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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运环: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记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谭戒甫 
作者:[罗运环] 来源:[公众号“珞珈史学”2023-11-20] 2023-11-30

   (1928年前后的谭戒甫)

   谭戒甫(1887—1974),原名作民,字介夫;后改名铭,改字为戒甫,继而废名用字;曾用笔名穷奇。湖南湘乡(今涟源)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专家、教育家。先后为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员。1911年肄业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1928年前主要在湖南任中学、中师及高等专科学校教员及报纸主笔等职,间或参加革命并担任军政职务。1928年至1938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特约讲师(一年)、教授。1938年至1945年先后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之江大学、中央干部学校(在重庆)等校教授及西北大学、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至1953年任湖南大学教授及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53年至1974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前后在武汉大学任教30余年。去逝后葬武汉市九峰山公墓。其一生主要研究先秦诸子、金文、楚辞及历法,尤精墨学。其治学严谨,提倡学术争鸣,不主张缺疑。以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古籍是其治学特色。从《墨经》中发现 “形名家”和“墨辩论式”,构建谭氏墨学体系是其学术结晶。主要著作有《墨经易解》、《墨辩发微》、《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庄子天下篇校释》、《校吕遗谊》、《屈赋新编》等。

谭戒甫毕生从事先秦诸子、金文、楚辞及历法研究,尤精墨学,构建谭氏墨学体系,成绩卓著,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海内外。他一生教学勤恳,研究与授课相结合,重教爱生,嘉惠后学,深得学生爱戴。他毕生爱国,甘于奉献,年轻时,为拯救国家,多次投笔从戎,冒危险万死而不辞,至年老仍努力工作,未曾忘国忧,竭忠尽智,用人生谱写历史。

一 、不闻不知学问之大

谭戒甫以墨学著名,他爱好墨学起于青少年时代。那个年月正是清末民初社会急剧转型之际,有识之士发现先秦诸子(或称周秦诸子),尤其是墨家思想与西学精神有极大的相通性,且墨者还具有忍苦痛,为义献身的精神,欲以此为契机,传播新的国家理念和革命思想,便从不同站位倡导“墨学救世”。沉寂了两千多年的墨学因此脱颖而出,重新成为显学。青少年时代谭戒甫深受墨学复兴思潮的影响,十二三岁在其先祖墓庐读书时,就曾读过《墨子》各种。不过,谭戒甫起先还是向往出洋学工,实业救国的。1904年(光绪三十年)考入湖南游(留)学预备科英语班,专门学习英文、数、理、化和逻辑学等功课,眼看就要出国了,学校因革命发觉而于1906年年底停办。两年后即1909年(宣统元年)谭戒甫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现名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学习。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学校一度停顿,他因参加辛亥革命而肄业,出洋学工的愿望再度落空。几经折腾,出国不成,谭戒甫便以工科转攻国学,首选墨学。他反复研读在长沙新购的《墨子》书,认为书中《墨经》(又称《墨辩》)部分涉及辩学和光、力诸学,能与西学应和,遂对《墨经》的兴趣独为浓厚。后又发现因治《墨经》难度大,研究者少,却与他自己的知识结构适合,便定此为学术选题。

从此以后,谭戒甫锲而不舍,刻苦钻研《墨经》。参加辛亥革命期间,谭戒甫寓居南京毘庐寺时,购得两本印度的因明学译着, 1912年(民国元年)在长沙任教期间进行研读,并将墨辩与印度的因明学以及西方的逻辑学(学生时代已学过)对比研究,发现墨辩不能等同逻辑,墨辩与逻辑学、因明学为三足鼎立,而墨辩与因明尤为接近。有此认识,谭戒甫用四五年的时间写作,到1918年完成了全书的初稿《墨辩长笺》。

稍后,谭戒甫从《墨经》中受批驳的言论中发现了墨辩家的对手形名家,又从《墨经·小取》发现墨辩家的论式。因这两项重要的发现,他对书稿进行改写和增补,并将书名改为《墨辩发微》,篇幅巨增。形名家的代表就是公孙龙子,也因这两项重要的发现,不仅一部《墨经》,而且《公孙龙子》一书也能轻松愉快地通读。因此,从1920起也开始《公孙龙子》的研究和写作。到1928年《墨辩发微》和《公孙龙子形名发微》这两部被称之为姊妹篇的代表作皆已成书,至此谭氏墨学体系基本形成,从而奠定了他在先秦诸子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1936年为国立武汉大学第五届毕业纪年而照)

1928年受聘武汉大学任教后,谭戒甫在原有书稿的基础上,结合教学,不断深入研究修改,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墨经易解》。1957、1958年,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辩发微》;1963、196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二书的修订本。同时,1955年中国科学研究院成立哲学研究所,次年,谭戒甫即同苏联科学院立约译注《墨经》,1957完稿,书名为《墨经分类译注》,于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谭戒甫的学术路向独特,以墨学为基点逐渐扩大研究面。自1928年任教武汉大学以后,结合教学首先开启了对其他先秦诸子和先秦诸子的综合研究,1933、 1935年先后出版《校吕遗谊》、《庄子天下篇校释》等著作,发表了系列研究诸子的论文和讲义(详见下)。继而又开启对金文和《楚辞》及其他方面的研究。1953年由中文转为历史后,加强对西周金文及西周史的研究,撰写了《西周彝铭历谱》(稿本,现藏武大图书馆),并拟定撰写《西周金文综合研究》,其中有些篇已先后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晚年,着力研究屈原作品,撰成《屈赋新编》,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谭戒甫学术研究极富特色,用他的话来说,涉猎面虽广,但都是在他所具有的算学、声光电化及因明、逻辑的基础上来学习研究中国的经史子集各门,比较能钻研艰深的作品。故研究《墨经》、《公孙龙子》发现了墨子中的“论式组织”是中国独立存在“论理学(广义的逻辑学)”,又名家(墨辩家)和形名学家是对立的学派,都是前所未知的。至于《诗》《书》《易》《礼》《左》《国》及彝器铭文等研究,都有创新。(其中未发表的若干手稿,分别珍藏在湖南图书馆和武大图书馆)。

谭戒甫治学严谨,提倡学术争鸣,不主张阙疑。他在答与忘先生(钱穆)时指出:“我是主张不缺的。有疑不缺,必提出论证,委曲求通,以供人家去取,也可能得到一个意外的解决。如人人缺疑,永远下去,就无从启发后学,阻碍进展;但有些实在无法解决,自然会要缺疑的。”这一主张有利于学术,更有益于古籍译注。

二、 一生教学勤恳

1928年7月,民国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国中部的武汉,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当时校址在武昌东厂口比较狭窄,学校在选建珞珈山新校址等工作的同时,还在开学之前聘定教师队伍,时杨树达先生为武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闻谭戒甫治诸子有著作,托友取阅,大加赞美,谭戒甫遂被武大聘为中文系特约讲师,一年后晋升为教授。谭戒甫受聘的当年,即1928年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在东厂口旧校舍正式开学上课。武大虽初办,有旧生,也有新生及预科生,谭戒甫给旧生讲授“诸子概论”等,给预科兼授“中国通史”。1929-1938年,加授“诸子专家研究”、“目录学”、“因明学”等,间任一二年级的“国文”课。其中“诸子概论”和“目录学”是中文系的必修课,也是史学系、哲学系的选修课。

那时没有统编教材,主要靠教师自编讲义,讲义则成为学生获得系统知识,掌握教师讲授内容的重要学习材料,谭戒甫充分认识到自编讲义的重要性,最初是将手写油印稿供学生阅读,后由学校组织印刷。谭戒甫将教学与研究紧密相结合,总是对讲义精益求精,不断修改提升。在武大前十年中,先后出版的讲义有:《诸子专书研究》、《周秦诸子概论》、《庄子天下篇讲义》、《荀子正名篇校释》、《墨经易解》、《墨子经说释例》、《形名发微》、《吕子辑校补正》(上、下卷)、《文章选读》、《本国史》等。多年的学术积累,讲义学术含量高,有些讲议后来还作为专着出版。学生也很看重谭戒甫的讲义。最早听过他课的学生谷若虚毕业六年后还念念不忘听谭戒甫讲《庄子·天下篇》课,他说:“《天下篇》为周秦诸子学说总汇,欲研览诸子当先读《天下篇》。”“师方讲授此篇,历时几半载;当日亲聆其说,不为不详,然犹有未尽喻诸心者。迨后谭师《庄子天下篇校释》脱稿,印发诸生,而若虚又不与其列,每一回想,似有所遗。”1935年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修订本正式出版的过程中,谷若虚喜为校字之役,并说:“窃喜吾师著成是书,凡前所未喻者,无不涣燃冰释矣。”这既说明讲义的重要,更说明学生们对谭戒甫讲授诸子课及其讲义的喜欢程度。“七七事变”后,谭戒甫于1938 年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从此先后辗转任教于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之江大学、中央干部学校(在重庆)等大学,1946 年回到湖南,出任湖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及系主任。


(1953年毛泽东在信中赞扬谭戒甫:“备悉教学勤恳,嘉惠后学,极为感谢!”)

1953年10月院系调整,谭戒甫调回武汉大学任历史学系教授,从而开启了在武大后二十年的工作。在这二十年中主要为本科生讲授:古典文选、古文字学。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金文研究。谭戒甫非常重视学生阅读原著的能力和学术创新能力。注意培养学生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研究生李福泉教授说,导师谭戒甫从宏观与微观的综合研究中倡议新说的治学风格,让学生终身受益。

与此同时,谭戒甫认为青年教师需要传帮带,尤其强调从事先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不仅要能充分利用传世文献,还必须具备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的手段和能力。因此他还热情地指导青年教师学习古文字学,读郭沫若《殷墟萃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甲骨文和金文著作,向青年传授自已研究西周金文的体会。

(谭戒甫在指导青年教师杨范中、赵婷学习殷周金文   1962年7月7日 楼绍甲摄)

三 、位卑未敢忘国忧

谭戒甫一生爱国,甘于奉献。1928年以前,他先是理想出洋学工实业救国,出国受阻后在转攻国学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也曾尝试军政救国。自辛亥革命前两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革命运动他都积极参加过。撮要而言,五次投笔从戎,二次被迫更改名字。

1911年他正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现名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辛亥革命爆发,学校一度停顿。谭戒甫第一次投笔从戎,参加上海反正(11月3日)、南京光复(12月3日)等革命活动。上海反正时上海制造局是顽固堡垒,当时局内有湘乡工人约三千,谭戒甫曾利用乡情关系私入上海制造局鼓动湘乡工人起义。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谭戒甫第二次投笔从戎,代表蒋翊武(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参加了黄兴领导的南京二次革命。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云南打响后,谭戒甫第三次投笔从戎,在湘西发动并参与讨袁驱汤(湖南都督汤芗铭)战争。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反对北洋政府假共和的护法运动。谭戒甫第四次投笔从戎,参加护法军,任湖南第五区司令部参谋,率炸弹队进防武冈、宝庆,不幸被俘,后因北洋军傅良佐(湖南督军)战败退出湖南,才得以保全生命。1918年,北洋军再度南下攻占长沙,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谭戒甫出任清乡司令,打击张敬尧部队,为张敬尧部下杨缵绪军所败而被通缉,同年冬第一次更改名字,将名 “谭作民”改为“谭铭”,将字“介夫”改为“戒甫”。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上讨伐北洋政府的战争打响,谭戒甫第五次投笔从戎,于1927年7月参加北伐,任北伐军后防总参谋部(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三游击司令,负责湖南宣慰收编工作,归广州李济深总参谋长(晚年曾任新中国开国副主席)指挥。1928年因一度下野的蒋介石谋求复职。谭戒甫因反对其副司令孙某(蒋派爪牙)擅用他的名义通电拥蒋,竟被诬陷,遭蒋介石通缉。因此,不得不第二次更改名字,即废除“谭铭”名字,以字谭戒甫为名字。

总之,在谭戒甫身上充满了近代湖南人的精神气质,以国事为已任,一腔热血,紧随时代进退。革命起则挺身而出,投笔从戎,意无反顾。退则从事中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英语或国文课教学,以及担任报社编辑、翻译和主笔,研究《墨经》等先秦诸子。诚如其兄谭毅甫所言:谭戒甫“尝慕墨翟之行,狂奔足茧,以冀救世之急;离父兄,弃妻子,冒危险万死而不辞。其静也,枯坐室中;案头书物狼藉,目治手营,注心微渺。儿女子杂沓喧嚣于其侧,未尝烦其思致也。其卓荦奇异如此!”

(1965年7月谭戒甫与家人合影)

1928年仲秋受聘武汉大学之后,谭戒甫开始一心以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为国家效力。直到晚年,身体多病, 还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校勘古籍, 一笔一划地从事写作, 笔耕不辍。谭戒甫教学勤恳,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一代国学大师,为学术界所敬仰,也受到组织上的重视,毛泽东对这位曾经的老师也很敬重。1955年9月, 毛泽东特邀谭戒甫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并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做客(30日), 共进午餐。还送给谭戒甫300 元人民币, 请他游览上海、杭州等城市。1958 年4 月6 日,毛主席在武汉体育馆接见武汉地区科学工作者代表时,又亲切地和谭戒甫握手,问侯谭戒甫的身体现状,关心谭戒甫晚年的《屈赋》研究。1963年学校还安排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彭金章当谭戒甫的助教。

谭戒甫晚年除了继续努力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也很关心国家大事。1956年至1963年, 谭戒甫连续四届(二至五届)当选为武汉市人大代表, 出席过全国政协会议, 积极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

(谭戒甫晚年在书宅从事研究和写作)

谭戒甫为人低调,他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一段师生关系,以及后来与毛泽东的交往,从不轻易对人讲起。直到1972 年4月左右,毛泽东的外甥女、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后为副部长)的王海容带来毛主席的问候。陪同王海容一同前来的有武汉军区、湖北省、学校领导,以及历史系的负责人。从此谭戒甫是毛主席英语老师之事才广为人知。

湖北日报资深记者楼绍甲先生提供了珍贵的照片;武大档案馆提供了重要资料;朱传棨、丁四新、李福泉教授及吴晓欣博士也给予了资料帮助;谭固生、谭乐生、谭仲嘉、谭季麓、谭鄂除提供照片外,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一并致谢!

(罗运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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