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问题，我们的明确态度是：“一定要实现台湾统一，也一定能够实现台湾统一”，其中“一定要”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坚定意志与美好愿望，而“一定能够”则要揭示和顺应客观规律，善于“谋势”与“攻心”。

当前，台湾问题已经从海峡两岸问题演变成太平洋的两岸问题，甚至成为一些国家的内部法律问题，从根本上看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东西方治理文化的冲突、交融以及由此引发的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等问题。

我们看到在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人的操作下，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一步步从思想认识上塑造了远离祖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并已严重影响了台湾同胞的祖国认同感。据报导，两蒋时期有90%以上的台湾人，自认为“是中国人”，但是如今持有此观念的人已大幅减少，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尤其是国民党自身竟然也回避统一议题，或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受“一国两制”，可见除了大众受台独教育以及美国“以台制华”等西方势力的影响外，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就是社会治理方式受西方价值认知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讲，就是当前世界的话语体系和主流文化依然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问题不容忽视。

为此，围绕对台的武统与和统问题，当前我们有必要向历史寻找智慧。古人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家语·相鲁 》）。“武备”不可或缺容易理解，而如何开展“文备”，则非常需要结合当下“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局”（以下简称“两局”）来准备，把统一台湾作为局部问题纳入民族复兴之大局，将掌握国际话语体系的主动权纳入中华文明如何消化与吸收西方科技文明之历史全局，处理好“谋全局”与“谋一域”的关系，下面就此谈几点思考与大家交流。

一、意识形态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类最深层的认知方式和构筑其上的文化影响力问题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毛主席也曾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推翻当前的国际话语霸权体系同样如此！关于这方面的方法，早在1917年8月毛主席致其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可给我们当前争夺国际话语主动权以深刻的启发！“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因此，当前国家统一的“文备”工作，非常需要我们深究涉及人类深层哲学思维之认知规律，结合“两局”，高屋建瓴、正本清源，从传统文化精髓中提取认识论、逻辑学基础，从中华文明如何消化与吸收西方科技文明的高度，扭转乾坤，达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三国志》）的最佳结果，以从根本上扫除台湾回归过程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别有用心的舆论欺骗，紧紧把握对台“攻心为上”的“统一战线”主动权。

习总书记曾经指出，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国家“挨打”“挨饿”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全球话语体系依然为西方国家、西方文明所主导，这是我们需要正视并着手解决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显然这方面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已经逐渐沦为有名无实的“民主与自由”价值观，更根本的是要着手解决几百年来西方以“科学”名义假借的认知方式————长期以来在人类思维方式底层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认识论和逻辑学！

由于左右人类思维方式的认识论与逻辑学，它能从根本上主导和规定人类的知识体系构建与价值观认同，因此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地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因此关于人的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是人的一个根本问题，它是人类构建文明形态、国家认同、治理方式的重要意识形态基础！

二、结合“两局”，做好文化复兴的“谋势”与“攻心”工作

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坚船利炮，从西方传播进来的还有一套西方的“文备”体系，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如果我们对此缺乏批判性的吸收能力，只知其利，不知其弊，我们就无法有力地反驳或者回答这样的问题：“缺乏科学精神是我们文化的重大缺陷”？（某知名大学领导语），“中医不科学”，“中华文明有没有发现规律？有又是什么？是阴阳五行和八卦吗？”还有我们只有“朴素、零碎、自发的辩证法”而“没有物理学、哲学和逻辑学”等等命题，导致李约瑟之谜至今还是无解。这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学术理论的元命题，通过千回百转，它们终将对话语体系的主导权乃至国家治理方式的意识形态建设产生根本的影响。

我们看到，由国内的“中医不科学”等，到国际上我们常常陷于西方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对立面的困境，从根本上讲，这是被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主导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抽象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当前真正压在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上的最底层、最沉重的绊脚石，是我们必须冲破的思想牢笼和解放思想的关键切入点！为此，立足于根本规律，与时偕行，在积极主动地消化和吸收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知己知彼，扬长补短，在诠释好中华文明认识论、逻辑学、价值观的基础上，从规律意义上树立起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从根本上打破阻挠“一国两制”实施的政治藩篱，这是当前我们做好“谋势”与“攻心”工作的关键！

关于“谋势”，古人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就是要积极把握新时代生产力发展这一决定性因数，主动顺应因信息通信与交通技术迅猛发展，而引发的万物互联，促进事物从局部迈向整体形式存在，以实现整体最优和协同发展这一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大势，从规律意义上深入阐述中华文明特征的同时，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经济合作，从实践到理论构建起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破除长期以来西方依托形式逻辑构建起来的固化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谬误，颠覆其非“民主”即“专制”的错误认知模式，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合作共赢的精神内涵，打造彼此尊重、相融互济与共享共赢的理论与辩证逻辑体系，以现实的经济基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上层建筑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于“攻心”，清代赵藩撰写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成都武侯祠联）是典型的中国智慧。台湾的统一和下一步的有效治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重要“一域”，如果我们立足“两局”，积极促进从规律认识、文化认同到治理方式认同，从根本上讲还需要解决类似当年汉武帝提出的“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问题！也即必须从根本上揭开“李约瑟之谜”，讲清楚中华文明有没有发现过规律？其认识论、逻辑学依据是什么这样的根本问题！同时从认识论、逻辑学底层完成消化和吸收西方科技文明等重大历史课题。现阶段这也是我们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战略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重要讲话精神的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历史任务。

三、重视和深化认识论、逻辑学问题研究是消化和吸收西方科技文明的关键

爱因斯坦曾经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其因果关系”。众所周知，其中形式逻辑强调的是凡事应该按照“排中律”（另外还有“同一律”和“矛盾律”，但三者本质相同）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而这方面恰恰和我们中华文明强调的“中道、中观、中庸”与“致中和”的认识论相反相成！转换为现代的语境来讲，即为什么在逻辑思维方面，同样对待一个“中”字，东西方认识论却截然相反呢？记得毛主席曾经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显然围绕“中”字截然相反的认知方式绝不是文字的偶然巧合，而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底层受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支配的缘故！

在这里我们从逻辑学的角度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应用“排中律”思考则必然得出“非黑即白”、“有你没我”的结论；而“致中和”才是人类合作互利，实现双赢所需的思维方式！它也必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基础。因此，当前我们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讲清楚“排中律”与“致中和”、“对立统一”规律与“阴阳之道”的关系十分重要！我们需要从思维规律的高度寻找两者有机结合的共振点，这对解放思想，构建立足于根本规律之上的新的话语体系，为人类底层思维提供新的逻辑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现在大家都深切地感觉到，底层的芯片技术和操作系统被西方控制的危害性，但是更加值得重视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普遍地、自觉地觉察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底层已经被西方形式逻辑设定乃至控制的危害性，以至于不少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医不科学”，这真是一个非常典型、最需要正本清源的时代话题！我们经常看到，在国际话语权主导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驾轻就熟，随便都可以抛出一个所谓“民主与专制”这类二元对立的话题，以至于其不少“同盟国”乃至我们国内的一些“公知”，都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思维方式所绑架而产生错误的认识，至今国际上也还普遍缺乏对各国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支撑。

为此，破除这类二元对立命题及其逻辑基础的片面性已经是十分重要的时代任务！我们必须了解除了支撑形式逻辑的抽象思维之外，还有形（意）象思维和辩证逻辑。记得毛主席曾经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见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57页），显然，逻辑学是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它对话语体系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和决定性支撑作用！

四、化危为机，将实现台湾统一作为促进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一个重大战略机遇

涉台问题的“谋势”与“攻心”，需要谨记“没有原子弹，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就不算数”（毛泽东）这样的铁则，一方面要抓好“武备”等国家硬实力的支撑，另一方面要胸怀“两局”，做好“文备”的软实力工作。“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宋.朱熹），从源头和根本上讲即要从人类思维方式的底层，即从逻辑学、认识论方面通过深度挖掘、返本开新，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个讲清楚”的时代课题，做好“两个结合”，才能赢得国际话语体系的主导权！同时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思想、学术和理论基础。

毛主席在《矛盾论》一文深刻地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辨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一个依据“排中律”是离散、同质的二值逻辑，一个依据“致中和”是连续、异质的三值逻辑，西方二值逻辑（形式逻辑）实际上是东方三值逻辑（辩证逻辑）的一种特例，因为三是包含二的！因此我们的中华文明是完全有底蕴、有能力、有依据来消化和吸收近代伴随坚船利炮传播进来的西方科技文明，这方面涉及的认识论、逻辑学问题正是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根本抓手和关键切入点！

       历史正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我们既要努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强国和“谋势”，也要善于揭示支撑人类文明底层认知规律来正本清源和“攻心”，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实施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上升到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高度，把对台工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紧地结合起来，把握时势，勇于担当，历史的重大机遇应该就在当前！