承；后来道教产生后衍生出道教易，人们遂将道教易误作了道家易。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0期。
[2]、[5]、[11]唐光孝《试析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二号墓墓主身份》，《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
[3]李仕澂《天下第一图·太极图考略》，《中华气功》1994年第1期。
[4]周春才编著《易经图典》21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4月第1版。
[6]、[7]、[8]何新著《危机与反思》（下）691——70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3月第1版。
[9]、[28]、[33]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96年）。
[10]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4——8页，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12]许抗生著张岱年审定《老子与道家》7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3]《文物》1999年第12期22页。
[14]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15]《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16]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姚庄102号汉墓》，《考古》2000年第4期。
[17]《安徽霍山西汉木椁墓》，《文物》1991年第9期。
[18]、[21]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19]王兴业《再论〈三坟易〉不伪说》，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巴蜀书社1998年10月第1版；王兴业著《〈三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版。
[20]黎子耀《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1——2期合刊。
[22]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19页，中国书店1999年1月第1版。
[23]母学勇《剑阁出土的道教神像及其价值》，《四川文物》1993年第3期；母学勇《剑阁鹤鸣山石刻道教图谱的内涵初论》，《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
[24]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刑文《秦简〈归藏〉与〈周易〉周商》，《文物》2000年第2期；同时参见 。
[25]朱震《汉上易传·表》，载《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26]郑万耕著《易学源流》76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27]郑万耕著《易学源流》70——71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29]朱伯昆主编《周易知识通览》268页，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第1版。
[30]朱伯昆主编《周易知识通览》111页，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第1版。
[31]、[32]南怀瑾、徐芹庭著《白话易经》叙言，岳麓书社1988年2月第1版。
[34]欧阳红著《易图新辩》18页、23页、25页、26页、8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