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前后的谭戒甫）

   谭戒甫（1887—1974），原名作民，字介夫；后改名铭，改字为戒甫，继而废名用字；曾用笔名穷奇。湖南湘乡（今涟源）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专家、教育家。先后为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员。1911年肄业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1928年前主要在湖南任中学、中师及高等专科学校教员及报纸主笔等职，间或参加革命并担任军政职务。1928年至1938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特约讲师（一年）、教授。1938年至1945年先后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之江大学、中央干部学校（在重庆）等校教授及西北大学、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至1953年任湖南大学教授及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53年至1974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前后在武汉大学任教30余年。去逝后葬武汉市九峰山公墓。其一生主要研究先秦诸子、金文、楚辞及历法，尤精墨学。其治学严谨，提倡学术争鸣，不主张缺疑。以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古籍是其治学特色。从《墨经》中发现 “形名家”和“墨辩论式”，构建谭氏墨学体系是其学术结晶。主要著作有《墨经易解》、《墨辩发微》、《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庄子天下篇校释》、《校吕遗谊》、《屈赋新编》等。

谭戒甫毕生从事先秦诸子、金文、楚辞及历法研究，尤精墨学，构建谭氏墨学体系，成绩卓著，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海内外。他一生教学勤恳，研究与授课相结合，重教爱生，嘉惠后学，深得学生爱戴。他毕生爱国，甘于奉献，年轻时，为拯救国家，多次投笔从戎，冒危险万死而不辞，至年老仍努力工作，未曾忘国忧，竭忠尽智，用人生谱写历史。

一 、不闻不知学问之大

谭戒甫以墨学著名，他爱好墨学起于青少年时代。那个年月正是清末民初社会急剧转型之际，有识之士发现先秦诸子（或称周秦诸子），尤其是墨家思想与西学精神有极大的相通性，且墨者还具有忍苦痛，为义献身的精神，欲以此为契机,传播新的国家理念和革命思想，便从不同站位倡导“墨学救世”。沉寂了两千多年的墨学因此脱颖而出，重新成为显学。青少年时代谭戒甫深受墨学复兴思潮的影响，十二三岁在其先祖墓庐读书时，就曾读过《墨子》各种。不过，谭戒甫起先还是向往出洋学工，实业救国的。1904年（光绪三十年）考入湖南游（留）学预备科英语班，专门学习英文、数、理、化和逻辑学等功课，眼看就要出国了，学校因革命发觉而于1906年年底停办。两年后即1909年（宣统元年）谭戒甫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现名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学习。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学校一度停顿，他因参加辛亥革命而肄业，出洋学工的愿望再度落空。几经折腾，出国不成，谭戒甫便以工科转攻国学，首选墨学。他反复研读在长沙新购的《墨子》书，认为书中《墨经》（又称《墨辩》）部分涉及辩学和光、力诸学，能与西学应和，遂对《墨经》的兴趣独为浓厚。后又发现因治《墨经》难度大，研究者少，却与他自己的知识结构适合，便定此为学术选题。

从此以后，谭戒甫锲而不舍，刻苦钻研《墨经》。参加辛亥革命期间，谭戒甫寓居南京毘庐寺时，购得两本印度的因明学译着， 1912年（民国元年）在长沙任教期间进行研读，并将墨辩与印度的因明学以及西方的逻辑学（学生时代已学过）对比研究，发现墨辩不能等同逻辑，墨辩与逻辑学、因明学为三足鼎立，而墨辩与因明尤为接近。有此认识，谭戒甫用四五年的时间写作，到1918年完成了全书的初稿《墨辩长笺》。

稍后，谭戒甫从《墨经》中受批驳的言论中发现了墨辩家的对手形名家，又从《墨经·小取》发现墨辩家的论式。因这两项重要的发现，他对书稿进行改写和增补，并将书名改为《墨辩发微》，篇幅巨增。形名家的代表就是公孙龙子，也因这两项重要的发现，不仅一部《墨经》，而且《公孙龙子》一书也能轻松愉快地通读。因此，从1920起也开始《公孙龙子》的研究和写作。到1928年《墨辩发微》和《公孙龙子形名发微》这两部被称之为姊妹篇的代表作皆已成书，至此谭氏墨学体系基本形成，从而奠定了他在先秦诸子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1936年为国立武汉大学第五届毕业纪年而照）

1928年受聘武汉大学任教后，谭戒甫在原有书稿的基础上，结合教学，不断深入研究修改，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墨经易解》。1957、1958年，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辩发微》；1963、196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二书的修订本。同时，1955年中国科学研究院成立哲学研究所，次年，谭戒甫即同苏联科学院立约译注《墨经》，1957完稿，书名为《墨经分类译注》，于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谭戒甫的学术路向独特，以墨学为基点逐渐扩大研究面。自1928年任教武汉大学以后，结合教学首先开启了对其他先秦诸子和先秦诸子的综合研究，1933、 1935年先后出版《校吕遗谊》、《庄子天下篇校释》等著作，发表了系列研究诸子的论文和讲义（详见下）。继而又开启对金文和《楚辞》及其他方面的研究。1953年由中文转为历史后，加强对西周金文及西周史的研究,撰写了《西周彝铭历谱》（稿本，现藏武大图书馆），并拟定撰写《西周金文综合研究》,其中有些篇已先后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晚年，着力研究屈原作品，撰成《屈赋新编》，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谭戒甫学术研究极富特色，用他的话来说，涉猎面虽广，但都是在他所具有的算学、声光电化及因明、逻辑的基础上来学习研究中国的经史子集各门，比较能钻研艰深的作品。故研究《墨经》、《公孙龙子》发现了墨子中的“论式组织”是中国独立存在“论理学（广义的逻辑学）”，又名家（墨辩家）和形名学家是对立的学派，都是前所未知的。至于《诗》《书》《易》《礼》《左》《国》及彝器铭文等研究，都有创新。（其中未发表的若干手稿，分别珍藏在湖南图书馆和武大图书馆）。

谭戒甫治学严谨，提倡学术争鸣，不主张阙疑。他在答与忘先生（钱穆）时指出：“我是主张不缺的。有疑不缺，必提出论证，委曲求通，以供人家去取，也可能得到一个意外的解决。如人人缺疑，永远下去，就无从启发后学，阻碍进展；但有些实在无法解决，自然会要缺疑的。”这一主张有利于学术，更有益于古籍译注。

二、 一生教学勤恳

1928年7月，民国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国中部的武汉，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当时校址在武昌东厂口比较狭窄，学校在选建珞珈山新校址等工作的同时，还在开学之前聘定教师队伍，时杨树达先生为武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闻谭戒甫治诸子有著作，托友取阅，大加赞美，谭戒甫遂被武大聘为中文系特约讲师，一年后晋升为教授。谭戒甫受聘的当年，即1928年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在东厂口旧校舍正式开学上课。武大虽初办，有旧生，也有新生及预科生，谭戒甫给旧生讲授“诸子概论”等，给预科兼授“中国通史”。1929-1938年，加授“诸子专家研究”、“目录学”、“因明学”等，间任一二年级的“国文”课。其中“诸子概论”和“目录学”是中文系的必修课，也是史学系、哲学系的选修课。

那时没有统编教材，主要靠教师自编讲义，讲义则成为学生获得系统知识，掌握教师讲授内容的重要学习材料，谭戒甫充分认识到自编讲义的重要性，最初是将手写油印稿供学生阅读，后由学校组织印刷。谭戒甫将教学与研究紧密相结合，总是对讲义精益求精，不断修改提升。在武大前十年中，先后出版的讲义有：《诸子专书研究》、《周秦诸子概论》、《庄子天下篇讲义》、《荀子正名篇校释》、《墨经易解》、《墨子经说释例》、《形名发微》、《吕子辑校补正》（上、下卷）、《文章选读》、《本国史》等。多年的学术积累，讲义学术含量高，有些讲议后来还作为专着出版。学生也很看重谭戒甫的讲义。最早听过他课的学生谷若虚毕业六年后还念念不忘听谭戒甫讲《庄子·天下篇》课，他说：“《天下篇》为周秦诸子学说总汇，欲研览诸子当先读《天下篇》。”“师方讲授此篇，历时几半载；当日亲聆其说，不为不详，然犹有未尽喻诸心者。迨后谭师《庄子天下篇校释》脱稿，印发诸生，而若虚又不与其列，每一回想，似有所遗。”1935年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修订本正式出版的过程中，谷若虚喜为校字之役，并说：“窃喜吾师著成是书，凡前所未喻者，无不涣燃冰释矣。”这既说明讲义的重要，更说明学生们对谭戒甫讲授诸子课及其讲义的喜欢程度。“七七事变”后，谭戒甫于1938 年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从此先后辗转任教于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之江大学、中央干部学校（在重庆）等大学，1946 年回到湖南，出任湖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及系主任。

（1953年毛泽东在信中赞扬谭戒甫：“备悉教学勤恳，嘉惠后学，极为感谢！”）

1953年10月院系调整，谭戒甫调回武汉大学任历史学系教授，从而开启了在武大后二十年的工作。在这二十年中主要为本科生讲授：古典文选、古文字学。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金文研究。谭戒甫非常重视学生阅读原著的能力和学术创新能力。注意培养学生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研究生李福泉教授说，导师谭戒甫从宏观与微观的综合研究中倡议新说的治学风格，让学生终身受益。

与此同时，谭戒甫认为青年教师需要传帮带，尤其强调从事先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不仅要能充分利用传世文献，还必须具备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的手段和能力。因此他还热情地指导青年教师学习古文字学，读郭沫若《殷墟萃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甲骨文和金文著作，向青年传授自已研究西周金文的体会。

（谭戒甫在指导青年教师杨范中、赵婷学习殷周金文   1962年7月7日 楼绍甲摄）

三 、位卑未敢忘国忧

谭戒甫一生爱国，甘于奉献。1928年以前，他先是理想出洋学工实业救国，出国受阻后在转攻国学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也曾尝试军政救国。自辛亥革命前两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革命运动他都积极参加过。撮要而言，五次投笔从戎，二次被迫更改名字。

1911年他正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现名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辛亥革命爆发，学校一度停顿。谭戒甫第一次投笔从戎，参加上海反正（11月3日）、南京光复（12月3日）等革命活动。上海反正时上海制造局是顽固堡垒，当时局内有湘乡工人约三千，谭戒甫曾利用乡情关系私入上海制造局鼓动湘乡工人起义。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谭戒甫第二次投笔从戎，代表蒋翊武（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参加了黄兴领导的南京二次革命。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云南打响后，谭戒甫第三次投笔从戎，在湘西发动并参与讨袁驱汤（湖南都督汤芗铭）战争。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反对北洋政府假共和的护法运动。谭戒甫第四次投笔从戎，参加护法军，任湖南第五区司令部参谋，率炸弹队进防武冈、宝庆，不幸被俘，后因北洋军傅良佐（湖南督军）战败退出湖南，才得以保全生命。1918年，北洋军再度南下攻占长沙，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谭戒甫出任清乡司令，打击张敬尧部队，为张敬尧部下杨缵绪军所败而被通缉，同年冬第一次更改名字，将名 “谭作民”改为“谭铭”，将字“介夫”改为“戒甫”。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上讨伐北洋政府的战争打响，谭戒甫第五次投笔从戎，于1927年7月参加北伐，任北伐军后防总参谋部（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三游击司令，负责湖南宣慰收编工作，归广州李济深总参谋长（晚年曾任新中国开国副主席）指挥。1928年因一度下野的蒋介石谋求复职。谭戒甫因反对其副司令孙某（蒋派爪牙）擅用他的名义通电拥蒋，竟被诬陷，遭蒋介石通缉。因此，不得不第二次更改名字，即废除“谭铭”名字，以字谭戒甫为名字。

总之，在谭戒甫身上充满了近代湖南人的精神气质，以国事为已任，一腔热血，紧随时代进退。革命起则挺身而出，投笔从戎，意无反顾。退则从事中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英语或国文课教学，以及担任报社编辑、翻译和主笔，研究《墨经》等先秦诸子。诚如其兄谭毅甫所言：谭戒甫“尝慕墨翟之行，狂奔足茧，以冀救世之急；离父兄，弃妻子，冒危险万死而不辞。其静也，枯坐室中；案头书物狼藉，目治手营，注心微渺。儿女子杂沓喧嚣于其侧，未尝烦其思致也。其卓荦奇异如此！”

（1965年7月谭戒甫与家人合影）

1928年仲秋受聘武汉大学之后，谭戒甫开始一心以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为国家效力。直到晚年，身体多病, 还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校勘古籍, 一笔一划地从事写作, 笔耕不辍。谭戒甫教学勤恳，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一代国学大师，为学术界所敬仰，也受到组织上的重视，毛泽东对这位曾经的老师也很敬重。1955年9月, 毛泽东特邀谭戒甫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并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做客（30日）, 共进午餐。还送给谭戒甫300 元人民币, 请他游览上海、杭州等城市。1958 年4 月6 日，毛主席在武汉体育馆接见武汉地区科学工作者代表时，又亲切地和谭戒甫握手，问侯谭戒甫的身体现状，关心谭戒甫晚年的《屈赋》研究。1963年学校还安排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彭金章当谭戒甫的助教。

谭戒甫晚年除了继续努力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也很关心国家大事。1956年至1963年, 谭戒甫连续四届（二至五届）当选为武汉市人大代表, 出席过全国政协会议, 积极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

（谭戒甫晚年在书宅从事研究和写作）

谭戒甫为人低调，他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一段师生关系，以及后来与毛泽东的交往，从不轻易对人讲起。直到1972 年4月左右，毛泽东的外甥女、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后为副部长）的王海容带来毛主席的问候。陪同王海容一同前来的有武汉军区、湖北省、学校领导，以及历史系的负责人。从此谭戒甫是毛主席英语老师之事才广为人知。

湖北日报资深记者楼绍甲先生提供了珍贵的照片；武大档案馆提供了重要资料；朱传棨、丁四新、李福泉教授及吴晓欣博士也给予了资料帮助；谭固生、谭乐生、谭仲嘉、谭季麓、谭鄂除提供照片外，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一并致谢！

（罗运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