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制度历五千年而不衰，在人类成为星际物种的今天仍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中国本土的政治体系——贤能政治，也称尚贤制。它超越了西方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民主制，是一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政治制度。 1、尚贤政治在中国源远流长 崇德报功，尊崇为人民做出贡献者，回报对人民做出功绩者，早已融入了中华文化基因。周代金文资料中就有大量颂扬祖先及王侯们功绩的内容。 夏商周三代，祭祀是国家重要礼仪。鲁国贤大夫柳下惠（展禽）谈到制定祭祀的原则以及祭祀对象时说：如黄帝、尧、舜、禹这些圣王，凡是以完善的法规使人民得到治理的就祭祀他；凡是为国事操劳至死不懈的就祭祀他；凡是有安定国家功劳的就祭祀他；凡是抵御重大灾祸的就祭祀他。不属于这几类人，就不能列入祭祀范围。即使祭祀土地、五谷和山川等自然神灵，也是由于它们对人民有功，是人民养生送死所需要的。这里我们能看到先哲观念中尚功、尚贤何等重要！《国语·鲁语上·展禽论祀爰居》引展禽语：“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扞，抵御、保卫——笔者注）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质，信的意思——笔者注）也；及天之三辰（三辰，即日、月、星——笔者注），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崇德报功的思想反映到政治领域，形成贤能政治——根据一个人对社会贡献大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依法选举官员。四千多年前帝舜已经建立五年一考核诸侯政绩的巡守制度，这是早期的尚贤制。据《尚书·尧典》，舜帝每隔五年对全国进行一次视察，各地诸侯在四岳朝见舜帝，汇报工作。舜帝考核他们的功绩，依考核结果将车马衣服奖赏给有功的诸侯。“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和诸侯是世袭的，但其制度设计也以尚贤尚功为原则。如果诸侯不能治理好国家，就会被惩罚，黜位削地。先贤认为，人人皆是万物灵长，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尊贵者。即使是天子的嫡长子，王位的继承人，也只能算个士，所以加冠时用士冠礼。能够被封为诸侯的，都要保持其先人的贤行。用官爵封赏，都是视其德行来决定官爵的高低。《礼记·郊特牲》：“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以官爵人，德之杀也。” 周代天下统一于封建，封建制走向成熟。这时天子与诸侯是一种上下级关系，有能力的诸侯也会担任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比如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周武王的弟弟康叔被封于殷的故地卫，当地大治。成王亲政后，为了表彰康叔稳定东方的丰功伟绩，就任命他为周司寇。《史记·卫康叔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 西周诸侯并不能如西欧封建主那样高度自治，他们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考核。周代重要诸侯的高级官员也由天子直接任命。据《礼记·王制》记载，大的诸侯国设有三卿，都由天子直接任命；中等诸侯国的三卿，有两个由天子直接任命，一个是国君任命的。“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 诸侯被周中央政府处罚的事历史中也有记载。从康叔时代卫国国君就是东方诸侯之长，东方方伯。《史记·卫康叔世家》却说康叔七世孙卫顷侯（公元前868年-前857年在位）为取得周夷王册命而贿赂夷王，使卫国重新获得了方伯地位。显然，卫国曾经丧失方伯之位。具体情形我们已不得而知，只有《毛诗·邶风·旄丘序》记载卫顷侯不能行使“方伯”之责，“《旄丘》，责卫伯也。卫不能修方伯连率（连率，同‘连帅’，十国诸侯之长——笔者注）之职。”至于卫成侯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卫再次被贬称为侯。公元前320年，卫侯又被贬为君，治下只有濮阳一地，则是战国时代的事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卫国因为弱小反而得以自存。秦二世贬卫君角为庶人，卫国世系才彻底断绝。 至秦汉，贤能政治发展为选举官员的功次制度及社会身份标志二十等爵制。从平民到各级官员，通过向所有有功于社会者授予爵位，将全体人民被纳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身份体系。任何人都可以因功获爵，因爵得益；秦汉爵位既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世袭的贵族爵位，也不同于当代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的国家荣誉称号，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激励机制，能够激发民众自觉主动地为国家整体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体系。 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商鞅变法在贤能政治的演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司马迁对它有过精确的概括：商鞅铲除了诸多世袭贵族的特权，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不再由血缘、财富决定，而由其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决定。即使是王族的，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家族名册。明确爵位等级，各按爵位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数量、衣裳服饰也由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赫。《史记·商君列传》：“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想一想当今世界深陷资本垄断一切的泥潭，金钱已成为社会身份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崇德报功的贤能政治是怎样高尚和超前啊！因为贤能政治能将整个社会带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性发展轨道。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节制资本，让资本随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资本就会通过政治影响力获得有利资本增殖的政策，强大的资本反过来进一步增加政治影响力，如此陷入恶性循环，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分裂。这是198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的真实写照。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指出：“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政治分歧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歧，而是由大企业、华尔街银行和富豪组成的复合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分歧。前者依据自身喜好操纵经济和政治游戏，后者因此身陷困境。”【1】 所以西汉初年的选举法《功令》干脆彻底关闭了政商间的旋转门。规定商人本身是商贾户籍的，或其父母、妻、子及祖父母，同父的兄弟姐妹、同在一户籍的有商贾户籍者，都不能够参政，违反此令的被夺以爵位成为普通士伍。官员知道他不当参政，却替他申报功劳而被任命的，与这些商人同罪。“贾人身有市籍若其父、母、妻、子及其大父母、同产与同居而有市籍为贾人者，皆不得为吏及宦，犯令者夺爵为士伍，吏知其不当为吏而上功劳及除者，与同罪。”【2】唐代法律仍然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旧唐书·食货志》卷十八）。我们可以说，节制资本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中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原因。 随着东汉赐爵进一步转入轻滥，东汉末年二十等级爵制成为虚文，为社会服务不再成为社会身份的标识，爵位也不再能激励民众积极性，二十等级爵制和功次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至后人不再清楚功次制度具体为何物！王粲（177年-217年）《爵论》感叹：“今爵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 2、功次制度再度进入我们的视野 汉以后，无论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还是唐以后的科举制，尽管其制度设计是为了选贤任能，践行尚贤制，但始终没有恢复功次制度——这种量化管理，公私分明、权责分明、赏罚分明的选举制度。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资本主义深陷危机、西式民主席卷全球的时代，作为贤能政治的最高形态，功次制度才再度步入我们的视野！ 有两篇文献极大推进了笔者对尚贤制研究。一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唐虞之道》，它使我们看到，在战国人的眼里，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度不是过去人们认为的神话传说或原始民主制遗存，而是贤能政治的典范。《唐虞之道》开篇指出，尧舜之道的本质是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而不是哪个个人或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国家政权。这些圣王努力为人民谋福利却不自谋私利，这是圣的最高境界，仁的最高表现。“唐虞之道，禅而不专。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专，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 《唐虞之道》的作者将禅让定义为崇尚德行、传位贤者，崇尚德行才会世道清明，传位贤者，百姓才能得到教化。“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 《唐虞之道》和《礼记·礼运》中孔子赞赏的尧舜五帝时代大同之治说的是一回事。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里“天下为公”是说“禅而不专”“利天下而弗利”；“选贤与能”是说“上德授贤”。东汉经学家郑玄《礼记·礼运》注指出，“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礼记正义》唐代孔颖达疏：“‘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选贤与能’者，曏明（曏明，犹言表明——笔者注）不私传天位，此明不世诸侯也，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也……郑注《乡大夫》云：‘贤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艺者。’” 大道流行之时，与西方现代崇尚个人自由，私有神圣正好相反，那时天下之人不是人人为私的，都是为着公、为人民服务。钱穆先生曾对此作了细致说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说，在大道‘行’的时候，天下都是‘为公’的。‘也’字实指时间。‘行’字可有三种意义，一是‘行前’，一是‘行后’，一是‘正在行’。‘也’字好比英语文法里的正在进行式，不指未行，亦不指已行，而是‘正在行’。诸位要知，把文言翻译成白话，并不容易。‘天下为公’的‘为’字亦有两种讲法：一是平声，如白话文的‘是’字的意义，说天下‘是’公的。一是仄声，这句话是说，在大道行的时候，天下的人每做一事都是‘为’着公，就是口语里‘为什么’的‘为’。‘天下为公’四字，应照后一讲法。为什么？因下面的一大段话，便在解说天下一切人都为着公，不是为着私，这才是大道之行。” 【3】 对笔者影响巨大的另一篇文献是加拿大哲学家贝淡宁（Daniel A. Bell）前些年出版的《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一书。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贝淡宁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底色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尚贤制，而非西式民主。他写道：“我们很难否认，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确有了更多尚贤色彩。教育和考试在政治领导人的选拔任命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书提出的实证性证据表明，官员往往是因为在下级政府中的政绩突出而被提拔，而良好的政绩通常依靠的是经济增长。”【4】 作为一个在西方世界接受教育的学者，贝淡宁教授不仅指出贤能政治是“皇权时代中国的早期做法”，还打破西方民主迷信，注意到了相对于民主制，尚贤制的诸多优点，这是难能可贵的。他说：“在理论上，若与通过定期竞争性选举领导人的民主体制相比，依靠考试和低层政绩以尚贤方式选拔政治领袖的方法或许还有优势：只有那些在低层政府表现卓越的人才能一步步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经过尚贤方式选拔的领袖不大可能犯下初学者的错误。他们能够制订考虑子孙后代利益的长远规划而无须担忧下次选举的结果；他们能够安心在基层进行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改革实验以看到胜利的果实，因为他们知道高层是稳定的；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合理的政策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筹款和一次次发表同样的竞选演说上。”【5】 战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已经注意到：太多政治论辩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只凭一个人的言论就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是十分不可靠的。只有力行功次制度，以行政功绩为检验标准，经过层层选拔训练出来的官员才会使社会得到真正治理。韩非子由是提出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主张，这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借鉴。他说，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任用这个人，这怎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夸夸其谈，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纸上谈兵，招致长平之战的惨败。这两件事，都是选用能辩论的人而铸成大错。如果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让马套上车，看它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再普通的人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相貌服饰，只听其言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如何；可是任职一试验，用办事成效考察，就是奴婢也不会看不清其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主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中选拔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如此在制度上形成良性循环，越是得高官厚禄社会治理能力越高，这样定会天下大治。《韩非子·显学》：“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涂，通‘途’——笔者注），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我们今天提倡“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一定要将之落实到与西方民主制大相径庭的功次制度层面，实事求是，循名责实，否则很难建立起良性的选举机制和良好的政治氛围。 那么，为何从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时代，中国长期以来坚持选贤任能的选举原则，实施尚贤制，而没有走上西式民主道路。这里定有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所以，要理解贤能政治，我们须从先哲的天下国家观念，对政治的看法，以及安邦治国制度的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 注释： 【1】罗伯特·赖克：《拯救资本主义》序言，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2】彭浩主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三六号墓】上册，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第108页。 【3】钱穆：《讲堂遗录》（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285页。 【4】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中文版序言19-20页。 【5】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中文版序言1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